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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诞辰深思:谁是改革家的刽子手?

“祖宗之法”在宋人看来,是治理国事的“法宝”。

在宋神宗支持下,王安石主持一系列变法(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祖宗之法

据《退斋笔录》记录,一次北宋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想要斩一名转运使,第二天问手下是否已执行。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有杀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神宗思考许久后说:“可与刺面,发配远恶州军。”

大臣章惇急忙说:“如此,不如杀之。”神宗不解,问何故。答曰:“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声色俱厉:“快意事便一件做不得!”章惇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最终,那个转运使既保住了脑袋,也没有刺配。

然而就在拿“祖宗之法”当“法宝”的宋朝,一人竟然疾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就是王安石。

毁誉参半的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21岁(宋仁宗庆历二年即1042年)时,他高中进士第四名,签书淮南判官,去鄞县当知县,这一干就是15年。到嘉祐二年(1057年),他终于获得人生转机,成为常州知州,次年10月被召回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管理国家财政。

宋朝冗官现象严重,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达两万多人,已“十倍于国初”。同时,宋一朝不抑制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转业为军人。而北宋初年军人和公务员有极大的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对外战争和军人数量最多增加与财政收入的不足共同导致国家财政压力巨大,“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

1049年(皇祐元年)是转折点,当年岁入岁出达到平衡,同为126,251,964匹贯石两(绢的“匹”数、钱的“贯”数、谷物的“石”数、金银“两”数是全部单位。北宋允许以等价货物交换)。而前一年即1048年(庆历八年),岁入103,596,400匹贯石两,岁出89,383,700匹贯石两,国家仍有盈余。到1065(治平二年),财政早已入不敷出,岁入116,138,405,岁出131,864,452。

王安石在就任度支判官之后,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等到神宗朝,他终于找到欣赏自己的伯乐——宋神宗。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在神宗支持下议行新法,即王安石变法,变法的重点内容就是改变国家收支状况。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年),已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

具体来看,《宋会要辑稿》记载,在改革期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7093处,收益民田达36177888亩,这一成绩不仅在宋代,即使在整个古代社会也是非常突出的。改革也壮大了税源,扩充了税基,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这个变化实在是巨大的。

当然王安石变法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的。反对者说他的改革是“国家以贷款为名向农民征收新税”,是“政府打着抑兼并旗号实行商业垄断经营”,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与民争利的后果,致使他急功近利地走向了“取天下之财”的“竭泽而渔”道路。

改革毁誉参半,可谓“其毁之者,凡一谋一法,只须其谋其法之出于介甫,则不问事实,而一切有非而无是。其誉之者,则又只须其谋其法出于介甫,亦不问事实,而一切有是而无非。”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变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以王安石前好友兼政敌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元祐更化”,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元丰党人”大多遭贬,王安石不久病逝。

谁是改革家的刽子手

其实,王安石的“下场”在中国古代改革者中算“善终”。其他如,商鞅变法富强秦国却被车裂,晁错的改革只是削藩,结果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近代康梁戊戌变法也只换得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赵紫阳胡耀邦试图民主化改革也无奈惨遭罢黜。

反对改革者常常以“祖宗之法”不可变或者新时代的祖宗之法——意识形态为由,将变革者轻则贬官罢黜,重则身陷囹圄或者砍头丧命。祖宗之法似乎成为改革者的刽子手,将这些“扰乱朝纲”的“乱臣贼子”拿下。

其实不然。

改革的对错并不在于是否符合祖宗之法。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立法在先、依法改革”。说到底这句话是伪命题。改革不是守成,其必然要与现有的宪法、法律、司法解释、法规中相当多的条文相冲突。

符合祖宗之法未必正确,不符合也未必正确。王安石、司马光两人的改革其实并无明显的好坏和对错之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毁誉参半难以评判。中国历代改革者的悲剧不在于破坏了祖宗之法,而在于改革不符合专制的皇权。

所以需要良性的制度设计,让改革者和保守者都提出明确的施政方案并以此竞争,让最终与此密切相关的人们去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竞争双方不因改革成败而遭受伤害,也能让普通老百姓最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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