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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年轻人:中国千禧一代的妥协与希望

How Hwee You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北京地铁上的年轻乘客。艾礼凯的新书描写的是六个千禧一代中国人。这代人的梦想和决定预示着中国的发展方向。

现年30岁、旅居北京的英国作家兼编辑艾礼凯(Alec Ash)于2007年首次来到中国,在一个藏人村落里教英语。2008至2010年间,他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汉语,还开了一个博客记录学生生活。2012年,他创办了网站“蚁丘”(Anthill),专门推广关于中国虚构、非虚构文学作品以及诗歌。他和汤姆·佩尔曼(Tom Pellman)由此编辑了作品选《在此间:一个作家群的中国故事》(While We’re Here: China Stories from a Writers’ Colony,暂译),已于近期出版。

艾礼凯的新书《祈愿灯:新中国的年轻人》(Wish Lanterns: Young Lives in New China,暂译),是对六位出生于1985至1990年间的中国年轻人的特写。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了为什么中国的千禧一代十分重要,为什么把他们斥为不关心政治的物质主义者这一常见论调是错误的,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压力。

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很重要。我们为什么尤为需要了解中国的这代年轻人?

我倾向于把这代年轻人看作楔子的尖头,他们正在推动代际的、社会的转变,显然这是政治没能做到的。这代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将引发我们自2008年以来不曾见过的变革。我就是从那年开始旅居北京的。我们只需要拿出更多耐心,静待这些代际转变水到渠成。

你如何定义这代人?

我会把生于1985至1990年间的这代人定义为夹缝中的一代。他们前边的那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长大成人,其理想主义在1989年被天安门事件碾得粉碎。他们后边的那代学生,只看到一个更加自信和躁动的中国,对其他东西一无所知。上述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就体现在我书里写的这代人的生活中。天安门事件过后的压抑塑造了他们的童年。

你和你书里写的这代人年纪相仿,但要赢得他们的信任也有困难吧?

我并未进行正式的采访,而是和他们一起玩,去KTV,一起旅行。当然了,我在他们眼里始终是那个K歌的瘦高个白人——这是比喻,也是实情。我的背景和他们大多数人截然不同。

但我发现,只要你花足够多的时间与人相处,不用多久,同理心的鸿沟就可以弥合,你就能真正了解作为个体的某个人。因此,关键问题是你愿意花多长时间与他们相处——不必刻意挖故事,而是要建立关系,一边分享自己的故事,一边发掘他们的故事。

你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我用四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书。其中两三年用来和这六个人相处,大量的写作和修改工作也耗费了许多时间。但当然了,这只是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至于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前三分之二——按时间顺序写就——是对往事的回顾,后三分之一是我亲眼目睹的情况,可以说就是我赶上了的那些事情。因此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跟他们一起穿越回过去,找出老照片、旧视频,跟他们一起回到他们的故乡,跟他们的父母以及朋友交谈。

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学到什么?

我觉得他们已经在更深的社会层面给中国带来变化,虽说不是政治层面——我们平常的阅读一般专注于后者。韩寒[一位知名博主]曾是这一代的代言人,他说他从根本上是乐观的,因为这代人的整体素质比前几代人高。他们不会随地吐痰,也不会加队。

我认为不仅如此。事实上,中国城市地区的年轻人对LGBT等社会议题抱有更开明的态度,对妇女权利更关注,对社会不公更难以容忍,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时,也会更无所顾忌地发声。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视野更国际化,会通过网络彼此联络。

我是社会向善论者,对当前的一些关于中国的常见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尽管在政治领域有所退步,但中国社会正向前发展,而这些年轻人对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他们更开放,尽管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我们截然不同。

这些来到北京的人有多少代表性?如果是在长沙或者南昌,也能发现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吗?

我谈论的是城市里的先锋,因为在中国,社会变革通常是由这样的群体带来的。但的确,当我往远处走,和中国二线乃至四线城市里的年轻人交谈时,发现他们往往疲于应付找工作或者找对象之类的个人难题,基本没时间想别的。不过大城市人也是如此,而我还是要强调同样的积极因素。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人们有时会对中国的年轻人进行颇为负面的描述。

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他们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是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意识已经被经济增长收买了。第二种则与此相反:他们是真正的信徒,尤其信仰民族主义。

这两种观点都有正确之处,但如果认为可以如此简单地归纳总结,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说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国家这个荒谬的说法,不应该再提了。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非常关注国家的发展方向,尽管很多人觉得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之外的任何东西。

在书的结尾,你的主人公最终向体制做了妥协。

像所有同辈人一样——除了拥有极大特权的那些——他们身处竞争激烈的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我发现,妥协是贯穿他们生活的主线。幻灭这个词也很贴切。

他们的期待是如此之高,他们的志向和梦想塑造了他们,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主题。但最终,他们的许多梦想只会撞上南墙。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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