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撕裂 史无前例创举恐沦为牺牲品

随着香港问题越来越突出，有关“一国两制”的讨论和质疑也随之水涨船高。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和重申，并无意于将香港变成另一个内地城市，香港依然有高度自治权……但似乎中央与港人的不信任并没有就此释然，中央担心港人在“两制”上越走越远，港人担忧中央的强势让“一国”实至名归。

在这样互难理解的境况下，30多年前确立的“一国两制”究竟该如何让它回归本意，又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注入符合时代的内涵，这不仅是理论家们的职责，更是中共涉港机构与香港有识之士的责任。否则“一国两制”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构想就有可能沦为各方争拗的牺牲品，乃至破产。

但退一步讲，不管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如何扭曲，经济困局如何被搁置，社会矛盾如何加剧民粹抬头，依然不能改变“一国两制”是伟大创举的事实。寻根溯源，“一国两制”最初并非是为香港量身打造的，而是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

1981年9月底，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到，“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次年1月，邓小平进一步表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可在与台湾还未实现“一个国家”、还未有机会实施“一国两制”时，主权移交后的香港该怎么走的问题，却率先摆在了中共面前。秉持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成为中共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基本国策。香港成了第一个试验区。

随后，邓小平为这一国策划了时限，做了承诺。“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如今香港回归距离邓小平所说的“五十年”过去还不到一半时间，但跟在这个时间后边的“不变”保障，“一国两制”的政治夙愿与实际含义正在被各方所撕裂，以片面的角度在进行着不同的解读。才过了19年，“一国两制”为何大打折扣？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一国两制”？“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是《基本法》最初的框架制度，也是厘清楚“一国两制”真正意涵的关键。“

陆港之间之所以问题百出，争拗不断，就是对“一国两制”缺乏真正的理解所致。首先是庙堂之高的不理解。由于设置了港澳办与中联办这样两个高规格（部级）直接涉港机构，让港人看不清中央意欲何为，涉港机构究竟在香港的发展与“一国两制”的执行与丰富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作为唯一作为除驻港解放军以外另一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内地官员上任香港的官方机构，中联办近年来的表现备受港人的诟病。因为不理解，所以一再将泛民拒之门外，殊不知泛民的存在本身，也恰恰是“一国两制”的证据。也因为不理解，所以一再以“阿爷”姿态卷入香港内部事务，不仅被诟病为中央安插在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而且让坊间的“西环治港”变得名副其实。多维新闻在《北京涉港机构亟待整肃重组》中有详细论述。

曾在中联办从事研究工作、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强世功，此前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表示，香港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的政治本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曲折命运的一个缩影，即1840年以来始终困扰中国的古今中西之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用内地学者话来说，是如何处理古典文明传统、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和当代自由主义传统之间“通三统”问题。而从宪政秩序入手，“一国两制”的实质就是在一个类似帝国的政治体制中容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制度，而且采取“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方式为解决这种矛盾，从而在中央和特区的矛盾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什么才是真的“一国两制”？在邓时代，这一政治构想的提出，既可以看做是一大创举，因为史无前例，无经验可循。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妥协，毕竟当时中国已经别无选择。加之无论从政治意识形态基础，还是从基本法的制度设计安排看，“一国两制”始终贯穿了“中庸之道”，就是寻找相互妥协、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第三条道路”。因此，“一国两制”内含着妥协，这一构想的提出，本身也只是一个开始，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尤其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检验，弊端与优势毕现。如果“一国两制”最终导向了撕裂与恶斗，不仅背离了本意，也于陆港两地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