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亲日的孙中山到了晚年究竟有多反日

孙中山其实并非如人们传说中那样是一个“亲日”人士。孙中山的所谓“亲日”，其实不过类似于“机会主义”，当需要日本援助时，自然要亲日，而当日本不提供援助、甚至制造妨碍的时候，则不再有亲日的必要。所以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年轻时候和晚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学荣说史”，原题为《孙中山亲日吗》。

我们有一些国民在看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犯一种叫做“刻舟求剑”的错误。打个比方说：人们都听说牛郎和织女的感情很好，可是当你打个电话给牛郎，牛郎的说法往往会让你大跌眼镜：“织女？我和她已经离婚了，这女人不靠谱！”其实，牛郎确实是爱过织女，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时间变了，事情也变了。

以过去的印象来看待今天的事物，这就叫做——刻舟求剑。

孙中山亲日吗？这其实也是一个“刻舟求剑”的问题。诚然，孙中山在早期，的确有过大量的亲日言论以及行为，最典型的就是——多次向日本人承诺：帮助我革命，事成之后，我把满洲（东北三省）委托给你们日本治理。

于是，我们有不少“刻舟求剑”的历史爱好者，拿孙中山早期的这一类亲日言行来判断孙中山，说孙中山是个亲日人士、汉奸、卖国贼……但是，人们往往没有看到：其实在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之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已经逐渐由“亲近”走向了反感、防范，甚至是对抗。

也就是说：孙中山其实只是早期亲日，而到了后期则是反日。正如牛郎曾经爱过织女，但是离婚之后，牛郎对织女其实是颇有微言。

那么，怎样证明孙中山在他人生的后期走向了反日呢？我们都知道：亲日也好，反日也罢，都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是不能做到准确证明的，唯一有迹可寻的，就是孙中山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间的涉日言论——我们没有办法窥探孙中山的内心，但是孙中山的言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心理活动。

于是，我们不妨通过史料，看看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发表过什么样的“涉日”言论。

我所引述的第一条“涉日”言论，是刊登在1919年6月24日《民国日报》的一篇访谈文字，名为《孙中山先生答《朝日新闻》记者书》，在这篇访谈中，孙中山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发表了自己对日本扩张国策的反感、以及对日本收敛其国策的期望。

在该篇报道中，日本记者问孙中山：“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恨日本？有没有办法调和两国人民的感情？”对此，孙中山给出了一篇很长的回答，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予照录，孙中山回答的大意是以下几点：

......日本军阀逞帝国主义的野心，向中国发展侵略政策，两国的国策在根本上不能相容……例如，日本在（1914年）攻克青岛的时候，曾经对外宣称：会将青岛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竟然食言、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这无异是出卖中国人的举动……中国人能不恨日本吗……日本的政府和军阀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但同时又幻想中国人民不和他对抗、反而和他亲善，那岂非是白日做梦…….希望日本能悬崖勒马、对中国从根本上取消扩张政策，东亚才能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本，已经是充满了微词，他对日本已经不如辛亥革命之前那样亲近，而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对抗的情绪。

我们再来看一篇。

史料《新韩青年》一九二O年三月一日创刊号，刊登了一篇《中国前大总统孙逸仙氏对日本谈》，其内容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1日接受东京《大正日日新闻》记者的访谈。

在这篇访谈中，《大正日日新闻》一名姓“大江”的日本记者对孙中山说：“希望先生您不要将我看作日本人，请您将我看作亚洲人”。不料，孙中山很不礼貌地回了他一句：“你们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亚洲人”。大江记者大吃一惊，问孙中山为何这样说。

对此，孙中山也予以了很长的回答，其大意是：“你们日本人是亚洲的侵略者，你们自称为亚洲人吗？那么请你们将东三省的殖民权利（指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还给中国，另外，也请你们将朝鲜半岛还给朝鲜人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索引其原文进行细读。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史料，记录在案的。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与辛亥革命前后大不相同，孙中山已经不再谈什么“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是恰恰相反，要求日本人从满洲（大连、旅顺、南满铁路）滚出去。此时的孙中山，其对日态度，已经和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也就是说：和早期亲日甚至有点媚日的青年孙中山相比，1920年这个时候的孙中山，他对日本的态度，已经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日人士了。

