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中国文革之乱的序曲

1953年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建国后党内发生的第一次政治权力斗争，从历史渊源上来看，这是文革的序曲。本文摘自康托居士的博客所刊载的《文革五十年祭：历史渊源和心理动机之详考》一文，作者吕陈君。

建国初期，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大致如下。毛是党内各派系公认的领袖，其地位是稳固的，但此时毛还未具有文革时那种“一言九鼎，乾纲独断”的绝对权力，他必须还要平衡各派系之间的势力，必须还得通过中央书记处这个集体决策机构来贯彻其意图。刘少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具体负责中央书记处这个党内权力的中枢机构，他也被视为毛的“接班人”，可以说刘是党务系的“山头”；刘只比毛小5岁，两人算是同一代人，所以刘不可能成为毛的真正“接班人”，他只能算是毛的副手，所以，刘这第二把交椅其实是非常不好坐的，一是他必须直接面对毛的压力和猜疑，二是他还必须面临党内其他觊觎者的挑战，三是毛要是选定了真正的接班人，他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微妙了，关键是，刘在军队中资历不深，支持者很少，刘虽然当过两年的新四军政委，但并未建立起自己的嫡系，特别是，毛一直忌防刘插手军队，粟裕和罗瑞卿算是毛在井冈山时的嫡系，刘对两人提携有加，均推荐以总参谋长之要职，但后来，粟被闲置，罗被打到，刘其实是毛最大的嫡系，但他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位置，就把刘置于了党内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这是躲不开的事情。周恩来名义上是党内第三号人物，但从实力和影响力来看，周仅次于毛，是真正的“第二号人物”，且跟刘不同的是，周在党内的资历比毛还老，尤其是在情报系和军队系里根基深厚，毛周的历史关系非常复杂，毛离不开周的协助，但在政治上并不信任周，其实，毛对周的忌防远甚于刘，周也非常明智，从来就不去争这第二把交椅，相反的，凡是毛选定的第二号人物，他都积极地配合支持，凡是毛反对的第二号人物，他也不遗余力地批判，毛也很需要周的这种政治表态，所以，周在政治上也没法躲；周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是做具体经济行政工作的，这就是一个大盘子，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远比党务系的盘子要大，可以说周是政务系的“山头”，跟刘相峙立。军队系的派系非常复杂，且互不买账，作者就曾在酒桌上见过两位不同“山头”的红二代，一见面就揶揄挖苦，争锋相对，火药味甚浓，可想而知，当年军队里的争斗是何等激烈，军队系两个最大的“山头”是彭德怀和林彪，可谓山头林立，沟壑纵深，就是毛本人也未必能完全摆平，也只能是借助一个“山头”来平衡另一个“山头”，毛也可以说是军队系的“总山头”，这是毛的最高权力之基础。

说完党务系、政务系和军队系这几个大的“山头”，我们再来说三个重量级人物：陈云、高岗、邓小平。陈这个人，是党内公认的经济能手，建国初期，毛对陈是委以重任的，让他主管经济工作，陈大体上应属于政务系这个“山头”的，但陈这个人，原则性非常强，从不拉帮结派，所以，陈自己又是没“山头”的，毛政治上对陈是很放心的，但有时又嫌陈经济上太保守，就把陈搁置起来，让他只当参谋，陈也很聪慧，往往这时就请病假躲起来了，但陈的经济思想自成体系，在党内影响很大，这一点连毛也是佩服的。建国后，经济工作一直是由周、陈两人主抓的，但到1952年时，毛想改变这种格局，也是从大局考虑，毛撤销了五大行政区，把五大区首脑高岗、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邓子恢调到中央任职，高尤其受到重要，就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跟国务院是平行的，这就意味着周、陈主管的经济权力被撤分开来了。高这个人，能力极强，他跟刘志丹是西北红军（红26军）的创始人，在地方势力上，他算是西北的“山头”，后又在东北主政多年，高在西北跟彭德怀、在东北跟林彪的工作关系都非常好，跟陈云的合作也很融洽，尤其是，高跟毛的私交也非常好，又能忠实执行毛的路线，习仲勋曾经讲过，建国后，毛最看重的接班人其实是高。我个人认为，此时毛心里真正看中的“接班人”是高、邓两人。邓一直是毛的嫡系，他比毛小11岁，比高大1岁，两人正好都处在“接班人”的这个年龄段。但正是这“一马当先”，就使高跟刘、邓两人，处于了一种微妙的权力竞争关系，这点非常关键。

