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偏见困辱中共 中国第三次奋起

2016年7月1日，中共建党95周年。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高层汇聚一堂，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安保警卫严阵以待，坊间亦有欢庆呼声。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界却鲜有附议，甚或伴以审视挑剔猎取权斗等负面信息的心思、眼光与嗅觉。中方体会到的“恶意”解读往往来自美国、西欧、日本等西方媒体，但这几乎就已是国际主流舆论。

评论称，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国情政情的改善无疑是主要路径，中共意识形态理论的突破更是当下亟需。而对外交流的方式方法，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并非仅限于“外宣”领域。比如，以何种方式才能让对方接受，能否针对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如何推进中国政治的开放与透明化。

其实自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治的形象在外界的整体观感中大多比较负面，虽然这并不代表全部。中共执政之后大起大落，但由于内外各方面原因，局面迟迟难以改观。

西方进入革命并开启大航海时代后，带着《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梦幻般的想象开始与中国接触。但是正值清王朝由盛转衰，处于爆炸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很快认识到了中国的衰败与落后。194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中方一触即溃，西方在北京横行不法，乃至欺民割地，形成对中华文明的持续百余年的傲慢与偏见的心理定势。

抗日战争胜利及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中国近代首次奋起（图源：新华社）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大国，中国形象猛然改观，但随即陷入动乱分裂。一战时虽是战胜国却遭列强继续肢解，使国民进一步惊醒，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引端。

中国近代以来国际形象和地位第一次真正的大幅提升，源自二战争取民族独立的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并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然而很快进入美苏两极冷战对峙的格局。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职责由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沿用。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整体中国国际地位严重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为严重分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阵营及其不同的评价体系。

尽管如此，中共举大陆之力打了一场硬对硬的抗美援朝战争，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以及毛泽东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统战联合，中国的国际地位仍然有所上升。后来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并取代中华民国再成常任理事国，是中国国际地位的第二次大幅提升。

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及冷战后西方阵营完全胜出并主导国际主流意识形态后的国际舆论中，作为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的国家形象却已经难以挽回。

对此，中共自身所犯的诸多错误也是重要原因。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中共过于集权专政的制度和内部权力斗争，以解放全世界之名但归于失败的革命输出。当时中国在西方视界中的印象或许恰似今日朝鲜。

改革开放开启另一个时代，中国向现代国际社会和全球市场的大步前进，亦使自身形象逐渐改善。只是其间发生了“六四事件”，再加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作为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随即成为西方国家的反例，作为制衡苏联的可利用价值骤降，再加上中国自身实力的迅速提升，因此成为被重点围攻的对象。

虽然这样，中国崛起之势已经难以阻挡，并且在短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综合国力亦随之攀升，被美国视为未来最主要的挑战者。这是中国国际地位的第三次大幅提升。

只是在国际舆论领域，由于冷战后西方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加之中国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政治的形象短时间内殊难改观。

这些问题包括大规模的严重的腐败，官民矛盾，难以确知但被宁信其有的高层权力争执，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不会出现的丑态乱象。

细观可知，包括日本在内的与中国国情政情差异极大的西方对中国的消极看法其实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甚至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两方在历史上鲜有平等、全面、深入的交流合作。即使是二战之中，双方也多是各自为战。中美之间亦因中国意识形态变化和战略竞争而难以深度互信。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可以视为中国对外方面的合法性挑战。在中国越来越需要融入国际社会的当下，尤其需要得到外界更为广泛的理解认可。这是中共持续面临着的一项挑战和目标。

外界发现，习近平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前曾在墨西哥指责一些外国人对中国“指手划脚”与不久前王毅在加拿大指责记者“傲慢与偏见”颇为相似。而这些或许都只是一时气不过，自然而然地表达了中国人已经积攒了百余年的屈辱与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