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三政变：西班牙从专制走向民主

从1898年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百年坎坷。他们废黜国王，却换来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各色思潮，却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一场内战灾难，换来倒退、重新起步和36年佛朗哥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短短几年时间，西班牙顺利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转型。本文摘自2010年第10期《文史参考》，作者林达，原题为《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

西班牙在1977年大选后，确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但刚刚完成制度转型的西班牙却面临着民族分裂、军人干政这两大考验。泰国的普密篷国王就曾亲身经历20次军事政变。西班牙，如何经受考验，转危为安？

巴斯克闹独立成民主改革中的最大难题

这次考验，围绕苏亚雷兹而发生。起因就是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始终显得“别扭”的巴斯克地区。

西班牙内部有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改革一开始，苏亚雷兹没能成功解决巴斯克问题。

巴斯克内部在民族诉求上，从来不统一。苏亚雷兹找不到一个所有巴斯克人都服膺的精神领袖，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的谈判对象，也就无法一劳永逸地杜绝巴斯克的暴力。他能和巴斯克温和派达成协议，却不能让激进派满意。面对“埃塔”的暴力活动，中央政府若保持强硬，监狱里就会关更多的“埃塔”恐怖分子。独裁者的特点，是重权力轻人权，西班牙在佛朗哥时期，监狱的人权状况很差。改变这一状况也需要时间。每当传出监狱里对“埃塔”囚徒有虐待行为，不仅马德里政府灰头土脸，“埃塔”在巴斯克地区得到的同情也越多，要求大赦的呼声会更高。如果政府软弱，“埃塔”暴力的受害者就会愤怒。特别是军队和民卫队里的军官，眼看着同胞被杀被伤，政府却一味退让，当然对政府不满。

朝野对话，必须是一种互动。在野一方的单方面理性忍让没有用，在朝一方的单方面政治开明也没有用。需要的是一种配合。

西班牙民主改革中，巴斯克成为最大难题。1978年制宪，巴斯克的最大政党（PNV）参与了起草宪法过程，却在国会表决时退出。宪法公投的时候，西班牙民众的投票率是67.7％，巴斯克地区却只有48.9％。可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巴斯克并非人人要独立，有不少民众的诉求只是高度自治。在冒着大雨参加宪法公投的巴斯克人中，高达76.46%的人赞同新宪法，也就是赞同巴斯克是西班牙王国的一个自治地区，反对独立。

在这种民众分裂的情况下，“埃塔”这样一个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的暴力恐怖组织，就变得很关键。因为他们毕竟是巴斯克人，而他们的对立面是西班牙政府。如果冲突发生，他们很容易获得巴斯克这样一个“离心地区”的民众同情。中央政府投鼠忌器，左右为难。而留给苏亚雷兹的时间，却不多了。

苏亚雷兹认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巴斯克地区政府的对话，也离不开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的对话，甚至离不开和“埃塔”的对话。为对话开路，又很难避免有条件地大赦被捕的“埃塔”成员。苏亚雷兹这种思路，使得原来体制内的保守派非常愤怒，特别是军队。他们认为，苏亚雷兹姑息“埃塔”的犯罪活动会导致西班牙王国被肢解。

“埃塔”的暴力恐怖升级

“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在政治改革的几年里从未停息。在此之前，它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反佛朗哥独裁、反暴政相连。现在，随着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完成，“埃塔”的形象日渐清晰，它是和民主西班牙政府对抗的分离组织。这样，“埃塔”获得巴斯克民众的支持在减少，开始走向边缘化。它原来在巴斯克地区向商界强收“革命税”，以维持经费。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拒缴革命税。为了吸引目光，“埃塔”的暴力恐怖反而升级。

70年代，“埃塔”平均每年杀死近100人。1980年的前十个月，“埃塔”的恐怖活动造成了114人死亡，平均三天就有一人被杀死。10月31日，“埃塔”暗杀了一个法律教授，因为他是苏亚雷兹的民主联合会候选人。11月3日，“埃塔”用机枪杀害四个民卫队成员、一个巴斯克地区合法政党PNV的成员。

