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任国家主席竟都是木匠出身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1983年6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主席。两人的经历有诸多的不同，有趣的是，他们都是木匠出身，精通木工活。本文摘自陈冠任的博客，原题为《奇怪：共和国前后两任国家主席，都是木匠出身！》。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1983年6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主席。两人的经历有诸多的不同，有趣的是，他们都是木匠出身，精通木工活。

李先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木匠。他12岁就跟三姐夫袁传祖学木匠，外出做木工活，甚至好跑到了汉口城。他当木匠，有一个怪癖：凡是穷人找他做木工活，热情相助，如质如量，甚至不收工钱；地主权贵人家请他，他一不愿意去，二即使去了，干活也不认真，还多要工钱。他的侠胆肝肠传为佳话，大家都称他“小李木匠”。

刘少奇虽然出身比较富裕，但小时候也参加田间劳动，学过木匠，通晓木工活。1951年夏的一个傍晚，他在中南海散步，看见迎熏亭正在修缮，忍不住走过去，拿起刨子，干了起来。

共和国前后两任国家主席都是木匠出身，引起了不少人的惊讶和注意。

有一个楹联云： “曲尺能成方圆器，直线调就栋梁材。”赞的就是木匠。有人说刘少奇和李先念因为木匠出身，懂得“方圆之道”，行事能顺势而为之道。

纵观他们的革命历史，刘少奇和李先念确实有“顺势而为”的一面。他们先后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为穷人求解放的大道，以后不管革命征途如何艰难，如何曲折，都对此道坚定不移，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他们确实是看准了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的这个“势”，否则在那么多的考验前面，是很难坚持到底的。

但是，他们这个顺势，不是什么取巧，而是冒着杀头、砍脑袋的风险。

刘少奇参加革命，先后三次被捕。

1925年12月，刘少奇在长沙被特务抓住，关进长沙监狱，坐了三个月牢。在党组织和家人的营救下，才出狱。他走出监牢后，老母亲赶到长沙，见到儿子饱受煎熬，老泪纵横，恳求他不要再干拿性命冒险的事情了。刘少奇对母亲说：“娘啊，干革命哪有不付出牺牲的，儿子啥都能依你，唯独这革命事业，儿子决不放弃。为了劳苦人的解放，儿子愿意付出鲜血和生命！”说的母亲含泪而归。

刘少奇的顺势是坐牢、是母亲的眼泪。

李先念参加革命，也是百折而不回。在张国焘“肃反”中，他的二哥被杀掉；在西路军征战中，部队被打败，他身无一兵一卒，讨米要饭才回到延安。但是，他坚信革命必胜的大势，百折不挠，要革命到底。对此，李先念的老战友郑维山说：

“李先念同志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论情况多么复杂，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矢志不移。”

这就是对李先念的顺势。

除了坚信革命必胜，矢志不渝外，他们还有一个顺势，就是：“听党中央的，听毛主席的”。事实证明，他们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泽东的。因此，在每一次党内外的斗争中，都站到了正确的一边，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者。

但是，他们没有“方圆”和圆滑。

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因为少了一些“方圆”。如果他在“四清”问题上，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不坚持己见，主动退让，或者，在1966年8月的中央会议上，不与毛泽东进行争执，圆滑一些，方圆一些，肯定不会有“文革”中被打倒乃至致死的事情。

李先念也不是“方圆”之人，是非分明，原则性极强。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67年，“大闹怀仁堂”中，他当面指责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谁？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结果，被江青、林彪诬为“二月逆流”干将，受到批判。

对于李先念的原则性，长期在外交部工作的钱其琛也深有体会，他回忆说：

“先念同志在执行中央的外交路线时，有着很强的原则性。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诬蔑我国建国17年执行的外交路线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三降一灭’路线。他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揪斗陈毅外长，攻击周恩来总理。先念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维护党的外交路线，保护了许多外交干部。”

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得势的时候，李先念与他们对这干，自然也不是圆滑和“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