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台海两岸关系的掮客

“晚宴的时间到了，主人在等我们。”在习、马闭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马英九以这句话结束了答记者问。他口中的主人，应是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此刻，李显龙正如他的父亲李光耀过去所做的一样，身在聚光灯外，但不可或缺。本文摘自2015年第30期《环球人物》杂志，作者胡石青，原题为《为什么总是新加坡》。

为两岸做信使

1965年，海峡两岸的气氛算不上轻松：这边，大陆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那边，蒋介石正盘算着“反攻大陆”。就在那年8月，李光耀宣布新加坡独立。作为一个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新加坡与大陆、台湾的密切关系，从其诞生那刻起就已注定。

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刚刚独立的新加坡与大陆接触很少。当时，新加坡几乎没有国防力量，而台湾在国际上正逐渐陷入孤立，很希望与新加坡建立联系。1967年，台湾提出协助新加坡建立空军，双方的合作由此开始。虽然新加坡和台湾未建立“外交关系”，但交往日益密切：1969年互设商务代表办事处，1975年签署由台湾免费为新加坡军队提供实地野战训练的秘密协议。作为回报，新加坡一度成为台湾对外采购武器的中间人。

在此背景下，李光耀也和台湾地区领导人关系密切。1973年，李光耀首次访台，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亲往机场迎接，并把他送往饭店。由于“彼此谈得来”，两人建立了深厚的私交。此后，李光耀常到台湾，蒋经国每次都亲自到机场迎接，即使后来他已步履蹒跚。

就在李光耀频频访台的同时，新加坡与大陆的关系也逐渐解冻。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华，与毛泽东有过一次简短交谈，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未来中国的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和李光耀谈得很投缘。习近平说，邓小平和李光耀“英雄之见，大抵相同”。从那以后，邓小平和李光耀交情日深，中国与新加坡也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友好往来日渐频繁。

李光耀与邓小平、蒋经国的交往，为他在两岸关系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1985年9月，李光耀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当时，蒋经国病重，邓小平担心他去世后台湾会出现“台独”倾向，对李光耀说：“请你为我向经国先生传个话，告诉他我愿意与他见面，谈谈解决台湾问题。我同经国先生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同学嘛，有什么不可以谈的。”李光耀很快把邓小平的想法转达给了蒋经国。从这两个老同学没能会面的事实上看，蒋经国应该是谢绝了这一提议。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两岸关系的政策，包括开放赴大陆探亲等，结束了海峡两岸近40年来不相往来的局面。以这个结果来看，李光耀这个信使当得很合格，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开始凸显。

促成“汪辜会谈”

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为了巩固执政地位，他展开所谓的“度假外交”，第一站就选在新加坡。新加坡承认“一个中国”，对李登辉格外小心，没有为他准备“国旗”“军礼”和“国事访问”的仪式。不过，李光耀还是亲往机场迎候，在新加坡的官方文告中称李登辉是“来自台湾的‘总统’”。这被李登辉视为“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李光耀和李登辉的关系迅速升温。这也是李光耀日后促成“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的原因之一。

1990年，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同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为了方便和台湾沟通，大陆于次年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1992年11月，两会达成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尽管如此，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对话中仍有诸多不顺。要想建立协商机制，两会领导人的会面必不可少。但是如何会面、在哪里会面等问题颇为棘手，安排在哪一方，另一方都会有想法;香港和澳门回归在即，也不合适。这时，新加坡又走入两岸的视野。

1992年，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当时，李光耀已经卸去总理职务，任内阁资政。杨尚昆表示，两岸谈政治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我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尚昆说：“可以。”后来，李光耀专程到台湾，把杨尚昆的话转达给了李登辉。随后，李光耀又告诉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

李光耀深知促成这次会面的不易，所以非常注意细节，确保会谈不出意外。在双方会面的海皇大厦，从26层的会客室去4层的会议室时，汪道涵和辜振甫被安排分别乘坐两部电梯，以体现“平等”。李光耀本打算举办一个招待会，欢迎两位会长。但台湾方面却以谁先入场、谁坐在李光耀的右边尊位等细节难以处理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最后，李光耀分别会见了汪、辜二人。

谈到这段历史时，李光耀说：“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因此很自然地选择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次历史性会晤的地点。”

面对“台独”的左右为难

李光耀和李登辉的关系很快就出现裂痕。随着李登辉“台独”本质的暴露，李光耀感到他是在“抒发分离主义的情绪，低估了中国统一的意愿”。两人开始疏远。据台湾前“外交部长”钱复透露，有一次李光耀和李登辉会面，几乎没有一个话题有交集，甚至抢着各说各话。

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李光耀以新加坡内阁资政的身份两次赴台和陈水扁会谈。李光耀的谈话涉及台湾的大陆政策以及他对两岸关系的担忧，尤其重要的是，转达了大陆对“台独”的态度。尽管陈水扁两次都以元首礼仪招待李光耀，但两人已经谈不上有私谊了。

为了维护与台湾的关系，2004年7月，李显龙在接任新加坡总理之前，以“私人、非官方”的形式赴台访问，与陈水扁会面。大陆方面明确指出，李显龙此举“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破坏了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新加坡此后不断强调支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极力冲淡李显龙访台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随着陈水扁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李显龙原先设想的与陈水扁保持私交的做法无从实现。2004年9月，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批评陈水扁搞“正名运动”或“独立”将影响台海稳定，并把亚太区域国家拖下水。台湾“外交部长”陈唐山得知后不顾基本外交礼仪，大骂新加坡是“鼻屎大小”的国家，竟敢在联合国批评台湾，“拍中国的马屁”。虽然后来台湾一再向新加坡解释，陈唐山说的是台湾俗语，实际内容无伤大雅，但仍引起新加坡的强烈不满。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新加坡外交部第一时间表示，“能够理解中方此时制定反分裂法的理由”。台湾“外交部”则在私下批评新加坡“一面倒地站在中共的立场让人难受”。这一阶段，新加坡与台湾的交往基本陷入瘫痪，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台。

“新加坡很高兴扮演了适当的角色”

“习马会”的两位主角与李氏父子的关系都很不错。2007年11月，履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习近平就会见了李光耀，那是他们的首次会面。李光耀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习近平的大气让我印象深刻。他视野广阔，看问题深刻透彻，又丝毫不炫耀才识。他给人的感觉很庄重。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进一步想到他曾经受的磨难与考验，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此后，习近平和李光耀多次会面，在习近平眼中，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

对李显龙而言，习近平力推反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钦佩习主席在中国做的‘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行动。这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有很大帮助。”

马英九与李氏父子的友谊可以追溯到蒋经国时期。马英九担任蒋经国秘书时，负责草拟信件。因为李光耀和蒋经国常有书信往来，时任“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当面嘱咐马英九，写给李光耀的信必须“笔锋常带感情”。2008年，李光耀借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机，与时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私下碰面，特别要他转告马英九，“应该让台湾官员多到大陆看一看，这对于两岸政策的制定会有帮助”。2011年3月，李光耀最后一次以私人名义访台，与马英九私下交流了很多内容，相谈甚欢。

“习马会”期间，李显龙和马英九有过一次茶叙。李显龙随后在自己的脸谱主页上贴出了两人的合照，并配文称“难得有机会和老朋友马英九喝茶叙旧”。马英九则在李显龙的主页上点赞并留言表示感谢。李显龙又回应了马英九的留言：“很高兴再次见到您，恭喜您在两岸关系上的突破。作为双方的老朋友，以及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新加坡很高兴扮演了适当的角色，提供了会面场地，如同1993年的‘汪辜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