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说亡国之罪要由广东人负责

对于“广州西南政权”的存在，蒋介石如芒在背，他在日记中狠狠写下：“余对大局贡献以外交问题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广东人亡国民党，国民党亡中国，而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本文摘自2016年6月29日吾非羊要说话的博客，原题为《地方对中央的对抗和覆灭——1930年代“广州西南政权”兴亡录》。

1934年的一天，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寓所内，一位谍报员从暗室内取出一台发报机发报，电文称：“‘门’病不起，牙床溃烂，骨瘦如柴，昨吐血多，晕厥两小时……据医生表示不过时日间题，难度立春。”在当时上海纷纭诡异、形如蛛网的谍报系统中，这段“嘟嘟嘟”的电波传向广州。第二天，谍报员收到回电称：“勿轻举妄动，做应变准备。”

收到回电后，谍报员匆匆赶往上海河南中路上的民智书局，向潜伏在那里的时任“广州西南政权”驻沪联络员何世祯、陈群等人汇报。在函电中，密码暗语中的“门”、“门神”等代号特指蒋介石，意指蒋介石就是最终被武松打倒的“蒋门神”。

“广州西南政权”全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管辖权限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五省，“两机关”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主持工作，常任委员为胡汉民、白崇禧、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国民党元老派与“两广”实力派人士。

这个暗藏在民智书局内的特务机构，就是“广州西南政权”派驻上海的谍报站，由胡汉民的部下刘庐隐、李晓生负责，何世祯、陈群联络，主要任务是监视南京国民政府的动向向广州汇报。从1931年到1936年间，胡汉民在华北、华中、华东建立了一个辐射全国，联络反蒋阵营的谍报网（这些函电，后由其女胡木兰于上世纪60年代捐赠给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录了胡汉民在“宁粤对立”期间与各方来往的函电2500多封）。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县人，国民党元老，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孙称其“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广州大元帅府“代理总务”、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长等职。

但是，由于代表国民党内军事力量的蒋介石的崛起，胡汉民的政治生命不断地在与蒋介石的博弈中屈居下风，两人矛盾在1931年的“约法之争”中达到顶点。最终在“约法之争”中失败的胡汉民联合其他反蒋联盟，回到国民党粤系基地广东，以国民党精神领袖的形式领导西南“两广”反蒋力量，从政治、政党、理论、军事层面全面反蒋。

1932年1月，他们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两机关”），在此后的四年，“西南两机关”也就成为独立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广州西南政权”。在1928—1937年间的一系列地方与中央对抗的模式中，以1932—1936年的“广州西南政权”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对抗时间最长。

集政治、军事、党务结合的“顽固型”地方政权

对于“广州西南政权”的存在，蒋介石如芒在背，他在日记中狠狠写下：“余对大局贡献以外交问题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广东人亡国民党，国民党亡中国，而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在1932年-1936年间，胡汉民和“广州西南政权”对他的搅扰也确实让他心烦。

蒋介石先后荡平了这么多地方势力，但就是没有办法对付“两广西南政权”，因为“两广政权”有着一个反抗中央政权的特殊性，它是一个政治、军事、党务结合的地方政权。当时有人评价胡汉民的西南政权，西南政权高唱的“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口号，事实上是三分剿共，七分倒蒋，抗日亦倒蒋之一方法也。

从政权实力上讲，胡汉民的“两广西南政权”所依靠的主力是广东地方实力派领袖，人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胡汉民与蒋介石决裂，南下执掌西南政权，使得两广成为了当时国内的反蒋基地，以胡汉民为屏障和靠山的陈济棠也得以埋头经营广东地方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力量，成为了名震一时的“南天王”。当时有人戏称：“在保护西南政权方面，胡汉民等于十万雄兵。有胡汉民在，蒋介石绝不会对两广政权发兵。”至1936年，在陈济棠执掌广东的八年中，陈济棠依靠胡汉民与西南政权的庇护，在军事上训练出一支拥有陆军5个军20万人、空军9个中队190余架飞机和海军数十艘军艇的强大武装。

从党权上讲，胡汉民从1932年开始筹建秘密反蒋网络——“新国民党”，口号是“抗日倒蒋”。据该党北平负责人曹任远回忆，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联络成员包括冯玉祥、傅作义、张学良、方振武、孙殿英、吉鸿昌、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等人。以“新国民党”为组织架构，辐射全国反蒋力量，以图军事倒蒋。

曹任远回忆，胡汉明曾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代表刘少南与原冯玉祥部将领吉鸿昌、任应岐、孙殿英等联络，并授予任应岐新国民党“河南党部”负责人职务。在《冯玉祥日记》中，记录了任应岐代表新国民党联合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等将领组织“抗日讨贼军”进行“抗日救国反蒋”的军事计划。胡汉民也致函孙殿英，希望孙部从宁夏进军甘肃，建立反蒋根据地，并联合山西、陕西、广西与西南政权组建新的国民政府。

