汪洋杨洁篪暗示中美关系“反复”隐患

在“中美共治”的提出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Niall Ferguson）5月中旬警告中美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岛屿上”、围堵战略不适用当今世界后，中美正在进行两个重量级的接触：一个是北京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另一个是新加坡举行的聚焦南海的香格里拉对话。

从1998年到2007年间，中美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二。IMF数据亦显示，2010至2015年间中美对全球增量贡献比最高年份为2012年111%，最低2010年26%，平均约为67%。同时，中美相互之间的融合程度自不待言。其实，正如弗格森的预言，当今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中美之间会发生不可控制的地缘政治灾难。

就像陈冠中在《建丰二年》中的想象，即使是国民党执政，建丰也必须承认，即使讨厌美国如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美之间的盟友关系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政治操作层面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互相无法离开——产业经济的衔接和互补是难以回避的。

但是，人们又不必对“中美共治”抱持过高的理想主义期待，必须读解到中共在外交场合的否定性回答中所暗示的关键问题所在。

譬如，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双方本来的出发点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是对立的。南海问题极有可能是两个大国最后滑向冲突的导火索。但是在此之前，双方有没有更好的、或者说更冷静的办法去“延缓”摊牌的时间，让互相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找一个温和而智慧的解决方式。

很显然，中美都在经营自己的国际“朋友圈”，甚至彼此粘合的套路都是相似的。但是，习近平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到这个朋友圈不应该是“排他性的”，同时“宽广的太平洋不应成各国博弈竞技场”。但是，这显然是他个人的理想状态，华盛顿会听进去吗？如果听不进去，怎么办？中美要各行其是，直到兵戎相见吗？

这一地缘政治的矛盾冲突在中美之间恐怕是短期内无解，这一话题将继续“争吵”数十年。而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都开始转向某些细节摩擦的操作层面，假如这些问题处理不够细腻，或者迫使对方互相采取报复性的对抗措施，那可能后果会是“两败俱伤”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会出现经济上的“恐怖平衡”吗？

譬如在此次对话中，中国钢铁产能过剩超过人民币问题成为中美争吵的焦点。其实这并不奇怪。外界认为，中国钢铁行业的长期产能过剩，是导致国际市场上廉价出口钢产品大幅增加的原因。廉价进口钢产品已导致很多欧美钢铁厂破产。欧盟一直面临压力，不要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如果赋予市场经济地位，以涉嫌倾销为由起诉中国企业的难度会加大。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奥巴马政府已为禁止进口中国钢产品铺平道路。

其实，中国政府早已经意识到问题，并在这两年一直推进在国内看起来激进的供给侧改革。但是积重难返的形势还是成为中美此次经济对话的重心。所以说，双方的分歧不在于削减落后产能的意愿上，而是在于操作手段上。中国承诺努力与拒绝承诺进展，会怎样取得互相的信任，而不是迫使对方互相动手演化矛盾。

诸如此类，人们看到，无论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即使有分歧，双方也以专业、尊重、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了沟通，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来管控它们”，财长雅各布·卢在对中国官员“逐步削减”过剩钢铁产能的承诺表示欢迎，还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我为有卢财长这样一位对话的对手和合作的伙伴深感荣幸”，国务委员杨洁篪称“尽管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但始终朝着同一个目标而不懈努力”，都在积极肯定中暗藏着某种否定性暗示，透露出中美合作下潜在风暴。

总之，中美结构性冲突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不过不一定会出现激进局面。而技术性操作问题虽然是可解决的，但如果中美关系大局出现波折，某种程度的“反复”可能不可避免。当前，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成功达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票门槛，有评论称这对可能会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存废是一个好消息。其实，形势比人强，将中美关系进退寄托于一人显得过于凶险难测，换作另一个人，一定程度上的反复会否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