1980年10月23日，48名儿童和三个成人，在巴斯克地区一个村子里因燃料爆炸事故而丧生，同时，“埃塔”又杀害了三个巴斯克地区的民主联合会成员。王后索菲亚闻讯立即飞往巴斯克，和受害者家人待在一起，安慰悲伤的村民。可是苏亚雷兹却仍待在自己的官邸，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冷漠。大众并不知道，这时候苏亚雷兹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苏亚雷兹在1979年后突然边缘于政治舞台，后人在书里对其原因说法不一。从军队的敌视、保守派的反对，到他善政治而不善经济，善过渡时期策划而不善稳定时期管理，人们作出了种种猜测。其中有一个纯属私人原因，受持续性牙病的困扰，消耗了他的精力。现在，他面对内外的反对和抱怨，站在台上勉为其难。他是一个理解民主体制的人，此时终于激流勇退，起意辞职。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的高帽子里，再也捉不出兔子来了。

西班牙的局势因为“埃塔”恐怖活动变得紧张。不管怎么说，面对连连的恐怖袭击，政府表现无力。1981年1月5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新年致辞，劝告军队不要干预政治。此前圣诞节，苏亚雷兹按惯例访问国王。他们讨论了西班牙面临军队骚动的可能性。苏亚雷兹通报了自己的想法，告诉国王，他没有政治上的斗志了。23日，据传有17个老资格的将军聚在一起，讨论是不是要根据西班牙军人的传统责任，以军事行动来干政。国王正在外地打猎，闻讯赶回马德里，安抚这些愤怒的军官。29日，苏亚雷兹宣布辞去首相。他在讲话中说：“我不愿意让民主政权再一次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苏亚雷兹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西班牙追求强大的百年历史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和盲区。后人能够看清的事情，身处其中的人可能参不透。佛朗哥不可能去做苏亚雷兹做的事情。这就是老一代人的大限。可是，并不是所有新一代人都有勇气和能力改革，改革需要将个人置之度外的人格力量，也需要看准和抓住时机的能力。苏亚雷兹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完成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现在，是他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了。

苏亚雷兹宣布辞职后，国王任命了一个临时首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激怒了军内早就不满的军官们。

国王受辱巴斯克

1981年2月3日至5日，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亚对巴斯克地区做了一次正式访问，这是自从1929年以来，西班牙国王第一次踏足巴斯克地区。

国王和王后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虽然在飞机场上遭遇到一次反西班牙的抗议示威，却并不妨碍国王的心情。可是，在格尔尼卡古老议会大厅里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意义就不一样了。

根据预先安排的议程，国王将对巴斯克议会发表讲话。国王刚刚站到讲台前，一个议员突然站起来，大喊大叫打断国王，开始高唱巴斯克“国歌”。这一突发事件使得会场非常尴尬。这位议员和前来干预的工作人员扭打起来，仪式被打断，场面一片狼藉。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国王表现得非常沉着和尊严。待现场平静，他继续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对那些采取不宽容做法的人，对那些藐视我们的共存，不尊重我们制度的人，我要重申我对民主的信念，重申我对巴斯克人民的信任。”议员们长时间地起立鼓掌。

此事件经媒体报道，对讲究荣誉的西班牙军人来说，侮辱国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些军官认为，国王的遭遇，意味着挽救国王、挽救西班牙的时刻到了。现在还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糟糕的是，就在这前后，“埃塔”又开始行动，制造了两起轰动的绑架案。

一是绑架了瓦伦西亚的一位实业家路易斯·苏涅尔。他是西班牙纳税最多的人。“埃塔”提出的条件是巨额赎金，这是彻头彻尾的敲诈勒索。他在4月18日获救，是他的家人交出赎金，将他赎了出来。