1933年5月，胡汉民致电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等将领，主张由西南政权提供经费，资助冯玉祥等组建军队“抗日救国倒蒋”，建立抗日反蒋基地。9月，吉鸿昌和方振武组建“抗日讨贼军”联络东北军预备发动“北平起义”，由张北经沽源、赤城东进至北京郊县怀柔、牛栏山、小汤山等地，但很快遭到中央军的包围而溃败。

同年，进攻宁夏的孙殿英部也出师不利，孙部遭到青海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夹击。双方在磴口、石咀、平罗、宁夏城外鏖战至1934年春，孙殿英部全军覆没，仅剩孙本人与卫队逃脱。

抗日讨贼军失败后，方振武南逃香港，吉鸿昌隐居天津，但二人都斗志弥坚。方振武草拟了一份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军事工作计划上报胡汉民，吉鸿昌则积极联络各地抗日反蒋力量。1934年9月，胡汉民派西南执行部代表刘少南去天津活动，联络吉鸿昌等建立“北方军事委员会”反蒋。11月9日，吉鸿昌、任应岐、刘少南在天津国民饭店二楼四十五号商议工作，遭到潜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刘少南当场被杀，任应岐、吉鸿昌被击伤。事后，凶手循迹，而任应岐、吉鸿昌则被拘留。11月24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吉鸿昌与任应岐在北平陆军监狱枪决。

蒋介石的逐一分化和军事施压

其实，蒋介石对“两广西南政权”的分裂状态，始终想用武力解决。但是，又不能直接使用武力。由于“两广政权”精神领袖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和反蒋联盟中的影响力，其“胡汉民一人，可抵十万雄兵。”若直接武力消灭“两广政权”，蒋介石必然会付出巨大的军事和政治代价。为此，蒋介石使用“逐一分化”的手段来分裂两广地方政权的高层，如陈济棠。

1933年，国民党反蒋将领蒋光鼐、陈铭枢赴粤面见胡汉民，并与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实力派领袖签订《三省联防约章草案》，商议福建、广东、广西“三省独立”，再联合从福建出兵浙江反蒋。

蒋介石通过特务第一时间获取情报，他电报陈济棠责其“严密防范”蒋光鼎、陈铭枢，并电示财政部长孔祥熙发放“剿匪费”以接济被广东财政危机困扰的陈济棠，以分化瓦解福建与两广的反蒋阵营。

蒋介石的利诱拉拢很快发生了作用。陈济棠不但获得了蒋介石对其地盘和权位的保障承诺，还获得了一大笔意外之财。于是，对于与福建与两广签署的反蒋协议，陈济棠再三推诿，按兵不动。最终蔡延锴、蒋光鼐、陈铭枢于1933年11月10日提前发动“福建事变”，宣布福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政府，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但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出兵镇压。

福建事变失败后，对胡汉民的西南政权“反蒋大业”而言，内有陈济棠的掣肘离心，外有蒋介石的分化施压，西南政权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到了如前文所说的1934年，胡汉民欲联合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吉鸿昌、孙殿英地方军事集团的倒蒋计划相续失败。而胡汉民联合各地反蒋人士组建的政治组织“新国民党”也因基础薄弱而难以为继。

“广州西南政权”铤而走险对日求援始末

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胡汉民为挽救内忧外患的两广西南政权，屡屡向英美日等国寻求援助以倒蒋。在西南政权寻求英美各国支持而不得时，日本却对西南政权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在1932—1936年胡汉民领导的西南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抗中，胡汉民确曾与日本政界、军界的要人来往，从《胡汉民年谱》等资料中可见，日本政府曾派人多次向胡汉民提出以经济、军事援助西南政权的方式，作为支持西南政权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持久对抗的条件。

据时任国民政府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将军回忆，从他得到的情报，日本曾向陈济棠的“两广政权”军队提供了部分子弹、枪支、山炮、飞机等军事物资，并有日本军人在广东机场视察当地的军事设备情况。而为了解决广东地方的财政危机，胡汉民的西南政权以合资的形式建立了主要以日方援助为主的金融机构——华侨银行，以解决两广当局的部分财政来源。

其实，两广政权与日方的秘密交往，早在1931年，胡汉民刚到广东不久，日本就想利用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拉拢扶植“两广西南政权”，以分裂中国，分化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1933年，日本通过曾资助过辛亥革命的日本浪人萱野长知致信胡汉民，直截了当的提出，如果胡汉民宣布西南政权独立并就任总统，日本将给予外交承认与援助。而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1935年2月致信胡汉民，向胡汉民表达了日本愿意资助西南政权的愿望。

1931到1936年间，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曾多次来华与胡汉民会谈。松井石根先后在1935年和1936年，以讨论“中日亲善”的名义两次到广州拜访胡汉民。据胡汉民的秘书王养冲回忆，1936年2月20日，胡汉民在广州宜园接待了前来拜访的松井石根。松井挑拨了中国南方与北方，广东与南京之间的关系，希望胡汉民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斗争，怂恿西南政权独立，组建政府，分裂中国。

