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卑躬屈膝助力江青登上权力高峰

1966年11月28日晚，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齐聚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不顾事实，对江青做了极度露骨的吹捧。可以说，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是他对江青迈向更高权力道路的推波助澜。本文摘自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所著《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

1.江青的升迁

江青在1967年4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副部级）。江青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就是周恩来在1964年主持的京剧座谈会。江青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和5月10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在文革初期，由周恩来提议，林彪、周恩来共同签署，将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到五级。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

实际上，建国以后的高层对于江青的态度可以说是表现其本人政治态度的一个潜规则。作为一个老红军，徐业夫从50年代起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工作，曾经因议论江青而被调离过职位。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坚定支持是其不被打倒的重要一点原因。特别是文革初期，江青进入“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层，是毛泽东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而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所做的工作无疑要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林彪多得多。这自然也是周恩来“紧跟”毛主席的结果。

陈伯达在1966年8月因病住院，主动提议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笔者认为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却为此专门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根据当时的组织程序，此类通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草拟出来并报毛泽东批准。此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还是得到毛泽东事先提示尚无可信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多次一举，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意义。首先，对于江青在全国树立起其为中央首长的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堪比“林彪事件”之后公布的《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一般，为江青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其次，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书。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论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虽然在文革小组内部，当家作主的是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有了此文件后，江青便成了名正言顺的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太上皇。

2.对江青的吹捧

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际，周恩来提议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后来江青提议徐向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同出一辙。软弱的陈伯达和具有历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轻易作为“刘盆子”、“阿斗”使用。陈伯达自己就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于是陈伯达推荐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刘盆子”？周恩来对陈伯达软硬兼施：“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后来公布由江青代理组长则显得极为顺理成章。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31日，江青就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大会情况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国庆节后，陶铸对报纸上关于江青的宣传极其反感：“你（曾志，笔者注）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和总理平列，像什么样子？”陶铸是常委中主管宣传的，但是是谁越过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舍周恩来，还能有谁？

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讲话之后，周恩来表态：“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把江青在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江青名闻九州岛、声震寰宇的地位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其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另外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周恩来把自己摆在了是江青学生的地位上。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评论：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诚如历史所记载，周恩来从一个这种表态到当众高举手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阎长贵回忆说：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它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官方的文字、文献以及传记、年谱等对于周恩来和江青、中央文革的关系是比较隐蔽，为“贤者讳”。但是在文革期间多次的召见造反派的活动以及群众大会上，两者的关系就非常露骨了。对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关系，在1968年的3月24日和27日的两次大会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显示的非常清楚。

1968年3月24日，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军队干部会议，宣布“杨、余、傅反党集团”的问题。

首先是林彪讲话。当林彪讲到：“表面上他（杨成武）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项目来迫害江青同志。”

此时的周恩来插话高喊：“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周恩来多次高呼：“谁反对中央文革打倒谁！”

周恩来在自己的讲话中对于江青的吹捧更是不遗余力、无以复加。

周恩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周恩来讲：“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

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

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时隔3日，中央文革小组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组织10万人群众大会。周恩来对军队干部吹完江青后，对于普通群众再次对江青进行了肉麻的吹捧。当周恩来讲到“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时，江青回应到：“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

周恩来则说：“我不敢当，我还要学。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周恩来这个讲话有如下几个特点：1）从历史上来塑造江青的革命历史形像，把江比作鲁迅来赞扬；（2）江青受到过迫害，而且这些迫害者文革结束后却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3）文革期间江青又立新功。

另外作为中央领导人，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十分难得的互相声援致意的热烈场面。这也真实的体现了在文革中期以前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真诚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的一面。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和江青合伙开的“夫妻店”，那么周恩来就是这个店的总经理。

如果说这是周恩来在公众场合下的作秀，那么私下里的周恩来也不逊色。知情人讲述，当时的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亲自抓（笔者注即今天的国防大学），在周恩来的专门指示下曾搞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知情人说她没看过那东西的原稿，据说除有毛林会师（即井冈山会师）之外，还特别对江青倍加赞扬。但是后来时间不长，因为时局变化，周就命令把写成的东西全部收回销毁。

3.江青和周恩来的互动

聂元梓回忆说：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杨勋（经济学家，文革时为北大教师，因为反对江青曾坐牢两年）。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才知道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当聂元梓被问到：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聂回答说：我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为从。是如聂元梓所说还是如林乃英在检讨中表示的要听周恩来的？无论如何，阎长贵先生回忆说：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周恩来与江青在工作上应该是对于对方还是非常支持的，虽然时不时的江青会耍下“小脾气”。举例来说，王力曾经回忆道：有关四川“二挺”（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他曾经应江青要求进行调查，事后也写信给江青说明情况。但是后来此信是周恩来批示的。周恩来批示道：“同意王力同志意见。”

