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官赴台：家人遭蒋介石绑架裹挟

发布：2016年06月15日 11:03 来源：多维新闻

发布：2016年06月15日 11:03

来源：多维新闻

就普遍的现象而论，地主因为害怕被清算，遂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南迁，农民则留下来与中共一起建立政权。然而，有些人不是自愿随军队南迁的，竟是因政治因素被裹胁而来的。“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时，为防止手下大员投共，每每以大员家属为人质，裹胁到台湾。”本文摘自“故事”网站，作者汪栢年，原题为《国共内战后的生死抉择：要不要去台湾？》。

蒋介石在办公室留影（图源：中华民国总统府网站）

在国共内战后，尤其是 1949 年，有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受到时代洪流的推动，他们往往是身不由己的。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1]

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中的失利，士兵只好跟着军队一路逃亡来到台湾。“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 1950 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2]

一个“逃难”与“回家”的故事

一个流亡学生高秉涵，他出生于山东荷泽县，在 13 岁时成为一个“学兵”，原本要到南京读书，却一路跟着国军撤退到台湾。在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台湾后，流落街头，成为一个小贩。后来凭着过人的毅力，半工半读考上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成为军事法院的法官。在退伍后，高秉涵成为一位律师。在开放大陆探亲后，他帮助一些老兵完成心愿，将他们的骨灰罐搬回大陆故乡。

这是一个发生于我们周遭的真实故事，但是却好像是一个不同时空的奇幻小说。

像高秉涵这样，大难不死，而能来到台湾，又可以藉着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的机会，回到大陆故乡的真是少之又少。

一般而言，我们只要想到 200 多万军民渡海来台，一定直觉反应是蒋中正深思熟虑规划的一场集体行动，很少人会想到──它其实是大时代下的一场生命存亡之旅。

历史上来台湾的迁徙或接收行动有是有：但是，像1949 年在短时间内迁入大量人口的大迁徙，则前所未有，且这些庞大数量的民众大多是在敌人炮火追击下逃亡来台，他们来自不同阶级与职业，但以军人居多。大多数人在惊险的逃亡之旅结束后，还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却最终埋骨于台湾。命运之悲舛，莫甚于此！

大变动时代中的抉择

大部分人认为，国民党员及高层官员一定会跟随国军渡海来台，其实不然。

老报人龚选舞在《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回忆录》书中回忆当时的景况：

“犹忆撤守大陆之前，美援不来，财源枯竭，包括蒋主席亲信的陈布雷先生在内，都曾建议蒋氏，谓他促请孔（孔祥熙）、宋（宋子文）捐输，以纾国难，结果，就在忠贞的陈先生遭受苛责，一死上报之余，护财重于救国的孔、宋两家吓得逃难赴美，把成亿的钱财全都搬到了新大陆。”[3]

就普遍的现象而论，地主因为害怕被清算，遂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南迁，农民则留下来与中共一起建立政权。

然而，有些人不是自愿随军队南迁的，竟是因政治因素被裹胁而来的。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时，为防止手下大员投共，每每以大员家属为人质，裹胁到台湾。”[4]

非志愿来台的例子很多，毕业于黄埔军校、担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的乔家才将军，就是被逮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后强押到台湾。另外，在上海陷入共产党之手前夜，当时明明已非总统而是“国民一分子”的蒋介石，居然派人送来手谕，下令抗日名将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去台湾，并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

当时，杜聿明的部下于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自己也被解放军俘虏。蒋介石这一目的，显然是要扣住人质，使共产党不便利用杜聿明，也使杜聿明自己心存恐惧。曹秀清到台湾后，发现一切都是蒋介石的骗局，房子没有、衣食无着，全家只有一点点生活费。[5]

