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遭人写信告黑状失去总参谋长

在物色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过程中，邓小平广泛征求中共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打仗不错，团结同志，主持总参谋部时工作认真负责，拟由他接任总参谋长，并准备将总后勤部部长张震调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当时，军委一位领导还找张震谈话，向他说明军委“考虑到杨勇一直当指挥员，对参谋业务不太熟悉，决定调你任第一副总长，协助他工作”的意图。就在此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杨勇在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比较坚持原则，得罪了一部分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杨勇接任总参谋长，于是关于杨勇的流言蜚语又多起来，不少匿名的告状信也寄到了军委等有关部门。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军委对总参谋长人选又有了新考虑。本文摘自2014年第5期《世纪风采》，作者李笑，原题为《说不尽的军中“三杨”》。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中，号称军中“三杨”的杨得志、杨成武、杨勇无疑是其中三颗相当明亮耀眼的星。踏着中央苏区红土地走出来的军中“三杨”，从漫漫长征路到用兵华北，从鏖战朝鲜战场到和平时期的祖国建设，他们3人有太多相似的经历。巧合的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央军委物色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时，“三杨”都曾被作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来考虑。“三杨”的革命生涯可以说是人民军队建军以后半个多世纪历程的集中缩影。

长征路上书传奇

在赫赫有名的“三杨”中，杨得志年龄最大，1911年1月生；杨成武年龄最小，1914年11月生；杨勇年龄居中，1913年10月生。

杨得志，湖南醴陵人。和杨成武、杨勇进过中学学堂不同，儿时的杨得志只上了两年私塾，就随父亲学打铁，后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并随部队上井冈山。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以及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他身经百战，从一名战士一级不差成长为团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他带领红一团担负先遣任务，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机关，为红军顺利北上抗日开辟了通路。他率红一团强渡天险乌江，继又组织17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在人民军队历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副师长、第二师师长，指挥部队参加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重大战役。

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29年1月，杨成武参加了闽西古城暴动。1930年3月编入红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杨成武进步很快。1931年11月，担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年仅17岁。杨成武能征善战，精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被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他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长征途中，他指挥红四团指战员，突破乌江天险，粉碎了敌人堵截红军的美梦。1935年5月，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率红四团飞夺泸定桥，在山高路险，途中有敌人拦阻的情况下，创下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奇迹，粉碎了敌人妄图使朱毛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企图。在过草地的征程中，杨成武率红四团作为开路先锋，为全军北上踏出了一条道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成武任红一师政治委员。后在毛泽东等的关心下，杨成武改任军事主官，担任红一师师长。

杨勇，湖南浏阳人。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1930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历任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的斗争。长征途中，杨勇率领红十团与兄弟部队一道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渡过湘江后，红军部队转向贵州前进，杨勇又率部冲锋陷阵，英勇奋战，大战土城、娄山关、遵义、老鸦山，四渡赤水，多次出色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在红一、四方面军北上途中，杨勇率部机智勇敢地掩护中央领导机关迅速脱离险区，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杨勇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四师政治委员等职。

长征前后，“三杨”以出色的战功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长征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从出发的8.6万人减少到不足万人。由红一、三军团等部队合编后的红一军团下辖只有三个师，“三杨”的职务不降反升，从长征前的团级干部升任师军政主官。这也充分反映经过长征之后，“三杨”在红军队伍中的地位快速跃升。

身经百战的兵团司令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杨得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杨成武任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勇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改编时团未设政治委员）。

1938年初，杨得志任第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率部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与六八九团会合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任冀鲁豫支队支队长，率部在冀鲁豫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支队一度发展到近两万人。1940年起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组织军民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

杨成武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跟随聂荣臻，长期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参与创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久，独立团迅速发展到7,000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任师长。1939年11月，在黄土岭战斗中，杨成武指挥部队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随后，杨成武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击日军“五路合击”和百团大战。抗战结束后，冀中军区部队组成冀中纵队，杨成武任司令员。

1937年底，在平型关大战中负伤的杨勇伤病未好，便带领部分干部到山西武乡等地扩军，不久回到部队任六八六团团长兼政治委员。1938年11月，杨勇率部随第一一五师师部东进晋东南。1939年7月，任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后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担负统一领导鲁西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1941年春，杨勇赴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任军事高干队队长，并参加了延安整风。1944年后回到冀鲁豫地区，在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期间，组织指挥军区主力和地方武装连续作战，拔除日伪据点，反击顽军，收复城镇，巩固发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开始时，杨得志率晋冀鲁豫第一纵队在前往东北的路上滞留晋察冀根据地，后应聂荣臻要求留在华北地区指挥作战。1947年5月，晋察冀野战军建立了新的领导机关，杨得志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他们率领野战军纵横华北，转战各地，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48年底，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北主力部队整编为三个兵团，杨得志担任第二兵团（后称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担任第三兵团（后称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在解放华北的过程中，杨得志、杨成武始终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平津战役后，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参加太原战役，继又进军西北，参加陇东追击战和兰州、宁夏等战役。杨成武则留在华北坚持斗争。杨勇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等职。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其后，杨勇率部转战江淮，逐鹿中原，屡建战功。1949年2月，杨勇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渡江战役后奉命向大西南进军。

从抗战初期分兵创建根据地起，“三杨”在华北地区驰骋多年（解放战争中后期杨勇离开华北），英勇作战，为人民军队在华北地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军队整编。全军合计整编为16个兵团，“三杨”分别担任了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此时的“三杨”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地位十分突显，在整编后的十六个兵团首任司令员中，除了陈锡联、叶飞两人和他们年龄相仿，其他司令员的年龄都比“三杨”大。

