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祸起令计划？喉舌主将死的蹊跷

《求是》杂志副总编、大陆著名杂文家朱铁志自杀辞世的消息日前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多位中国作家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表示哀悼。中共党媒人民网在6月26日晚间证实了这一消息，但报道中并没有提及“自杀”、“自缢”等字样，而是用了“不幸辞世”的说法。

随后对于朱铁志去世的报道发生了更多的蹊跷。人民网“不幸辞世”的报道曾一度不见踪影；到了27日，大陆各大官媒全部统一口径说朱铁志“不幸辞世”，而那些搜索引擎上“《求是》副总编在地下车库自缢”之类的标题，点击打开后全部是“该页无法显示”；凤凰网等防火墙内的香港媒体，带有“自杀”、“自缢”的标题也链接到了不相干的网页上；一些大陆作家发过的有关朱铁志自杀的微博，也在博主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删除。能够正常浏览的新闻，只剩下了防火墙外的香港媒体和西方媒体。

《求是》杂志属于中共中央直接主办的党刊，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是中共高层发表的署名文章的“指定场所”。相对而言，作为理论刊物的《求是》杂志又是高层的发文首选。在地位如此特殊的喉舌担任副主编，朱铁志的身份更多被视作官员。而对于朱铁志自杀的报道出现了一系列“封锁消息”的动作，更加笃定了人们将其归于最近频繁出现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的行列中。

这样的分类方式，给朱铁志的死带来了政治层面的解读。有分析猜测，朱铁志自缢身亡可能牵涉令计划案。被中共定性为“新四人帮”之一的令计划于2014年年底落马，落马前令计划还在《求是》杂志刊发署名文章，4,000字长的文章中至少16次引用习近平的讲话，被认为是在“向习近平示好”。2015年10月18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对《求是》杂志社的巡视反馈情况，其中提出“个别文章刊发政治上把关不严，出现纰漏，同时存在刊发关系稿、人情稿”等问题。背景神秘、很久没有更新过内容的大陆微信公号“时局眼”曾刊文称，能在《求是》发表文章，常常被视作一种“肯定”和“政绩”。令计划正好在落马前发文，是典型的“关系稿”。

更有西方媒体发文表示，时任《求是》杂志总编辑、社长为山西人，系令计划的老乡。其长期担任朱铁志的上级，双方关系不一般。因此有评论者认为，令计划间接通过朱铁志快速发稿，是非常有可能的，而“被中纪委点名后，朱铁志心理上的压力可想而知”。至于中纪委所言的“一些领导存在问题”，不知是否包括朱铁志以及《求是》其他高层，但这都是“导致其抑郁和自杀的可能原因。”

巧合的是，一家英国主流媒体也于6月27日发文，关注了近期大陆发生的多起官员自杀事件。文章将2012年以来大陆官员自杀或非正常死亡人数的飙升归结于“反腐压力”：“官员一旦被查，自认熬不过‘双规’的种种，再加上中国目前的反腐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一旦官员自杀，棺材盖上后，腐败卷宗也盖上，纪委就不再追查，他的遗属就能保住这份用命换来的腐败资产，很自然的选择就是自我了断”；“被查处后，除了贪腐的罪状外，官员‘与女性有不正当关系’等通奸细节也会曝光，其名誉和道德上也会遭到毁灭”。

不过，自杀的官员一定是因为惧怕贪腐问题东窗事发吗？即便是英媒用来做例子的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刘小华（6月12日自杀身亡），大陆媒体也存在不同的解读。《中国新闻周刊》在6月23日发表的大篇幅报道中，将刘小华描述为“为人和善、非常勤勉、很想干事”，但又“急功近利，权力欲望过重，有时候不太务实”。对于坊间“刘小华可能牵涉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一案”、“刘小华女儿嫁妆高达2亿”等传言，文章通过刘小华的老同学胡炯锋之口予以否认，并表示其自杀的压力源自家庭状况、岗位调动带来的失落感、工作中“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把仕途看的太重等多个方面。当然，在一次考察回去的路上，刘小华的下属被纪委直接带走也让他“惶恐不安”。

这样的分析也许不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更加接近复杂的人性。像自杀这种极端而决绝的举动，若仅仅出于“死了我一个保住一票人”或者担心身败名裂的出发点，未免有些不够分量——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已有上百名，哪个不涉及体量惊人的贪腐问题？但也没听说因此而自杀的。刘小华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手机短信是羡慕他一位从商而没有从政的同学，其所经历的精神煎熬可见一斑。

