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敏在即 何不发起第三次“历史问题决议”

常言道忘史必危，但在很多时候，对于历史而言，遗忘并不是最可怕的，要紧的是历史的变形。自从进入媒体大众化时代，每个人对信息的掌握程度都得到了空前提升，特别是对历史的认识，摆脱了过去官方的、教育的主要模式，逐渐体现出开放式反体系化的碎片性特征。这带来的好处自然是明显的，人们的知识结构得以极大丰富，但危害也显而易见，谬误、篡改、抹黑、夸大等不再受到控制。

不可否认，中共是此趋势的受害者，近年来的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严重困扰，尽管官方接连发文批斥，但实际效果并不如意。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共也在无意中推动了这个趋势的发展，回避限制了对敏感历史的公开研究，私下的讨论就会发酵，传言得不到证伪，就会演变成真相。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越遮掩、越吸引，越模糊、越变形，真相渐被假象所驱散替代。

而日前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的一席话，似乎让人看到了些破局的希望。7月6日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于中新社记者就历史虚无主义的发问，张树军表示，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歪曲、否定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包括军史，污蔑、诋毁党的领袖和英模人物等。他指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反击，其中第二点是有计划地开展对社会关注度高、复杂敏感的党史问题、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的研究。此言一出，当即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被认为是中共在敏感问题上主动松开了口子。

对此有评论指，既然中共有意作出突破，未尝不可再发起一次“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前两次决议使中国和中共得以轻装前行，带来了巨大利好，直面历史、正视历史带来的现实中的反馈，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中共自1921年产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主要经验教训，对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做了明确的结论，总结了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和正确路线相违背的主要内容及造成的严重危害，并且分析了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指明了今后开展党内斗争应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态度和方法，说明了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第一次决议的通过，统一了中共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增强了内部团结，其后不论是新中国的建立，还是建设社会主义，都离不开该决议奠定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决议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进行，于1981年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对建国32年来中共的历史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总结，评价了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清了功过是非，同时客观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方向。

这一次决议直接为改革开放清除了阻碍，其重要意义更不用多说。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要想走向民族复兴和全面崛起，再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肯定行不通，已经有了前两次的成功经验，在当下时期适时推动第三次“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多维新闻在《习近平的十大挑战》一文中曾指出，任何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坦诚直面历史。对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反右、文革、六四等遗留问题，不但是压在习近平肩上的包袱，更是中共、中国的包袱。如果能够体现出不受历史制约的反思精神，不仅有助于破解围绕历史争议所形成的政治僵局，避免再犯错误，也会体现一种对以往有所承担、对外来勇于开拓的政治自信，中国也将拥有一个良性开放、多元共存的社会，成为能够承担国际责任、历史使命的国家。

当然，这样的突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准备做至少要强过不做。能够客观看待社会上对于敏感历史的围观和讨论，并且予以积极回应，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而朝前的步子一旦迈开，收获也将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