长期主政大军区和任职统帅部

新中国刚刚成立，东北边境硝烟又起。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抗美援朝时期，作为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分别率部参战，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三杨（羊）开泰”。1951年2月5日，周恩来在欢送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部入朝时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三杨”先后率部入朝，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1952年7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之后杨得志、杨勇先后都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

“三杨”从朝鲜战场先后回国后，都被中央委以重任。杨成武历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务副总参谋长，1966年起，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67年9月起）。“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多年。1974年底恢复工作，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1977年9月，中央决定杨成武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前往福建前线主持福州军区军事工作。

杨得志1954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后，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等职。上世纪60年代，杨得志在济南军区组织领导部队进行大练兵，杨勇则在北京军区领导所部掀起大练兵高潮。1964年，他们率军事训练尖子在北京汇报表演，接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受到高度赞扬。文革期间，杨得志因所处位置不是中枢，没有像杨成武、杨勇那样受到多年残酷的迫害，但也受到一定的冲击。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杨得志由济南调住武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79年2至3月，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维护了西南边境的安全。

1958年10月，杨勇回国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任职期间，他积极投入到保卫首都安全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上。“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杨勇重新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后任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在1976年的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乌鲁木齐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诬陷他是新疆“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但杨勇一直不为所动。1977年9月，杨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常务委员，协助兼任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此时，杨成武作为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工作重心在福州军区，平时不参与总参日常工作。杨勇在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期间，工作卓有成效。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杨勇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由于“三杨”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突出战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人民军队中的地位进一步突显。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三杨”均被授予上将军衔。而且从授衔时的年龄看，杨得志44岁，杨勇42岁，杨成武41岁，堪称开国上将中的“少壮派”。文革之前，京畿重地北京军区仅有的两任司令员就是杨成武、杨勇，而且还都是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兼任。文革前后，杨成武和杨勇还分别主持过总参全面和日常工作。杨得志则长期在大军区任职，他和许世友是人民军队中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时间最长的两位高级将领，从1955年至1980年，长达25年。

先后被提议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

1979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由于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着总参谋长，事情太多，总参的工作实在顾不过来。因此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并在此次军队领导干部调整中统筹考虑总参谋长接替人选。

对于此次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中央明确由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负责牵头。在酝酿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时，聂荣臻对前代总长杨成武的情况很了解和熟悉。当时的杨成武65岁，离京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已逾两年。在那时军队高级干部年龄都比较老化的情况下，聂荣臻认为杨成武年龄不算大，身体还比较好，并有长期在总参谋部做领导工作的经验，比较熟悉军队的情况。因此他认为杨成武重回总参谋部工作比较合适。为此，聂荣臻专门给军委写信，谈他对杨成武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看法，并安排秘书周均伦去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当面汇报他的意见。但是，由于杨成武长期在军队中枢总参谋部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和文革时期的军内问题不可避免有这样和那样或多或少的牵连。因此，当时军内对杨成武作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异议不少。

在物色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过程中，邓小平广泛征求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打仗不错，团结同志，主持总参谋部时工作认真负责，拟由他接任总参谋长，并准备将总后勤部部长张震调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当时，军委一位领导还找张震谈话，向他说明军委“考虑到杨勇一直当指挥员，对参谋业务不太熟悉，决定调你任第一副总长，协助他工作”的意图。

就在此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杨勇在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比较坚持原则，得罪了一部分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杨勇接任总参谋长，于是关于杨勇的流言蜚语又多起来，不少匿名的告状信也寄到了军委等有关部门。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军委对总参谋长人选又有了新考虑。

11月底，邓小平召见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谈了他对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意见，并安排耿飚向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作了汇报。之后，邓小平又指示耿飚向在广东休息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征求意见。11月30日到12月5日，耿飚和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专程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总参谋长接替人选问题。叶剑英在听了耿飚与韦国清的汇报后，十分重视总参谋长接替人选问题，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让耿飚和韦国清回京带给邓小平。

12月6日，耿飚和韦国清回到北京后向邓小平汇报了广州之行的情况。为确定好总参谋长人选，12月14日、19日，邓小平又冒着北京的严冬亲自赶到徐向前、聂荣臻家中，和他们交换总参谋长人选及其他相关事宜。亲自出门拜访有关领导，对那时及之后的邓小平来说，是不多见的。最终，经过邓小平和几位老帅的反复协商，终于确定下来新的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杨得志。在酝酿杨得志作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时，很多同志都谈到，杨得志是我军有名的战将，从一名普通战士逐级成长为大军区司令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为人正直，能团结同志，善于联系群众，领导作风民主，是比较合适的总参谋长人选。

1980年1月，总参谋部领导班子开始调整，杨成武、张才千、李达不再担任副总参谋长，张震、刘华清任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继续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张才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李达任军委顾问。2月中旬的一天，邓小平专门会见杨得志，向他传达了中央让他接任总参谋长的决定。

2月20日下午，总参谋部召开所属部局正职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主持会议，并宣布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83年1月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在病逝前4个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身患癌症的杨勇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可以说这个职务也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杨勇一生的充分肯定。

1983年6月，杨成武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不再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76岁的杨得志不再担任总参谋长，由58岁的迟浩田接任。杨得志是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参谋长，也是最后一位担任总参谋长的开国将帅。1994年10月25日，杨得志在北京病逝。进入新世纪的2004年2月14日，“三杨”中年龄最小的杨成武最后离世。至此，“三杨”永远留下了人民军队中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