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第二次洋务运动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由邓小平最初主导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崛起。但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它，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奇迹”。哪怕是仅仅把视线延伸到上一个世纪，那时候风生水起的洋务运动与今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就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人把改革开放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

首先，它们的大背景都是类似的。“中华民族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清王朝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接连失败，割地赔款，统治者大失颜面，唯一出路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展了洋务运动。而改革开放的背景也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导致了经济长期停滞，民众生活贫苦。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共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洋务运动的旗号是“求强”、“求富”，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习西方、振兴经济成为两者共同的主题，两者都是上层统治者主导的救亡图存乃至民族复兴运动，都是现代化的尝试。

两者内容也有许多类似之处，都集中在经济、教育、军事领域。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都“默许”私有经济发展，都突出建立强大国防……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坚持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力图保持统治者的特权利益。当然，无论广度还是深度，洋务运动都不能与今朝的改革开放“同日而语”。

正是因为洋务运动在改革开放深度和广度的有限性，导致了清政府没能顺利实现工业化。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日本的1.5陪，北洋海军的实力排名世界第七，远在日本海军之上。但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却一败涂地。原因何在？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进行，进行了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变革是全方位的，当时的日本政府已经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不仅消除了地方封建割据，还建立了现代国家财政与金融制度，统治者有效调和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国民对国家的效忠。而清政府则是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各地方割据势力各自为政，现代国家财政与金融制度更是空中楼阁，社会各种族、阶层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国民对国家的效忠更是无从谈起。

可喜的是，历史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在1978年的邓小平手中所掌握的资源远非李鸿章所比，通过共产革命，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承继民国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基础与资金技术积累，中共没有洋务派白手起家创业的迷茫与艰困。当时中国的财政与金融制度虽然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但已经可以成为工业化建设的有力支撑，中共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力，社会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由于长期的战乱与错误的经济政策，经济停滞了半个世纪之久，一旦走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立即表现出惊人的爆发力，一日千里，取得了为人惊叹的成就。

但与洋务运动的洋务派一样，中共没能建立以民主法治为标志现代国家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制度上的弊端日益显现，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缺乏监督，各级官僚的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统治精英的威信大为降低。由于私营与外资经济的发展，就业体制的变革，中共目前对社会的控制力已远不及邓小平时期，社会虽没出现大的动荡，但在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的情势下，社会趋于原子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中国边疆的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等地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逐渐抬头，中共面临如何在现行统治体制框架里解决这些问题的严峻挑战。

与洋务运动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还面临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洋务运动主要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中小城市和农村鲜有触及，而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也突出表现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其他地域虽也有所进步，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无法和发达地区相比，与清末时期一样，经济、教育与文化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小城市都面临着经济凋敝和人才流失的问题，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将成为阻碍中国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在全世界赞扬歌颂中国崛起的时刻，海内外诸多学者出于避免得罪中共，遭致不必要的麻烦的目的，普遍采取自我审查的策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限视而不见，造成国人对中国的现实缺乏全面的了解，整个国家，从统治精英到大众百姓，对未来改革的方向都没有远景规划，仍处于邓小平时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