毛刘分歧是文革的导火索，但毛对刘不满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我个人认为，毛对刘的猜忌应起于解放战争时期刘临时主持中央工作那段时间。毛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后来留在陕北跟胡宗南打游击，都是刘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在战争时期，因须临机决断，所以刘也不可能事事都先请示毛，但次数多了，时间长了，难免就成为一种习惯，这自然就引起毛的猜忌了。毛可以发出最高指示，但中央书记处这个中枢机构却是刘直接掌握的。1953年，毛连续两次对刘以及当时中办主任杨尚昆提出书面批评：“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可分享的，这不仅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也是中共权力体制的核心。其次，在是否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个政治路线上，毛刘也开始出现了分歧，对富农和私人工商业，刘主张再保留、支持一段较长时期，而毛主张尽快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具体政策上，两人明显产生了一些分歧。1954年要召开第一届人大，所以，1953年这一年人事安排就成为党内权力角逐的关键，毛的想法是想把权力格局再调整一下，他对刘、周两人都不太满意，对高相对来说比较信任点，撤销大行政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一是可以平衡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关系，二是可以将刘、周主持的党务系和政务系再平衡一下。这就是毛希望出现的权力格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但“高饶事件”打破了毛的布局。刘高两人并无历史恩怨，但高到东北主政后，刘先后把彭真和林枫也派到东北，彭林是刘一手提拔起来的，但高跟他们在工作上都有矛盾，高跟彭是战略上的分歧，闹得很厉害，搞得彭不得不离开东北，高对林则是有点看不惯眼，林的工作能力不强；其次，在东北土改和对待苏联的问题上，刘高两人分歧较大，为此高挨过刘的批评，高心里肯定也很不服气。刘高都是党内的“大山头”，互不服气是正常的，要是斗起来，连毛也没办法，很难摆平。但最终闹出这么个大事，还是颇为蹊跷的。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历来都只有“路线错误”，从来没有“反党联盟”或“反党集团”，都没有直接斗死过人，张国焘、王明叛逃延安，也都是毛客客气气送走了。“高饶事件”算是开了党内恶斗的坏头，遗患无穷。

高进京后，风头一度盖过刘周两人，毛经常找他长谈，一谈就是一夜，他难免就有些恃宠而骄，忘乎所以了。高是个草莽英雄，但跟毛谈得来，毛还是高的媒人，有些“私密话”，毛不会跟林彪、邓小平说，但有可能跟高说。高之所以反刘，肯定是毛私下里跟他讲了不少对刘的不满，想叫刘“挪挪位置”，去当国家主席或人大委员长，毛还给高交代了一个绝密任务，让他亲自去查20年代刘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敌伪档案，高后来给过毛一份报告，14年后，刘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这份报告也终于派上了用场。于是，高认为，毛已下定决心要换掉刘了。