但松井石根的挑唆当场遭到胡汉民的严厉驳斥，胡汉民告知松井石根，“中日亲善”的前提是日本停止侵略和分裂中国。据资料显示，在胡汉民领导西南政权期间，访问过两广地区的日本人超过百人，胡汉民在与之周旋的过程中，采取了拒绝日本分裂中国，规劝日本放弃侵华政策的主张。胡汉民对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的试探和诱惑，严辞拒绝，绝不卖民族利益与国家主权。

从目前解密的胡汉民来往函电等资料来看，胡汉民之所以在执掌西南政权时期，铤而走险与日本接触，是种迫不得已的冒险，意图挽救不死不活的西南政权，盘活“反蒋”死棋，他既想借日本倒蒋，又想借抗日倒蒋，十分矛盾。但最终在民族大义前，胡汉民还是保持了国民党元老的操守，未与日本军阀合作。

“南天王们”的脆弱与覆灭

1935年后，获悉西南政权内忧外患、财税枯竭、摇摇欲坠、死死支撑的状态。蒋介石认为已到了彻底解决胡汉民与西南政权的时机，他以退为进，邀请胡汉民回到南京国民政府，拉回了胡汉民也就是搞垮了西南政权。在党内元老邹鲁等建议下，蒋介石决定与胡汉民妥协，“对胡礼遇，使其出洋，缓解紧张”，以政治退让为策略，请胡汉民回到国民政府和党内中枢，以此彻底解决两广政权问题。他提笔写信问候胡汉民，希望胡汉民从国家利益角度，与自己展开诚意合作。

此时，由于贵州、广西的地方势力先后被南京政府控制，胡汉民不得不接受了蒋介石安排的出路。1935年6月9日，胡汉民以出国治病为由，偕其女胡木兰赴欧洲疗养，静观国内形势。1935年12月7日，胡汉民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胡汉民听到这一消息时，“面有悦色”，随即与秘书等草改组国民党中枢计划。在蒋介石的一再电催之下，胡汉民于12月27日自法国启程回国。

1936年1月19日下午，胡汉民乘“维多利亚”号邮轮在香港九龙仓码头靠岸，粤港社会各界组织了两艘挂满花环与旗帜的花船前往迎接，场面是十分宏大。25日，胡汉民回到广州，在欢迎会上，胡汉民发表演说称准备“春暖北上”南京就职。5月12日，正当南京春暖花开时，在广州修养后准备北上就职国民党主席的胡汉民突然因脑溢血发作在广州病逝。

就在胡汉民逝世后的第二天，蒋介石随即动手，毫无挂虑地准备消灭尸骨未寒的胡汉民苦心经营的“广州西南政权”，统一两广。仅两个月时间，西南政权分崩离析。

胡汉民一死，蒋介石就派专人前往广州转达了他关于解决西南问题的五条意见，包括取消西南两机关、改组广东省政府、改组军队等。胡汉民的去世，使南京与“广州西南政权”的形势急转直下。西南政权一直利用胡汉民等元老以向蒋介石示威与对抗，维持着半独立状态。而胡汉民之死显然摧毁了西南政权的政治影响力，使得蒋介石的态度强硬，转向用武力来解决西南问题。

蒋介石的进逼使得广东实力派代表陈济棠仓促出兵反蒋，1936年6月1日，西南两机关举行联席会议，宣告西南政权“派兵北上”，“抗日讨蒋”。通电发表后，两广部队统一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司令，兵进湖南，史称两广“六一事变”。

陈济棠仓促发动的“六一事变”正中蒋介石的苦于出师无名，彻底消灭“广州西南政权”下怀。蒋介石当即派中央军进驻湖南衡阳，切断两广军队进入湖北湖南的通道。同时，他通过金钱手对岸收买陈济棠麾下的海、陆、空三军哗变，投诚南京国民政府。

1936年7月2日，广东空军驻广州的7架飞机北飞南京投蒋。广东空军倒戈的第二天，广东陆军的哗变事件接踵而至，粤军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在汕头绥靖公署，效仿三国时关羽的举动，“封金挂印，奉还大命”，前往香港，宣布反对陈济棠。紧随李汉魂之后，广东将领余汉谋直接由驻地飞往南京晋见蒋介石，通电全国拥护中央。而陆军哗变没几天，广东海军两艘鱼雷艇驶往香港，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7月18日，广东空军数十架飞机集体投奔南京。

事变爆发一个多月后，陈济棠军即告溃散。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7月13日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宣传撤销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陈济棠本人则出逃香港。于是，在胡汉民死后不到两月内，在蒋介石的打压下，胡汉民苦心经营的“两广西南政权”灰飞烟灭，蒋介石确立了他在中国和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代表中国之中央政府的权威。（作者为编剧、作家、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