而对于周恩来，江青也是关照有加。1967年1月，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了要打倒周恩来同志的大标语。阎长贵回忆到：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经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它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造反派时说：“江青同志讲话就是指示，谁不执行，你们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们按江青同志的指示去办事，至于他至死都不执行，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可以夺权嘛？我只能起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你们一臂之力。”

曾经是上海造反派负责人的潘国平回忆：一是有一次他参加北京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大会，会后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长绕场一周，周应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后面，还扶着江青下台阶。潘当时感到很不舒服。二是1967年1月，潘上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大会，第一个发言，提出部份干部可以出来工作由造反派监督，江青当场反对，把潘轰下台。潘气不过，给周恩来递纸条要求继续发言，周却公开宣布说，潘的意见，他已知道，会转告中央，今天不必再发言了。江青会后也顺势过来，叫我潘司令，并给我联络电话，派车派联络员。

江青和周恩来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周恩来曾对刘白羽说：她（江青）那里一个电话就是几个小时。吴法宪回忆说，江青下楼的时候，周恩来周恩来都趋步往前，扶其下楼！在江青外出青岛游玩，周恩来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而周恩来对于江青的要求更是有求必应！江青有个人问题时特别爱找周恩来帮忙。江青因为觉得住11号楼不安全提出要改住10号楼，又在17号楼和10号楼下面建立防空洞。而这些工作，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的。杨银禄说：江青提出要求后，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答复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清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周总理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4.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受到毛周关系的制约

阎长贵先生说：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她在文革中的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笔者认为，按照毛泽东的本来设想，“九大”之后应该是整周。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九大”后江青接连对周恩来的发动了几次攻击。最重要的一次是《周恩来年谱》记载的“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对这次会议做了详尽的回忆。

根据程光先生的采访，“九大”之后，江青还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

江青在1969年夏季也向刘庆棠交底：“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问题，就是有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刘庆棠马上就呼应说：“文艺界的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久8月26日，刘庆堂致信江青说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但是林彪自己跳出来之后，改变了文革的大方向。因此，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尽管从文革开始，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总的看来是良好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同江青是毛泽东清理林彪势力的左右手。此时的周恩来和江青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于是在，周江之间的良好关系再次体现，直到1972年年底。

“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多次宣称：总理、康生、春桥、文元，我们是毛主席这一派的，都是受林彪集团迫害的。林彪一伙到处放火，我们是救火队，保老同志。无疑，周恩来是被江青看作是同一集团的人。

1972年5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21日，周恩来做了长篇讲话，并为会议中最重要的文件－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背书。周恩来用自己的政治声望为此信的真伪做了证明。同年8月10日，周恩来将维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见见江青的要求的报告批示给江青：“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周恩来还说：“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周恩来不仅把江青同邓颖超、康克清等革命老大姐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在周恩来将报告批给江青之前，刚从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维特克此人。余汝信先生对此事的评价则是：“报告一批，周恩来完成了江青与维特克之间牵线人的角色。周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现，这一动作更说明，在1972年，周与江的关系是密切、良好的。”笔者对此完全赞认同。

1972年年底，毛泽东重新对对于“林彪事件”定性。毛泽东改变的不仅是批极左还是极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政治局内部格局的重新认定。王若水回忆说就是通过此事认定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是有限的。显而易见的是，江青在批评周恩来方面比周恩来批评江青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而周恩来在这之后对于江青的响应更为小心翼翼。这在1973年夏季毛亲自发动对周恩来的批评之后更是如此。1973年11月13日，为对外友协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只印发周恩来、江青二人的事情，江青以批示向周恩来提出：“这类简报，建议也送春桥，文元同志。”周恩来当日就批告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当毛泽东决定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时，作为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笔者注：杨德中实为周恩来在中央警卫团、中央项目组的最重要的耳目。如果毛决定对周恩来动手，第一个需要清除的就是杨德中。）杨德中被江青等定为“坏人”随后被下放也就在意料之中（现代版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期间依然赞扬过江青，但是笔者认为此时的赞扬和原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正如上面所论述，周恩来和江青之间也存在摩擦，可以说既有互相勾结、互持，狼狈为奸的一面，又有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一面。这完全可以归于周恩来看透了文革其实就是毛江夫妻店。周恩来通过对江青的“投资”与“阿谀奉承”，获取最高决策的信息和最高领袖的信任，自然也受益匪浅。但是自1972年年底之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开始遭到毛泽东的抛弃，周恩来对江青的赞扬和顺从，在某种意义上将只是对毛泽东的输诚了。1975年5月毛泽东发动政治局批判“经验主义”。吴德回忆，他和叶剑英都批评了江青搞“宗派主义”。而此时的周恩来却对吴德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