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内部人士：文革式占领非高层本意

一周前，网络上曝出一份人事任免通知，中国大陆以敢言著称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和总编辑徐庆全被撤换，由杂志社的上级主管单位、隶属于中国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接替，杂志社原本的社委会、执行主编制度也一同被弃用。

对此，杜导正怒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做法与文革期间造反派夺权的行径无异，并签发了《停刊声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时，《炎黄春秋》杂志社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状告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面撕毁与《炎黄春秋》在2014年签署的协议违法。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多维新闻采访了《炎黄春秋》副总编王彦君，他详细讲述了《炎黄春秋》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关系，对于外界在此次人事调整上的一些猜测，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多维：《炎黄春秋》自2014年变更上级主管单位以来，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打交道的机会多吗？

王彦君：多，因为双方签订协议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派了贾磊磊、《艺术研究》主编方宁过来做《炎黄春秋》的编委，大家一直在一起合作共事，合作还是很愉快的。

多维：也就是说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王彦君：对，没错。《炎黄春秋》原来的主管单位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也是合作愉快、合作顺畅的。

多维：杂志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签署的那份协议，执行情况如何？

王彦君：在这次毫无征兆的人事调整之前，双方一直都严格遵守协议内容。

多维：可外界有传闻说，今年5月那期《炎黄春秋》延迟好多天才出刊，就是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杂志社的上级主管单位，不同意反思文革五十周年的那一组专题稿件？

王彦君：这要看怎么叙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我们合作的具体形式就是讨论目录，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干预。在讨论目录的时候，他们觉得涉及文革的话题多了一些。其实我们已经比较克制了，没有把一整期都做成文革专题，就是比平时多了两三篇讨论文革的文章。但他们觉得不妥，也没有说更多理由，我听说当时是中宣部出台了一个精神，叫“文革五十周年不准谈文革”。

贾磊磊和方宁进入《炎黄春秋》编委会后，大家也还算是互相尊重，即便有一些不同意见也很正常，《炎黄春秋》内部还有不同意见呢，双方还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在选题等编辑事务上，并不是说他们有绝对的否决权，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多维：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艺术研究会是更高一级行政部门安排的一个“伏兵”，把《炎黄春秋》挂靠过去就是为了方便“收拾”《炎黄春秋》。您怎么认为？

王彦君：当时杂志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出来的时候，理由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不是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只是一个民间团体，民间团体是不能主管主办一家媒体的，所以必须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是在中宣部开的会，会议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主持，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四家单位都在场。奇怪的是，《炎黄春秋》离开之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很快就拿到一个新的刊号，只是由于技术力量不足，没有真正办起来。但至少证明让《炎黄春秋》变更主管单位的理由是虚伪的。

多维：国际上有很多评论人士曾指出，萧克将军与《炎黄春秋》有很深的“缘分”，您怎么理解？

王彦君：反正中国在意识形态管理上，对于方针的把握不太稳定，随着时间推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变化，2014年的事情，包括今天的事情，都与这种变化有关。

多维：中共元老李锐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习近平对《炎黄春秋》做出的批示是“不要封杀，做好引导”。这种说法属实吗？

王彦君：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这种事情没法印证，中国的政治透明度还是有限。但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习总书记说出这句话是合乎情理的。他毕竟是从地方上一路升上来的，很了解下情。另外，《炎黄春秋》的读者面主要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习近平对老干部的心声是最为了解的，可以说是声气相通，老干部对《炎黄春秋》的喜爱是不言自明的，这在杂志二十五年的历史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习近平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是合乎情理的。

多维：但也有人做出另一种解读，认为从2014年的变更主管单位，到这一次的人事调整，恰恰体现了习近平所说的“做好引导”，是一种引导的方式。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王彦君：不太认同。这次人事调整突然、粗暴，具体方式是一种文革式的“占领”，这些肯定不是习总书记的原意，与“引导”两个字格格不入。

多维：自2014年《炎黄春秋》改变主管单位以来，给外界的感觉是经历了很多风波。有人认为是这些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了这次人事调整，您怎么看？

王彦君：我觉得很难做这种估量。《炎黄春秋》经历的这种风波有很多，25年的时间里叠加来叠加去，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套用这个说法，所以这种猜测也就没什么意义了。要真是下决心采取断然行动的话，任何一个节点都说的通，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我觉得还是一个谜，现在要拿出一个明朗的答案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