回到朱铁志，恐怕更不能简单的以官员身份来进行揣度，毕竟他身上还有“媒体人”和“著名杂文家”两个标签。更有陆媒统计发现，自2014年以来，媒体人自杀也有成为风潮之势。有评论认为，朱铁志身上“喉舌与批判者的角色，构成了其生命中撕扯的两极”。就其本职工作而言，朱铁志负有意识形态解释和传播的重大任务，强调恪守纪律，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另一方面，朱铁志又是一位深据批判意识的杂文家，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作为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是缺乏独立人格、独到见解、独特表达。”可见他对独立人格的看重。

要将这两种身份调和起来，并非易事。6月16日，他寻短见的10天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杂文创作暨老土《牛头马嘴集》研讨会”上说，“（官媒）都在弘扬主旋律，但更应注意表达多样性……在党报党刊，写文章有党气是理所当然，但不能把党气写成官气，写成庸俗习气，写成居高临下之气。身处党刊不代表是真理化身，还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视角来反应观点，要把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对于普通围观群众，这只是一次正常的观点表达；而对于那些同样兼具体制内身份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写作者群体来说，他们觉察到了“挣扎”、“两种身份之间的巨大张力”。

这种破坏力巨大的“力场”背后，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在上层意志和批判立场之间，“部分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体制性改革迟迟没有启动，导致这种矛盾的加剧。而朱铁志所在的中共宣传系统，又屡屡干出“歪嘴和尚念坏了好经”，将本来抽象的理论更加空洞化、口号化，“低级红”，对待不同声音采取文革式绞杀等失策之举——中纪委对中宣部的巡视结果反馈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以来习近平频频将自己的完整讲话发表在报端也说明了他对宣传系统工作能力与工作方式的不满。朱铁志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夹击当中，便生出了类似于“诗人之死”的困境：频繁传出的信息，构成了对他信念和价值系统无法回应的挑战，最终陷入巨大的幻灭与虚无，并抽空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铁志选择用自缢的方式自杀。按照心理分析的观点，一个人选择自杀的方式，往往泄露了他的潜意识。大多数行政官员自杀，往往选择从高处跳下（跳楼、跳桥），他们潜意识里已经明白，权力高位的争夺，使得他早已远离脚下的大地。纵身一跃，是对本真与土地的最后回归。而自缢，在绳索压迫带来窒息后，往往舌微外吐，露于唇齿之外。舌，正是言说的器官。死于自缢的人，在他的潜意识中可能早已知晓了他的言说无望：“他的舌，恐怕已如安徒生童话中美人鱼，被某种邪恶巫术所阉割”。如果香港媒体报道的朱铁志患有抑郁症（报道中说经过治疗已有所好转）为真，那么症状的来源恐怕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在言说上遭受到的困境：体制内的身份要求在思想上时刻紧跟，与体制共进退；杂文家的身份又要求一定程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锋芒所指，正是前一种身份所代表的权力体系。如果做一个纯粹的官僚或纯粹的杂文家，情况都要轻松的多；两种身份绑在一起，无异于在精神上竖起一道柏林墙，将灵魂阻隔。

对体制的依附，批判者的独立意识，已然犹如两种相克的内功在体内翻江倒海的进行折磨；而朱铁志身处的这个僵化、官僚、落后的喉舌系统，“对真正的独立人格，一直怀有莫大的警戒之心”。一颗自由而独立思考的头颅，对理论水准不足、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执行者而言，“必然是一种无法预测的、可怕的、巨大的、偶然性威胁”。于是乎，朱铁志只能选择在官方话语体系与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之间走钢丝。可正如一些观察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偶尔走一次钢丝，想必有些冒险的兴奋。天天、月月、年年走在钢丝之上，必然会心力俱衰”。以上的分析虽然同样涉及“政治层面”，但相比一句单薄的“可能涉及贪腐”，应该要靠谱的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铁志自缢，是体制内不愿被催眠的走钢丝杂技演员，身心困倦之后的最终解脱。然而大陆还在挣扎着的“朱铁志们”，何其多哉！把钢丝换成一条能够落脚的道路，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脑袋和思维仍停留在旧时代”的宣传系统，更需真正启动喊了很久的“全面深化改革”。在6月27日的中共深改组第27次会议上，身为小组组长的习近平“一改之前苦口婆心的劝说姿态，对中共官员系统首次撂下狠话‘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这样一剂“猛药”能否经过层层推导，最终改变“朱铁志们”的境遇，还要靠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