另一起绑架案，是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何塞·马利亚·利杨。这个核电站在巴斯克地区，“埃塔”曾经赞赏这个核电站，认为它有利于巴斯克地区的能源自给。可是，等到建设核电站的公司已经投入了1300亿比塞塔，“埃塔”却开始把核电站建设解释为马德里对巴斯克的剥削。“埃塔”提出条件，七天之内不把核电站设施销毁，他们就将处决利杨。整个西班牙，都为“埃塔”的要求所震惊。各地工会，不同派别和政治倾向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利杨解救委员会。呼吁释放利杨的国际组织，甚至包括反对建设核电站的欧洲反核组织，包括一贯为关押在监狱里的“埃塔”成员奔走的大赦国际，还有在巴斯克有影响的国际天主教组织。

一切都无济于事。

参与绑架的“埃塔”发表了一个荒唐而粗暴的声明，说国际社会和大众的呼吁，是“藐视人民大众的意愿”。利杨于2月6日被杀的消息，引起极大愤慨。巴斯克地区工人总罢工，表示对滥杀无辜的抗议，30万巴斯克工人集会抗议“埃塔”。

“埃塔”在用苦肉计，他们显然是希望用暴力挑起极右派的报复，用报复中牺牲的同伴、用被捕同伴在监狱里的受难，来重新激起巴斯克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1981年2月，“埃塔”的激进分子，就是用这种过激手段，激起了右派反弹。大凡这种极端派别，都必须和自己对立面的极端派别共存。天下太平，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随时打算激怒对方。这就是“埃塔”这次绑架撕票，残酷得毫无道理的原因。这一次他们成功了。2月4日，“埃塔”成员在马德里和警察发生枪战，两人被捕。在核电站总工程师利杨被害后，2月13日这两人在监狱里神秘死亡。据猜测，他们遭到了监狱中右翼人士的故意报复虐待。巴斯克地区民众对利杨家属的同情，立即被这一警察暴力事件扭转过来，又转而开始同情“埃塔”。群众情绪受事件操纵而来回变动，局势变得动荡危险起来。

军队占领议会大厅

西班牙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有军人干政的传统。在所谓“政府不再有效管理”、社会陷入混乱局面的时候，站出来稳定局势，是西班牙军人荣誉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也曾给西班牙、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南美，带来很大的政治动荡。有野心的军人会理所当然地利用局势，找借口非法获取政治权力，智利的皮诺切克和阿根廷的庇隆将军式的军事行动，就是这样。

此时的西班牙军人，已经不是1936年的佛朗哥将军，但是有一部分军人，仍然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国家的政治走向，以“挽救国家”。他们称之为“戴高乐式行动”。

1981年2月23日，在马德里，议会正在开会，电视实况转播着议员们表决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下午6点20分，表决刚刚开始唱票的时候，电视上突然出现了一群民卫队武装士兵，在特赫罗上校的带领下，冲进议会大厅，朝着天花板开枪，命令所有人趴在地板上不许动。士兵们的冲锋枪对着议员们的胸口，惊骇之中，议员们一个个狼狈地趴倒在椅子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士兵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只有两个人仍然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一个是前首相苏亚雷兹，另一个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议员中的梅拉多将军喝令这些人退出去，却被推倒在地。看到这种景象，已经辞职的前任首相、文质彬彬的苏亚雷兹，跳起来冲上前去护卫将军，结果也被打翻在地。苏亚雷兹这一瞬间的行动，给在场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此没有人再会说，他是因为害怕军人威胁才要求辞职的。

几分钟后，电视转播中断。电视台只好一遍遍地重播这几分钟录像。人们能够判断的是，军人们把西班牙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一网打尽，全部劫持了。

西班牙，又要军事政变了。

特赫罗上校的士兵把前首相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还有梅拉多将军等，一个一个地单独押了出去。议会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以为，押出去的那几个，肯定是一走出门就被处决了，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西班牙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军人干政，似乎再次发生。民主面对枪杆子，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特赫罗上校根本没打算杀人，他只是把重要人物单独关押在楼上小房间。楼上有一个酒柜，士兵们一见就高兴坏了，轮流痛饮。顺便，也算看管重要人物。特赫罗上校电话通知瓦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将军：议会已被控制，一切正在照计划进行之中。然后，特赫罗上校到议会大厅宣布，将有高阶军官来掌控下一步的发展。

