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大骂周恩来：老娘赤条条来去不怕你

1965年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员，文革时升“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副总参谋长，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吴法宪在其回忆录有一段江青怒斥周恩来的记载：“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会，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本文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出版。

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在一九六七年初产生的。在这之前，中央曾经是两个会议：即中央常委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先后被撤消职务，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政局常委会议和书记处会议都先后停顿。这样一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务，就全都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当时，他既要管国务院的工作，又要管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于是，经请求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就以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形式，集体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由周恩来负责主持，吸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讨论和解决党、政、军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把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报请毛泽东批准后执行。

当时，还有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由陈伯达主持，也吸收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负责解决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所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也需要毛泽东的批准才能执行。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中央日常的工作会议。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意见很大，他们要求周恩来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要周恩来直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为党中央日常工作机构。

最初，周恩来没有同意江青等人的要求，照常举行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主要的问题都拿到这个会议来解决。于是陈伯达和康生等人就通过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发泄不满，要求毛泽东下令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来代替它，江青甚至提出公开挑战，宣称：“一定要把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摧垮。”

毛主席当时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中央常委办公会议开不成了。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被打倒，几乎只剩下了周恩来光杆一人。周恩来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经毛主席批准，取消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合并，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我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早已是这个会议的负责人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十一个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我、叶群、汪东兴。不久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李先念也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六号楼。钓鱼台宾馆原来是国务院招待外国元首的地方，一共有三十多座小楼，装修极其豪华，其中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是最华丽、最好的。当时，江青一人独占了三座楼。除了住宿的一座楼以外，她还有一座专门放电影的楼和一座专门带舞厅的楼。江青也曾为毛泽东在钓鱼台准备了一座楼，但毛泽东除了去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曾在里面休息过几小时以外，再也没去住过。

钓鱼台里也有一座楼是供周恩来使用的，这就是五号楼，但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华厅。另外，陈伯达住在七号楼。从条件上看，五号楼和七号楼比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要差一点。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都住在十六号楼里。十六号楼是一座大楼，楼上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楼下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般是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三、四点左右。

整个“文革”期间，钓鱼台都是北京的一块禁地，全部由中央警卫团警卫，戒备森严，任何人都不能冲击。江青曾经下令，如果有人胆敢冲击钓鱼台，一律逮捕，并且可以开枪。那个时候，造反派可以冲击北京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南海都被造反派冲击过，但是没有人敢冲击钓鱼台。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所决定的重大问题，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签字以后，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有一次陈伯达提出，以后会议上定的文件，由周恩来一个人签名上报就可以了。但是江青提出了意见，说：“还是总理的一贯作法好，这样可以表示由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共同负责。”周恩来转而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谁都没有说什么。就还是照原样办理。经毛主席、林彪同意的文件，有时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有时用国务院的名义，有时联名下发。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九大以前中央的一种集体领导形式。一般是用文件的形式将所讨论的问题报告毛主席。但有的时候，由毛主席直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也不少。林彪因为身体的关系，除了毛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以外，很少参加会议，都是由叶群代替他参加会议。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相反，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傲慢。我记得，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你过去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不感兴趣，现在该相信我们了吧，我们还是能处理一些问题的吧。”

周恩来说：“当然啰，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威信很高，钓鱼台是我们为招待外国元首而修建的，现在让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办公地点，这是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一种尊重。”

江青说：“你们现在也是无实可待，闲着可惜，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早就建议你和我们合作，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但你就是不听，硬要维持你那个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一直到会议开不成了，你才来钓鱼台。这个教训，你是应该吸取的吧。”接下来她又说：“你想和我们中央文革唱对台戏，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都搞‘文化大革命’，只有中央文革的旗号才打得响。你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合理又合法的。”

还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会，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人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

听到这里，所有到会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会场一片寂静。等了一会，康生才说：“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恩来只好点头称是。江青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沉默无语，很难表示什么。

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感到难过。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德高望重，是我们心里非常敬佩的领袖之一。而江青是狐假虎威而已。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

我相信，别人对此也有看法。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我，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我们，周恩来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时，林彪曾明确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支持。”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除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外，就是江青和康生在起作用。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都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谁不听她的，在中央文革就呆不了几天，甚至会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傲慢。因此，每次碰头会上，我们基本上只有反映情况、听取命令以及具体贯彻执行的权利。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时间不长，我就开始感到紧张、疲劳和力不从心。因为我们要经常接见各地的造反派，处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问题，我对地方的问题本来就不熟悉，每次接见基本上都是陪衬。时间一长，我感到非常厌倦。

有一段时间，杨成武经常不去参加会议，他要我参加会议以后，向他汇报情况就行了。可江青抓得很紧，每次都要追问我，我只好替他打圆场说：“杨代总长的身体不好，要我代为请假。”

在当时，我除了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之外，还一直担任着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工作相当忙。每天中午起床以后，都是先抓紧时间处理一下空军的事情。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们说，这是“搞点自留地”，下午去做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晚上再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至于我担任的副总参谋长职务，那基本上是挂名的，总参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但空军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一点也不敢疏忽。这样一来，弄得我每天精神都非常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