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老舍背后的重重阴霾

2016年8月24日，这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50年前的这一天，老舍在北京的太平湖投湖自杀。

包括南方系、《北京日报》旗下京报网、凤凰网、腾讯网、央视官方微博等在内的大陆主流媒体，都在8月24日这一天发文、发声，对老舍表示悼念。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发文谈论老舍与新加坡的渊源，足见老舍的影响力。

很多媒体的文字着重追溯了老舍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刚刚开始掀起高潮的那个“红八月”。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们的绿军装与红袖章，以及高举“红宝书”，一遍又一遍山呼“毛主席万岁”的影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瞬间。在“领袖接见”的鼓舞下，中国各地原本分散、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老舍当时正在生病住院期间，但据说他本人对此很感兴趣，曾对他身边的人说，想要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我好写”。

老舍自杀的原因也正是与红卫兵有关。综合多位亲历者的回忆，比较通行的说法是，1966年8月23日，67岁的老舍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苟慧生、裘盛荣等知识分子，被挂上“反动文人”“走资派”的牌子游街，并遭到红卫兵殴打。老舍被送回中国文联后，又遭遇了另一拨红卫兵发起的另一场批斗大会，并与红卫兵起冲突再次惨遭毒打，期间还发生了同事对他的“揭发”、被扭送派出所等事情。第二天，伤心绝望的老舍在太平湖边读了一白天《毛主席诗词》，于夜幕时分投入湖水，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作家。

应该说，媒体给予老舍的“待遇”并不多见，即便如茅盾、巴金这些量级相当的作家，每逢其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相关的文字或报道通常见于纯文学类刊物。即便是被中共抬到特殊高度的鲁迅，也只有在其诞辰的整数年份才会见到主流媒体策划的专题报道。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之前，老舍逝世纪念日通常只有知识分子群体以个人的名义发文悼念，大陆主流媒体只在“历史”之类的版块提及老舍。特别是，2016年这些主流媒体刊发的悼念文章中，谈及文学的内容很少，大都将注意力放在“老舍挨批斗的真相”、“老舍为什么自杀”、“今天该以怎样的姿态纪念老舍”等方面。大陆一家门户网站甚至还在8月23日用时下流行的“直播”方式，重回老舍故居、老舍遭批斗的孔庙及老舍自沉处太平湖原址，“引导大家走进老舍人生的最后时刻”。

当然，老舍在文学上的成就，完全担的起这份关注。作为现代京味文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老舍写出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茶馆》、《残雾》等数十部话剧、曲艺作品，将会永远出现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当中。但老舍更为广泛地被怀念，特别是在2016年这个时间点更多地被讨论，依然“与他的离世方式有关”。

“相比于等身的著作，一顿毒打，以及决绝的一跳，更容易让一位作家被永世铭记”。这话充满了讽刺意味，但讽刺的却不是老舍。相比文学，媒体对于“老舍自杀”的符号意义及其所指代的那个时代要有更强烈的表达欲望，而老舍逝世50周年与文革爆发50周年的节点重合（这种重合与符号意义将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老舍才被拿来当做“赋比兴”的载体。

强烈的表达欲来自压抑。2016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对于那场前后延续十年的浩劫，以知识分子为首的舆论界普遍希望能来一次“彻底反思”，可大陆媒体端只有《人民日报》在5月16日深夜发表一篇《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以及《环球时报》的一篇《“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声援文章，除此之外再无声息。当然，不能忘了《炎黄春秋》，这本被视为中共党内自由派阵地的杂志，虽然5月号延迟发行了好几天，但里面还是有相当篇幅的文革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杂志从7月份开始遭遇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人事调整危机，尽管原班人马还在抗争，但看上去“出局”的结果已然不可避免。

《炎黄春秋》原副主编王彦君此前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中宣部下发过一个通知，“文革50周年不准谈文革”。他认为这是大陆媒体一片沉寂的原因。不过从这次对于老舍的集中关注来看，大陆主流媒体并非不想触碰文革议题，只是缺少一个“曲线救国”的机会。“5.16”、“8.18”这样的“正日子”显然太过敏感，而老舍，无论题材还是时间都恰好合适，于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媒体文章在谈论“忏悔”、“施暴者”、“集体无意识”，在谈论“悲悯”、“良知”、“文化沦丧”，在谈论除了老舍外，还包括了傅雷、吴晗、叶以群、翦伯赞、赵慧深、严凤英、周瘦鹃等那份长长的自杀者名单。

或许是经过了上千年的“锤炼”，中国文人大都有一手“暗渡陈仓”的绝活。只是这个样子说话，讲述者讲的费劲，读者看着也别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事实上，文革已经不是大陆不可触碰的话题，且不说民间关于文革的讨论一直没有断过，就连“皇甫平”这样曾经在体制内的作者，如今也可以公开发表反思文革万言书。试图借一个文学界的人物去透视那段复杂的历史，难免会发生变形，既无助于“反思”，也无助于今天普遍对文革存在认知障碍的普通人去了解当时到底发生过什么。

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大陆媒体要克服习惯性的给自己“层层加码”，更需要中共放下历史包袱，改变其宣传系统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解除媒体的后顾之忧。习近平强调的“文化自信”，正需要一个适当宽松的舆论环境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