在瓦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将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每过十五分钟，地方电台就宣读一遍米兰斯将军的声明，说根据首都事变产生的政治真空，在得到国王陛下的进一步指示以前，保证军区内的秩序是他的责任。然后宣布宵禁，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坦克开上了街头，接管重要的公共建筑。工会组织和政党组织马上开始拼命销毁文件，以防军队接管后实施报复。在巴斯克地区，惊恐的民众开始放弃家园，越过边境进入法国避难。

国家行政管理已经瘫痪。此刻，这个国家真正有实力的，是西班牙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包括瓦伦西亚军区的米兰斯将军。如果他们都站在特赫罗上校一边，那么西班牙军人将又一次成功地干预国家政治，改变国家的方向。消息飞快到达西班牙大小城镇，很多城市的电台，突然开始没完没了地播放军队进行曲，什么也不明说，只有一曲接一曲雄壮的军乐。

国王开始反击

特赫罗上校占领议会，国王一无所知。国王手下的人从广播里听到此新闻，连忙报告国王。国王能看到的，也就是电视重复播放的那几分钟镜头。国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有多少军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下令给马德里的军队总参谋部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电话那头，接电话的人听说是国王，连忙把话筒给了曾经是国王教官的阿尔马达将军。

电话里是阿尔马达将军的熟悉口音。将军恭恭敬敬：陛下，我这就亲自去王宫，向陛下报告情况。

就在国王即将挂断电话的一瞬间，突然，完全是一种直觉，他感觉不对。阿尔马达将军的语气，一丝不苟，无可挑剔。太自然，太恭敬，太镇定了，一点儿不像在突发事件下的反应。这时，国王身边受命去了解情况的人刚好赶到，轻轻对国王耳语：事情和阿尔马达将军有关。一瞬间，国王突然明白了。他对电话中的阿尔马达将军说，我现在有一些文件要签署，等我有空见你的时候，再请你来。

放下电话，国王下令王宫卫队全力戒备，不让任何军人闯入，特别不准阿尔马达将军进入。国王意识到，阿尔马达将军要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他能够代表国王意愿。如果在事变之后他和国王在一起，或站在王宫里向外发布意见，给外界打电话，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只要阿尔马达将军进了王宫，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就达到一半了。

国王在王宫里，立即开始向全国各军区司令、各兵种指挥官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立场。他所得到的回答完全一致：陛下，我将完全服从您的命令，不论您认为有必要做些什么。

这次政变，多少是因为国王前管家阿尔马达将军对米兰斯将军的误导。国王明白，当务之急，是让全国民众和军人了解国王的态度。

不过三小时，国王开始下令。夜里九点多钟，他命令手下人通知电视台，派出一个转播小组前来王宫。电视台的人说，台里现在到处是军人，连他自己都没有行动自由，更别说派出转播小组了。于是，国王命令，让占领电视台的军官接电话。好不容易，那头找到了领头的军官。王宫这头把话筒递给国王。国王问，谁在接电话？那边不明底细，只好照实报告军衔和姓名。接着，他听到话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我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电话里一片寂静，军官就像麻木了一样。接下来，他好不容易挣扎着，说出了一个西班牙军人的标准回答：国王陛下，听从您的命令！

国王随后命令他，护送一队摄影小组，立即赶赴王宫。这队转播人员在著名电视主持人毕加托斯特带领下，好不容易通过森严岗哨，进入王宫。一番安排后，国王面对摄像机，发表了他著名的讲话。然后，录像一式两份，由两组人走不同的路径，送往电视台，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乱成什么样。

午夜过后，一点多钟，国王的讲话录像突然出现在全国电视屏幕上，以一贯的尊严，要求全体国民保持冷静。国王明确表态，他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打断人民在宪法中达成的民主进程的行为。

