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回归19年反离心 自我应验的悲剧

香港回归19年前夕，有工厦迷你仓发生大火，引致两名消防员英勇殉职，令全城悲痛不已。为了回应社会认为不宜于此时办“欢乐活动”意见，港府宣布取消七一回归酒会的表演环节，过程中特首亦不会参与民间庆祝活动，这倒是香港回归19年来的第一次。

这场迷你仓大火，确实折射出香港目前对工厦管理的漏洞，消防员没必要因为英勇而舍身成仁，若然在这个时候举行回归的庆祝欢乐活动，无疑于“在伤口上撒盐”。事实上，每年香港举办七一庆回归活动，自有其政治意义，不过时至今天对越来越多港人而言，已不太关心官方举办的七一庆回归活动，要不是这场工厦火灾，死伤了这样多救火的消防员，根据往年的经验，恐怕社会气氛没有这样把七一庆回归活动视为一回事，反而关心今年由铜锣湾书店长林荣基带头下，游行人数会否增加。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可谓回归至今陆港关系疏离的写照。

两大事件动摇央港关系

许多人均不明白陆港关系怎么会弄至今日如此地步呢？重温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再以《基本法》敲定容许港人高度自治，保障基本人权和民主，香港方能顺利回归。然而，理论归理论，在一个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迥异之下，当落实“一国两制”，特别是政改问题时，便带出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两地自回归以来缺乏互信基础，又或是两地能否接受“两制”的差异。如果说六四事件是陆港缺乏互信的起源，那么这种政治上缺乏互信不但在香港回归后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使陆港关系渐走渐远。

这种缺乏政治互信反映在两件事件上甚为明显：一是2003年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由于香港那时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波和沙士疫症的打击，但港府被指受北京压力，却偏离民生要务，强推23条立法，忽略“两制”的差异，未有对“煽动”、“颠覆”等定义与内地标准区分清楚，从而触动港人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核心价值的底线，导致50万人上街游行，令23条夭折。二是香港政改“8.31人大决定”，对香港特首条件连番落闸，被指有违《普本法》中“有广泛代表性”，“均衡参与”等原则，褫夺具半数港人支持的泛民议员参与特首普选。这显然是缺乏政治互信的表现。

其后有内地官方背景人士鼓吹特首“超然三权论”、“去殖民化论”、“两制隔离成香港发展障碍论”论等，这偶然中带有必然性，令人感到京港缺乏信任，直至近年内地掀起所谓“7个不准讲”(即不准说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权贵资产阶级、党的历史错误、司法独立)、反普世价值、批评宪政民主等。这些内地所反对的东西，恰恰是“两制”下，实践西方资本主义的香港所珍视的价值。如此在政改失败和陆港失信的氛围下，香港本土分离意识蔚然成风，引领港青追求超越“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自主，进一步影响两地互信，期间又爆发铜锣湾书店李波事件，都把两地失信推向极致。

须正视港人心未回归的意义

陆港关系的悲哀就在这里，当年邓小平提出50年不变的概念，便是自信在50年的时间里，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制度落差将会极大缩小或者不复存在，所以才说香港毋须改变，但现实却是，虽然内地经济在这些年来日飞猛进，制度落差却渐渐扩大，成为两地难以明白的鸿沟，于是出现对“一国两制”的质疑，而这些言行正正是导致“两制”和陆港关系每况愈下的原因，无可避免地陷入一场心理学所讲的自我应验预言的悲剧。因此，要令对“一国两制”与及陆港关系重拾正轨，必须要重建两地政治互信。

所以，在香港回归19年的前夕，陆港两地要考虑的不是为何港人人心尚未回归，而是怎样去避免陷入自我应验预言的悲剧，这样两地现时政治生态必须改变，由对抗的改为体谅，由猜疑改为互相，尤其是对一国两制有足够力量的“一国”方面，更应思考如何去保持两制的独特性，贯注张德江所谓对港事务“不忘初心”和“保持耐心”，这种讲“心”正是两制的精粹。要知道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例如当日习近平会见台湾访客，再度提及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话题时，便有台湾立法委员回应：“先问问香港人的感受吧”便是明例。假如一国两制失败，香港人心未回归的危机，某程度上亦是台湾人心难以回归的危机，北京必须看到两制的重要性和港人人心未回归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