这还不算。我们再来看一篇。

《民国日报》一九二O年七月九日刊登了一篇《孙中山致日本陆相书》，是孙中山于1920年6月29日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孙中山谴责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并劝日本改正。由于其行文较为简短、显浅，笔者特摘录了其中关键部分的原文如下：

（孙中山对日本陆军大臣说）“…….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始则极力援助袁世凯，酿成民国四、五年间之乱事。帝制问题既发生，中国人民排袁势力勃然爆发，日本舆论亦反对袁氏。日本当局知袁氏绝不能再维持国民信用，欲与中国排袁之势力相结纳，以图伸张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而又不欲民主主义者获得中国政权。因利用一守旧顽固且甚于袁氏之官僚如岑春鬃者，使主南方政局；而在北方，则又假宗社党人金钱武器，贻后日无穷之祸。此中经过，先生为主要当事者之一人，当尚能记忆也…….”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对日本的国策不以为然、并公开反对了。

不到两个月之后的1920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上海接待了一个“美国议员团”，并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被命名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孙中山先生在美国议员团欢迎席上演说》，被刊登在一九二O年八月七、八日的《民国日报》上。

在这篇演说中，孙中山大声疾呼：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反对日本的扩张国策，其原文关键部分摘录如下：

（孙中山说）“……..我已经看出了如何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的混乱。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如果这二十一条款能够废除，就再没有混乱了……这二十一条款所决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不论现在有什么商量在这里进行，我们对于留存二十一条款的提件万不承认。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练，来绑中国手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之统一的中国，就是日本把中国整个征服去了。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中国的大混乱是二十一条款做成的，如果废除了他，就中国统一马上可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的这么一句：“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它说的是：假如日本不废除压迫中国的“二十一条”，那么我孙中山一定要带领国民党，和日本开战，打到我们全部死光，我也要和你日本拼到底！

还有比这个更“反日”的言论了吗？没有了。孙中山这种“和日本打到最后一个人”的呐喊，已经威猛到极端了，没有比这个更反日的了。

我们再将时间的坐标往后推移四年——公元1924年，看孙中山在这一年，又有什么样的涉日言论。

1924年12月1日，在日本门司，孙中山接待了来访的日本记者，这篇访谈，在史料里被命名为《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访谈的内容很长，恕不原章照录，其中最为“反日”的部分，是孙中山公开呼吁、要求日本废除“二十一条”的言论。这一部分的原文并不艰涩，照录如下：

（日本记者）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那几种条约呢？

（孙中山）答：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日本记者）问：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孙中山）答：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已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

我们从这一篇访谈中，也可以读出来：孙中山要求废除中、日两国之间一切的“不平等条约”，什么协定关税、日本租界、治外法权、大连租借地、旅顺租借地、南满铁路……一切日本在历史上攫取的既得殖民利益，通通都要收回。

两个字：够狠。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在北伐的过程中，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正是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说到这里，笔者不妨插嘴一句：蒋介石说他自己是“总理信徒”，其实并不过分，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晚年的救国思想，要以铁腕手段与列强对抗，也就是所谓的：“革命外交”。

历史的悲剧之处在于：国民党在北伐以及定都南京之后，高喊收回大连、旅顺、南满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巧碰上了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和苏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日本军阀受到经济上和国防上的双重刺激，一方面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出于对苏俄国防的恐慌，日本军阀悍然以武力侵占了东北三省，并由此引发了延绵十四年之久的中日战争。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是我们从孙中山生命最后几年间的反日言论中，可以看得出来：假如孙中山不死得那么早，那么日后在抗日战场上率领全民打日本的，也许就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孙委员长”了。

行文至此，我相信结论已经是相当清晰了：“孙中山是亲日分子”的说法，并不准确。孙中山其实仅仅是在早期比较亲日，而在后期，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变了——不但不亲日，而且是反日。恐怕这才是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