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苏共的幻灭和中共的初心

对于社会僵化来说，如果不想改变，有人会帮你“安排”。这已一再被历史证明。

25年前的8月19日，苏共的党内强硬派为了制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制造了一次政变。然而，它非但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效果，甚至可以说提早断送了苏共的基业。25年来，中共一直对25年苏共政权垮塌耿耿于怀。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止一次责怪当时苏共数千万人的大党“竟无一人是男儿”。某些既得利益阶层则对“敌对势力”的政权颠覆活动警惕再三。类似红二代出身的罗援那样不是借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死无葬身之地”来进行恫吓吗？

的确，没有人否认当年的布什政府在苏东剧变背后所扮演的角色。此后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民主颠覆运动也不乏外国势力的身影。就想当年的苏联和中国同样也曾热衷于输出革命一样，西方世界似乎也在活跃于资本主义价值推销。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所反复警告的——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春秋时代，鲁国权臣季氏欲征讨近在咫尺的弱小附庸颛臾。其幕僚冉有咨询老师孔子，孔子反驳“何以伐为？”他说，“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也正是循此逻辑和现实，15年前，《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黄苇町长文《苏共亡党十年祭》，提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5年前，黄苇町又在国家行政学院作了《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讲座，对苏共败亡教训作出了更深思考：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

中共的政治精英不会不明白这一政治逻辑。然而，或者当真对类似的风险感到“草木皆兵”，或者为了转移内部矛盾拒绝自我改变，他们宁愿相信铲除潜在的反对力量是最重要的任务（在毛泽东年代，这被称为“阶级斗争为纲”），至少从表面看来形势的发展的确给予了人们不少这样的印象。

作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阵地，《炎黄春秋》在历经多次争议事件后，终究未能摆脱缴械投降的宿命。坦白讲，中共执政者有理由对《炎黄春秋》及其参与者一直以来所散布的有别于官方正史的内容保持某种程度的警觉，甚至在必要时采取某些紧急措施。但是，这并意味着这种简单粗暴的接管可以解决意识形态的分歧，相反事态发展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炎黄春秋》新旧两个编辑团队围绕它的控制权展开隔空骂战，至今硝烟不绝。

不少声音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抱持负面看法，虽然它的确并不值得怀念，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彼时党内的意识形态分歧的确还存在另一个被化解或者“掩盖”的方式方法。以姚文元在文革前夕批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例，彼时的确存在吴晗辩白的机会。

中共可能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中的敌人与非敌人，比之当年毛泽东在辨别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时那样更为谨慎，否则政治僵化的危机会一步步迫近。

大约50天前，习近平在中共成立95周年时十次声称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其实，不必追溯太远，习近平的确在上台后对中国政治做出了种种改变，甚至恢复某些红色传统，中共懂得如何随时检视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调适。但是，正如新加坡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批评中共官员的具体做法与理念不符所引起的混乱，它总是缺乏自我检视的动力和勇气，而只是在对立情绪中压抑潜在的政治风险，结果越发偏离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