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打脸中办 陆媒大谈问责负面效果

近日中办印发了一份关于防止官员“带病提拔”的意见，再次拓展了官员问责的范畴和内涵。但日前有陆媒发文称，加强官员问责，也可能带来负面效果。

该文章称，在网络上，“加强官员问责”已经被学者、专家、媒体和大量网民视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万能方法，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问责制度同样有其黑暗面。

文章说，官员问责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代理风险。政治过程中充满着代理风险，民众希望政府官员代表自己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但是政府官员通常也有他们的私人利益，一旦这些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官员们很可能会做出背离公共利益的决策。

而加强问责制度，就是为解决政府部门中的代理风险问题最常见的方案。所有的官员问责机制都是从两个方面减少代理关系中的风险问题。一方面，在事前，民众可以尝试选择出有能力和有公共精神的官员。另一方面，在事后，民众也可以通过奖惩激励，引导现有的官员做出符合民众期望的行为。

但在另一方面，官员问责也可能导致劣质决策。

文章指，在许多情况中，有效的问责制度不但不会激励官员实现公民权益，反而会可能会让民众权益受损。“官员问责” 能让民众对官员的决策做监督。但是有效监督官员的前提是，民众知道什么决策最合理。这需要至少两点条件。首先，民众完全理性。然后，民众有足够信息以供决策。

该文还列举了五类劣质决策，分别为迎合民意的决策。例如，有时政府官员明明知道某一个广受欢迎的政策在事实上并不符合民众的最佳利益，但为了投其所好，仍旧会采纳这一政策。

故作姿态的决策。例如，即使政府官员明明知道安全、保守的政策可能更好，他们也会采取危险、冒进的的行动，以避免被视为无能的官员。

固守己见的决策。例如，如果早期采纳的某项政策在之后显现出变革的需要，官员仍旧会坚持他们原有的政策，从而显得自己有魄力和有主见。

民粹主义的决策。为了显得大公无私（如地域、关系或意识形态回避），在明知某些政策并不合适的情况下，官员仍旧采纳一些可能会伤害弱势群体的政策。

政治正确的决策。在既有的政治正确下如（宗教自由、性别或种族平等），采纳一些政策以过度满足特定群体的利益或事业。

文章最后指，阳光并非最好的消毒剂，政府决策也并非越透明越好。因为在高度透明的情况下，官员会像真人秀演员一样，无法进行真实的沟通，一切行为都变成了满足民众偏好的表演。他们会宁愿放弃真正周全的决策，也不愿意得罪眼睛并不雪亮的群众。

有评论称，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完美到没有漏洞可钻，官员问责同样如此，但这不应该成为弃用或怀疑其有效性的根据，一种有效的制约是多种制度搭建的结果，问责应是环节之一而非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