1953年下半年，毛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去杭州主持起草宪法，然后毛有意识地咨询大家意见：他不在京时，谁来主持中央工作？毛不在，刘主持工作已是惯例，毛再这样问，就不寻常了。高就觉得机会到了，其急躁、鲁莽、刚愎的性格就暴露出来了，他没跟毛商量，就去找了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搞串联，并南下游说，毫不遮掩，暗示毛已对刘不满，刘不成熟，不能主持中央工作，要“轮流坐庄”，多搞几个副主席，把刘的接班人位置拱倒，高还提出了一个著名说法，毛代表红区，刘代表白区，但权力已落到“白区党”手里，“红区党”的权力已被架空了。据薄一波回忆，高也想趁机反对周，高抓住毛严厉批评“新税制”的机会，猛追不放，“批薄射刘”，让主持会议的周下不了台，高的如意算盘是，让刘去搞“议会”，周去当部长会议 主席，他自己来搞政治局。而坊间传闻，周对高的生活腐化也深恶痛绝。此时，恰好发生了“安子文名单事件”，就把饶漱石也牵涉进来。饶是中央组织部长，安是常务副部长，安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人选名单，上面“有薄（一波）无林（彪）”，这么大的事情，可饶事先并不知情，认为安是刘在背后指使，在中组部内部和中央会议上，对安也是穷追猛打，“讨安伐刘”，正好跟高的串联活动赶到一块了。饶本来是刘推荐才当上新四军政委的，最终把陈毅赶出了新四军，等于是把陈踢出了军队，当时这符合毛刘两人的设想。而饶跟着高“批薄讨安”，不仅得罪了刘，也得罪了周，因为陈是周的嫡系，在井冈山时反对过毛，这是毛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党内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但只有先搞清楚这些潜藏的脉络，才能真正地搞懂党史。高饶两人就这样凑到了一块，“批薄”实为批周，“伐安”实为伐刘，刚到中央，立足未稳，就得罪了刘周两人，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结果，陈云和邓小平向毛举报了高，刘周两人也拿出了以前举报高的材料，譬如，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苏联）、“私生活腐化”等等。党内四巨头都出来反对高，这个分量让毛也不得不退让，否则，毛也有可能被牵连进去，毛总不能承认，高讲的那些话是他的“私话”吧。毛不得不在1953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表态：“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撇清跟高岗的关系，会后毛就去了杭州。据林蕴辉教授考证，毛走时，就确定了让刘来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这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了，“高层的权力结构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表明毛“把整个事情的处理权都交给了刘少奇。”

1954年2月，召开了四中全会，毛泽东明确指示：会议只作“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但在闭幕的结论讲话上，刘却不点名地指出：“为要改正错误，就必须揭露这些错误，必须取得其他同志的帮助，而不能把错误隐藏起来，不能拒绝其他同志的帮助，不能讳疾忌医。”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就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专门揭露、批判高岗，但蹊跷的是，“座谈会是何时决定召开，由谁决定召开，都找不到文字记载。”刘没参加这次会议，周和陈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严厉批判了高，陈的发言还比较客观，并未撕破脸，但周的发言却给高列举了“十大罪行”，把高的问题定了性，等于一棍子就把高彻底打死了。这一定性非常关键，决定了高的命运。高哪里受得了这个气，林彪说他是个“二愣子”，一气之下，竟自杀了，这一下谁也无法再替他讲话了，“高饶反党联盟”就这样形成了党内决议，饶在此只是个陪衬。毛本来还想继续保留高的中央委员，让他回陕北当个地委书记，是完全还有机会东山再起的，但高却受不了气，哪能堪当重任？邓三起三落，才成就一番伟业。但高也算是党内一个“山头”，他倒了，跟着倒下的是一批人，“高饶事件”涉及到西北、东北的很多干部，并在党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彭德怀案”、“习仲勋案”都与之有关。现在来看，这一事件的结果形成了文革之前的中央权力格局，1956年八大换届时，陈云被选为五大中央副主席之一，邓小平被选为总书记，刘邓关系走近了，刘的党务系势力提升了，刘邓彭成为其稳固的核心。毛原来可能是希望把高邓两人“掺沙子”到刘周的党务系、政务系中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落空了。

高岗的死在毛的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对刘周两人对高案的定性，认为是搞过头了，但他当时又没法出来给高讲话，因此毛也是憋了一口闷气的。毛阻止不了党内斗争，他也只能顺势利用之。直到1964年，毛已决定打到刘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到高：“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这应该是毛的心里话。

文革之乱，就这样埋下了裂变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