国王打电话给米兰斯将军说，他反对政变，他也绝不会离开西班牙去流亡，政变军人想要成功，除非先开枪打死国王。然后，他把这个电话再用书面电传，传给米兰斯将军。凌晨四点，米兰斯将军下令坦克开回兵营，解除戒严。第二天，特赫罗上校投降，米兰斯将军和阿尔马达将军随后被捕，议员们平安回家。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后来面谢国王，说出了议会大楼里所有人想说的话：“陛下，是您救了我们的命。”

军人政变终成历史

头脑极为清楚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并没有欢庆胜利。

当天晚上，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约见各大政党领袖，包括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右翼政党人民联盟领袖佛拉加，向他们指出，政变虽失败，却并没有解决西班牙民主政府的困难。国王本人被迫冒着自己声誉和人身安全的风险，来亲自化解军事政变，这一事实说明，西班牙各政党，没有充分了解军人在改革过程中的情绪。虽然参与军事政变的人错误地估算了他们能够得到的支持，但是军人们对西班牙未来的希望，对国家现状的失望，不应该再被忽视。他对这些政党领袖说，对这些企图颠覆的军人，你们各政党如果表现出公开的强硬的反弹，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把这一事件扩大到对整个军界的负面看法，更是非常有害的。他要求各政党回去检讨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问题，考虑怎样争取更高水平的全国团结。国王甚至警告政党领袖们说，他本不应干预政事，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国王不会再这样做了。

这一军人干政事件就这样无疾而终，史称“2·23政变”。国王胡安·卡洛斯后来为参与政变的军人辩护说，特赫罗上校等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开杀戒，没有打算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否则，他们不会想不到起事后第一要做的，是包围王宫、切断王宫的电话。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国王将束手无策，事件的演变就可能完全不一样。

几天后，300万人在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民主大游行”，表达民众对这几年西班牙政治改革进程的支持，表达保卫民主体制的决心。民众表达的信息是，不管转型过程中出现怎样的不尽人意之处，转型是在人民的意愿下展开的，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各党派领袖，民主联合会的苏亚雷兹、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和人民联盟的佛拉加，手挽手地走在马德里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表达了各党派在政治改革大方向上的一致和团结。这一信息非常强烈，卡利约的话说出了普遍的感受：“上帝拯救了西班牙。”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话，直中要害。把军人排斥在政治改革以外，是前几年各政党都犯下的疏忽。1981年的西班牙，转型在政治体制上已经达成，但西班牙军队的中立化却还没有完成。

在政变流产两天之后，国会通过了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临时首相向国王保证，以后将定期会见军队的主要将军，向他们通报国家的状况和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这样军队国家化的国家听起来有点奇怪，在西班牙却很自然，这恰恰是政府和军队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表现。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危险，终于过去了。

西班牙民主转型最终完成

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选，被史家认为是西班牙转型的最终完成。其标志是，通过大选，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地完成了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

从1898年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了一百年的坎坷。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之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的短短几年时间，西班牙顺利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

1981年消解了军事政变之后，西班牙政府着手和“埃塔”谈判，以停止暴力为条件开始大赦一些关押着的“埃塔”成员。1984年，新上任的首相冈萨雷斯，继续和“埃塔”就停止暴力活动展开谈判，此后是断断续续的“停火协议”。

2006年3月22日，“埃塔”宣布永久停火。

西班牙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骄傲”两个字，在西班牙才获得它真正的意义。那不是一个封闭民族虚妄的傲慢，那是经过八面来风而终于获得的定力。有来自罗马的人，在西班牙建造的神庙里，奏响古乐；有来自莱茵河的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纵马驰骋；有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王宫里，让泉水淙淙低吟；有来自法国的建筑师和石匠，在西班牙设计的哥特式教堂里，让圣坛下传出轻轻的祈祷声；有全世界的人，如我们一样，背着行囊，在西班牙大街小巷、山川河流上留下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