即使选择来台湾了，但仍有许多人无法如愿以偿。

如 1949 年行往台湾的太平轮，在 1 月 27 日的小年夜撞上驶往上海的建元轮，两艘船共有千余人遇难。这艘船上乘载众多名人、商贾，许多“政商、名流、要员”的家庭因此天人永隔，被形容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是一起世纪大惨案。[6]许多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因时局紧迫，也只得留在大陆，“国防部由南京迁广州，再由广州迁重庆。此际共军已逼近重庆，而大部分国防部人员无法运台，只有就地遣散。”[7]

许多部队因船只分配失宜，只能在码头眼望着船只离去，转眼间即遭背后的共军歼灭。[8]真正能来到台湾的只是大逃亡潮中的少数幸运者。

1949 年 2 月 11 日“星岛日报”报导：国民党由南京逃向广州时，将大批中下级公务员及大批流亡学生置弃不顾。不少公务员在国民党机关中，在不足餬口的薪水待遇下工作了几十年之久，但行政院长孙科和一群部长们，一点遣散费也不发给，就把他们丢开了。南京各大学中的公费生已被停止发给补助费，因而陷于无食无助的境遇。[9]

逃亡的不只是军队，还有年幼的学生：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越过山岭，就是越南。[10]

1953 年 6 月 10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208 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11]有些学生被强迫进入军中服役，从此迈向不同的人生处境。[12]

许多流亡者，心中向往的还是大陆与祖国。他们跟随大时代的逃亡潮中流浪到台湾，身体困在这个小岛上，心却不在台湾，往往神游祖国大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逃亡潮结束后，两岸的对立也使得人们无法自由选择居住地。1975 年，共产党释放了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放出以后，安排参观、安排工作，如有人要去台湾的，也悉听尊便。结果有王秉钺等十人表示愿来台湾，可是国民党政府不准他们来，其中一人张铁石，愤而自杀了。最后是美国基于人道主义接纳避难申请。

1949 年的大特色之一就是骨肉失散、生离死别。逃难过程中，艰苦异常。龚选舞描述他在搭乘京沪特快车逃难的景象：“买了票竟上不了车，只好在里应外合之下，才从窗户被人连推带拉地挤了上去。一路上像沙丁鱼罐头般堆在一起，妇人们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也就只好裹着毛巾被褥方便了！”[13]

迁徙到台湾的“外省人”，思乡情切，与亲人两地相隔，如同死别，情况异常悲惨。

“我父亲（齐世英）随中央先到广州，又回到重庆参加立法院院会。1949 年 11 月 28 日，在重庆开了他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会后备了两张桌，吃饭时大家心情非常沉重，有散伙的感觉，次日搭上最后飞机飞到台湾。初来台湾时，肺部长瘤住院，手术后一夜自恶梦中惊醒，梦中看见挂在城墙上滴血的人头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14]

在解严之前，雷震已提出“反攻无望论”，认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是蒋政权的统治借口。然而，许多来台的老兵仍然在情感上选择相信这样的口号，期待能跟随政府再度踏上祖国的土地，回到熟悉的家乡，与分隔已久的亲人重逢。这是一段属于 1949 年来台、及当时的台湾人共同建构的历史，充满血泪、误解与谅解。

从 1949 年历史隧道中走来的人们，有许多是渡过汹涌台湾海峡的国军。他们成为今日台湾人民口中的“老兵”、“老荣民”。“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但是过不了多久，“老荣民”在台湾会绝迹。

随着最后一名“老兵”去世，老荣民将会成为真正的历史名词。我们的下一代也只能懵懵懂懂地接受传统教科书中千篇一律的说法，历史的真相将从此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消失。

注释

[1]龙应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文化，页24。

[2]同前注。

[3]龚选舞（2011）。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新北市：卫城，页286。

[4]李敖（2011），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台北：李敖出版社，页196。

[5]同注3，页199。

[6]张典婉（2009），太平轮一九四九。台北：商周，页32。

[7]郝柏村（2011），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台北：天下文化，页446。

[8]林桶法（2009），1949大撤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54。

[9]同注3，页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