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甘肃临夏人伦惨剧负责？

甘肃临夏新近发生的一家六口殒命的人伦惨剧，先是在中国社交媒体的发酵，后又被陆媒中的主流媒体所关注。临近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的中秋节——中国人以“团圆”为主题的节日，讨论这个“中国最底层家族”悲惨的命运时，无法规避的话题是，谁来为逝去的六个生命负责？

贫穷杀人？

尽管陆媒预设了很多观点和立场，并且难得趋同地认为，一家六口的死亡与贫困有关。杨改兰是因为贫困而选择了自杀，并且先杀掉了四个亲生的孩子。事实上，压倒杨改兰一家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什么，虽然大量的媒体介入此事，也并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

然而，贫困确确实实是这个家庭挥之不去的现状。

超乎想象的贫困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在杨改兰死后，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写出了自己经历过的贫困生活——在甘肃这样的贫困大省，杨改兰一家的生活境遇绝非个案。

有文章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共的“精准扶贫”政策，认为地方政府扶贫不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西部“普遍贫困”的地区，地方干部掌握的资源太有限。有学者认为，杨改兰一家要是在北京，在大城市，哪怕是拾荒，哪怕是要饭，也比甘肃那个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凉、世代贫穷与绝望要强千百倍啊！

很明显，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没有“真实地覆盖”到阿姑山村这样的贫困山村，穷得“光屁股”的境遇也并非只是在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才会有的故事。

互联网上有自由评论者将G20峰会的“胜利召开”与甘肃一家六口的自杀关联在一起，文章标题为“盛世蝼蚁”——一个能够倾全国之力让世界瞩目的大国迎来前所未有的“盛世”，却无力挽救一个赤贫的家庭，一家六口的命运如同“蝼蚁”一般。

对于贫困的生活，杨改兰选择了自杀，而对互联网社交圈里的读者们来说，“让人心情十分郁闷”——因为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绝望让人窒息。

但真正绝望的是杨改兰。

冰冷的“扶贫标准”

据称，杨改兰家尽管已经贫困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但当地村委会还是取消了杨家低保的资格已经三年了。村委会持有的标准是，“杨家全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明显高于2300元的标准。”——在甘肃，当年精准扶贫的标准是全年人均收入2300元，低于这个标准就能进入建档立卡户。

因为家里有“三头牛，两只母猪”，杨家的低保被当地村委会取消了。

杨改兰一家连续三年失去了低保的资格——实际上是被乡村所抛弃，很难想象杨改兰内心的绝望感达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本质上是个农业文明的国家，乡村文明中因乡约民俗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宗族势力的存在，一度让中国最贫困的人口有着基本的“人情保障”，贫困家庭无论是通过何种交换方式，家庭成员都能够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至于被本乡本土所抛弃。

而当国家制度的保障无法抵达，乡村传统文明与秩序崩塌几十年无法弥补现实生活的缝隙，母亲杨改兰无法完成自我救赎时，于是，死亡降临在一家六口的头上。

杨改兰的“不幸”

“作为甘肃人，我所经历的贫困，其实和杨改兰一样。杨改兰和我，就像硬币的两面，我们都感受到了能把人逼疯的绝望，我们都用尽了办法想摆脱这种绝望。杨改兰是不幸的，她在甘肃的小村里，找不到其他方法来摆脱贫穷带来的绝望，所以她选择了死。”这是一个叫丁书奇的自媒体人，通过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表述了自己在甘肃生活的过往，于是被频繁地转载到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中。

没有人知道，杨改兰做出杀死自己亲生孩子的决定是怎样的一种艰难抉择。无数网友，特别是许多女性，她们很难理解杨改兰的做法。有观点认为，杨改兰的精神状态早应该被社会重视，各种对农村贫困人口心理干预应该跟上，把心理危机干预作为重要的扶贫内容——甚至比提升贫困人口的物质需求更紧迫，危机干预的核心应当是让困于生活的农民看到希望。

显然，作为母亲的杨改兰，内心并没有强大到可以用“希望抵抗贫困”的程度。从新闻报道上看，亲手把四个孩子杀死决定或许是她对孩子的一种“救赎”方式。

作为一个28岁的文盲母亲，苛求杨改兰能够知道，杀死四个孩子应该承受什么样的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是不现实的。应该用什么方式救赎孩子和家庭的命运？——之前是没有人告知杨改兰，而现在告知却已经无用了。

杨家六口走了，没有人会为此追责，也可能没有人会为此事担责，此事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亦会随着时间变淡而被遗忘，虽然很多人看了相关新闻后如鲠在喉。

谁该为这一家六口的死承担责任？

很多媒体尽可能地梳理了与此事所有的相关方，却无法单纯地归咎任何一方——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不到位，或是村委会的冷漠，抑或是杨改兰的无知和软弱……

观察人士指，杨改兰一家的死，或许能够唤醒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反思，尤其是执政者更应该反思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能让六个生命毫无价值地逝去” ，舆论对此事揪住不放的原动力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