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湾霾伏香港书展？北京背了口黑锅

为期7天的香港书展已经落幕，但由此而起的争论和喧嚣还未停歇。有港媒和西媒感叹，今年书展鲜见到敏感政治类书籍，概因铜锣湾书商案的威慑作用。也有媒体借政治类书籍写作者之口，传达对北京严丝合缝审查的不满。

事实上，多维新闻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所谓的政治类书籍锐减，可能不过是观者的主观感受和臆测。因为不管是书展启幕之前引起热烈讨论的《赵紫阳文集》，还是有着文革最后一块活化石之谓的戚本禹所著《戚本禹回忆录》，或是反应香港与内地复杂关系，以及两岸之间隔空较量的书籍，并不在少数。其中，维权律师高智晟编写的《2017年，起来中国》、胡平所著《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余杰所著《中国教父习近平》等，都摆放在了显眼位置售卖。

不过，如果政治类书籍锐减是既定事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结局？对中共不满者可能想当然地将矛头对准北京，尤其是不久前震惊世界的铜锣湾书商案，让多数港人感到了背后的一阵凉意和震颤。但这样的结果，也可能是在港出版商自我审查的结果。只不过，此番自我审查如若追根溯源，这笔账恐怕最终也要落在北京头上。毕竟，如果没有北京带来的阴霾和无形震慑，出版商也不至于自缚手脚到这般地步。

此外，就传媒所谓“内地读者只敢看不敢买”的报道，可能也只是个别和少数。据多维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很多前来书展的内地读者不仅有买书，而且一部分人还特意拉着箱子前来。一位从深圳前来书展但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每年都会来书展看看，买一些政治类的书籍。”而在被问及是否知道铜锣湾书商案时，男子挥挥手说，“知道那个事情，不过他们卖的那些书一看就是编造的，普通老百姓的阅读需求政府应该不会干预。”在书展现场，售卖政治类书籍的田园书屋、榆林书店等，一直排着长龙，热闹非凡。

理清传媒的两个误区，并非在为以简单粗糙手段处理铜锣湾书商案的中共开脱，而只是避免舆论被片面式的报道引入误区，习惯于将香港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共，而不去理性反思香港自身所能做出的切实努力。不得不说，在很多问题上，港人已经习惯于将罪责全部或部分地归咎于中共。慢慢地，中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愤怒的，偏激的，民粹的，撕裂的，统统强塞给中共。2015年的政改投票，原本是香港的一个绝好契机，通过普选来改观港府的认受性，进而给中共松绑，但随着方案被否决，香港又回到了各方争拗的起点。这次契机的痛失，究竟该怪哪一方？想必港人有己方看似逻辑自洽的说法。但说法之外，承担整个后果的，确是七百多万港人自己。

今次的香港书展，其实也是一个窗口，让人们看到了香港的包罗万象，同时也目睹了传媒引导下的舆情走向是多么一律和想当然。或许香港应该听从前台湾“文化部”部长龙应台在2015年香港书展演讲时的意见，“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烟灭的记忆。倾听，是建立新的文明价值的第一个起点。”2016年书展，龙应台还是压轴演讲，不知道经过一年的等待后，对收割到的果实是否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