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土改错失绝佳机会 谨防华西陷阱

中共第四次土改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刻不容缓。然而，从前述在土地确权之后推行农民为股东的农村集体资产折股改革来看，实际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也存在一个巨大陷阱，其结果很可能背道而驰。

八十年代的良机

1980年代，乃至90年代，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黄金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原则下，政治经济无禁区，乡镇企业繁荣。

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到1987年乡镇企业发展迎来“黄金时期”，其二、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4854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4%，接近198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13780亿的三分之一。到了90年代，在企业改制的大潮中，许多集体企业如同国企改制一样，化公为私，少数官员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大富大贵。侥幸没有改制的，与根红苗正的国有企业，资本雄厚的外资企业相比，不但资本、技术处于下风，政策上还受到歧视，根本就是后娘养的，纷纷败下阵来。当年乡镇企业红火，引得费孝通深入研究的苏南，现今已是外资的天下，曾经红火的乡镇企业湮没无闻，只剩下一些乡镇企业起家的民营财团。

设想一下，如果国家在80年代就推行农民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革，以当今对农村经济的重视，赋予经济国民待遇，引导产业升级、发展，今天中国的经济、农村会是怎么一副境况？

除了卖地还有什么？

农村集体资产折股改革，目的不外乎以股份制理顺产权关系、治理结构，以此激发集体经济的活力，以集体经济带动农民的致富与小康。然而，目前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又是怎么的境况呢？

要了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当前的状况，看看新闻就知道了，比如2016年1月广东佛山大墩村向村民分红9.9亿元，每股16万多，每人两到三股；不久之前，与大墩村的相邻的顺德乐从腾冲村分红10亿，最高一户领714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分红，似乎预示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红火，农村的繁荣，但是细究这些收入的来源，却又不得不令人忧心，它们几乎都是卖地的收入，一次性的收入，与集体经济没有一毛钱关系。

与此同时，2016年7月，佛山市宣布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分红超过3300元，最高的村达到5万元，贫富差距之大如天壤之别，与动辄数十万的卖地相比更微不足道；相比2014年平均3235元，其增长甚至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理性的经济人总会趋利避害，大约8年前的2008年7月23日晚，珠三角农村集体经济的样本，仍然坚持人民公社制的中山市崖口村，一千多居民拥进村委会要求“卖地”。数日后，全体村民投票表决，以高达99.14%的赞同票通过了1.17万亩的土地征用协议。集体经济的虚弱，农民利益最大化，只剩下卖地一途。

组织涣散

中共以农村起家，长期以来对农村、农民是极其重视的，但自改革开放后，农村、农民几乎被遗忘。在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之下，农村的组织涣散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税后。以前主要工作是催收农税的基层干部，突然发现自己无事可做了。不经手农税，也就没什么油水可捞，这些并不在国家公务员序列，每个月几百块工资的村干部，像许多农民一样，出门打工，以前的香饽饽没人肯干了。以前天旱时，热火朝天的抽水抗旱场景不在出现，代之以满满的水塘与一米之外干涸的农田并存。青壮年相继离开，只留下老弱病残。

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整村整村的人投身“挣钱大业”，甚至是村干部带头。陆丰地区的贩毒制毒村，广西安徽等地的传销村，海南儋州的电信诈骗村，河北石家庄的造假村，云南昭通石笋村的“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等等。

基层组织涣散，出现的权力真空，需要填补，黑恶势力乘机兴起，欺男霸女，垄断集体资源、企业，尤其是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比如煤矿丰富的山西，有色金属丰富的江西、湖南等等。黑恶势力进一步与腐败的官员相勾结，形成保护伞，在基层一手遮天。当地百姓不但不能享受资源带来的收益，经济上、政治上都受到压榨。

与黑恶势力相比，那些依靠集体企业改制，或者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企业家，要干净、温和的多，时常还捐资修路做善事。除了最初资本的原始积累可能有些不光彩外，他们还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们以其政治、经济影响力，成为农村的权贵阶层，农村已经分化了，鸿沟已经形成。

华西陷阱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行农民一人一股的股份制，对于繁荣农村经济，盘活农村高达两万多亿的集体资产，乃至抑制基层的涣散都是有益的。不过，有利也是有弊的，那就是农村集体经济最终成为当前中国国有经济的缩影，赵家人无处不在，全民所有的国企掌控在少数人手里，权贵食利，成为少数人的提款机。

有中国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以集体经济起家，至今仍然坚持集体所有制，家家户户小洋楼、小汽车，被誉为中国小康村的典型的村子，实际上掌握在老村长吴仁宝家族手中。

政治上，自1961年吴仁宝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其家族在村委会中的说话权逐渐上升，外姓逐渐被排挤出去，形成对权力的垄断。1961年第一届村委会共六人，分别来自华西村不同的六个群体。随着吴家第二代的成年，他们相继进入村委会，1976年大儿子吴协东担任党总支副书记，1983年二儿子吴协德担任党委委员兼民兵营长，1988年女婿缪洪达担任党委委员……。到1995年，18位村干部中吴氏家族占11人；2000年，11位党委副书记吴氏家族8人，并且排名前八；2003年，党委委员以上村干部增至50人，其中吴氏家族21人，并且几乎把持一切要职，也在这一年执掌华西村42年代吴仁宝将权力移交给第四子吴协恩，完成权力的换代。

在经济上，2003年仍然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吴仁宝，在村民大会上公开宣称，“全村的总资产管理，我吴仁宝占51%，其余49%由八大下属公司分摊”，而下属八大公司除旅游服务公司、化工个体总公司外全部由吴氏家族成员掌控，仅长子吴协东、次子吴协德、三子吴协恩、女婿缪洪达四人就掌控了华西村可支配资本的九成。吴氏家族成员遍布华西村下属企业，占据要津。实际掌控华西村命脉的是吴仁宝家族，所谓集体经济虚有其名。

华西村的集体经济一样是股份制，一人一股，最终却搞出来了一个父传子家天下，吴氏家族成为当地的土皇帝，原因何在？民主不兴也。

中共在推动农民折股改革时，所以一人一股，也是为了平权，以民主防止华西村一般的情况出现。只有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将已经施行的村委会直选落到实处，才能使农民起来制约基层的专权食利倾向，防止新的权贵、贪腐的发生。广东乌坎的村民威权就是农民民主意识觉醒的表现。

此外，在农村仅剩土地这一资源的当今，集体经济必然还是要围绕土地做文章，卖也好，租也好，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土地的价值天差地别，在土地资本化的过程中，公平、均衡发展的问题仍然需要国家调控。

在谈到农民改革时，中共曾提到要避免政府无限兜底，但在土地国有的当今中国，赋予农民的只是承包权，无论怎么确权都改变不了政府曾经无偿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事实，现今国家又通过土地买卖中介大发土地财，这个底政府想不兜恐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