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阿拉伯人就看透中国盲目自大

近代阿拉伯重要思想家谢基卜·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曾批评中国人盲目自大，拒绝变革，对世界和自我都缺乏清醒认识：中国之变革至今仍然缓慢，应归咎于中国人自满自大，不承认自己落后，依然幻想以为自身文明最为优胜，中国乃世界上惟一开化民族。显然，抛弃此种幻念，转而承认自己远远落后于欧洲人，绝非朝夕之事。本女摘自2016年9月21日《中华读书报》，作者薛庆国，原题为《100年前的阿拉伯人如何看中国？》。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浩如烟海的阿拉伯古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述十分丰富，其中既有曾经游历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旅行家确凿可信的见闻，也充斥着大量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混杂的文字。在阿拉伯古籍中呈现的中国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美好的，而且不曾出现断层和逆转，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

在近代，中阿两大民族的境遇颇为相似：都遭遇了西方文明的激烈冲击，经历了传统与西化紧张而复杂的互动，也都有一个共同的“他者”——西方。西方既是侵略者和敌人，又是导师和楷模，还是两个东方民族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因此，近代阿拉伯和中国关注世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西方“他者”身上；近代阿拉伯世界并非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对象，近代阿拉伯知识界的目光，也较少投射于中国——遥远东方的另一个“他者”。

然而，一个庞大、古老、在人类文明版图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是不可能彻底消隐于阿拉伯近代知识精英视野之外的。实际上，近代阿拉伯一些文学家、思想家也曾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国。大约100年前的阿拉伯人如何看中国？这是中国和阿拉伯学术界均涉猎不多的一个领域，但是，探究这一领域颇有意义，因为它或许会解答这样一些问题：较之于文明昌盛的古代中国和全面崛起的当代中国，一个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是以怎样的形象呈现在阿拉伯人视野中的？阿拉伯古人对中国怀有的良好印象，在多大程度上对近代阿拉伯人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西方又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乃至塑造着近代阿拉伯人的中国认知？在多少有点同病相怜的阿拉伯人眼里，身染沉疴的贫弱中国病症何在？中国作为一个“他者”的意义何在？未来中国的出路何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近代阿拉伯重要思想家谢基卜·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作一案例分析，以期窥斑见豹，了解100多年前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谢基卜·阿尔斯兰（1869—1946），出身于黎巴嫩一个信仰伊斯兰教德鲁兹教派的家庭，早年曾师从穆罕默德·阿卜笃等阿拉伯近代启蒙思想先驱，并参加过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游历过欧洲及阿拉伯多国；后专事写作，作品涉及文学、思想、政治等诸多领域，代表作有《为什么穆斯林落后而他人进步》等。他还常年为阿拉伯各国报章撰文，呼吁借鉴西方文明、复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1900—1901年间，谢基卜在发行于埃及、面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近代最重要学术刊物之一《文摘》（Al？muqtataf）上发表总题为《中国之未来》的系列文章。促使谢基卜撰写这一系列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94至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作者在1900年8月发表于《文摘》的首篇文章中开宗明义：

众所周知，几年前的中日战争，撕破了中国的篱墙，去除了中国的威严，将其弱点袒露于西方各国面前。从此，西方列强开始觊觎这个广袤的王国。而之前，这还不过是欧人心中的窃念和妄想，现在却成了他们的夙愿和笃志。如此变故，皆因这一庞大国度极像一面大鼓，其体积看来硕大，其声响传之遥远，但只要用手割破，便会发现其内里空空如也。于是，其体积不复巨硕，其声响也告中断。自中日战争后，欧洲人脑中便生出念头，欲将中国置于因文明落后而臣服于欧洲的东方帝国之列。毕竟，愚昧终究对科学称奴，落后者必定沦为前行者之附庸。（1900年《汇编本》，第124页，以下该刊引文只标注年份和页码）

鉴于中国乃是各国之中面积最广阔、人口最繁多、历史最悠久的帝国，是欧洲列强最欲获取的东方帝国，众多观事者不免想知道：欧洲能令中国俯首称臣，并获取其利益吗？抑或这是难以实现的愿望，是至今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军事之羸弱，足以导致其政垣坍塌、国体溃散吗？抑或在其军力之外，另有足以维系其统一的其他要素和凝聚之力？另，北京当局一旦崩溃，整个中国都将随之崩溃吗？抑或中国凭借其紧连之血脉、坚固而柔韧之肢体，将依然屹立于西方势力面前，独立于其控制之外？总之，中国究竟是欧洲人嘴里一块易于咀嚼的美食，还是梗塞其喉咙的一根鱼刺？我于匆匆间撰就数文，依理凭据，研究何以中国将坐以待毙，为欧洲人所征服吞并，或中国何以能挽狂澜于既倒，救溃堤而除险，脱黎民于水火。（1900年，第125页）

随后，作者分别从中国的工业、农业、商业、政治、军事、宗教、道德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优势与弊端。谢基卜笔下呈现的中国形象，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叙述话语总体上以正面为主。

谢基卜这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依然延续了阿拉伯古代形成的叙述中国的正面话语传统，其中许多说法，还沿用了阿拉伯古代著作家们对中国的经典性表述。如在《中国之工业》一文之初，作者指出：

有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言真主将智慧赋予希腊人的脑，阿拉伯人的舌和中国人的手。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旅行家一致认为，中华民族擅长手工艺，其工艺才能得天独厚，他人难以匹敌。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之工业，领先于东西方各国。（1900年，第126页）

在《中国之农业》一文中，作者高度赞扬中国悠久的农耕传统和独特的农艺：

农业是中华帝国身体上另一强健而富有活力的器官。无论中国人工业多么先进、多么傲视群雄，无论他们的巧手怎样化腐朽为神奇、采矿产为所用，他们在农耕方面的技能终要更高一筹。或者说，中国的农业即使未能超越工业，起码也和工业并驾齐驱，各擅胜场。中国人极为敬重农事，以至赋予其神圣色彩。在他们眼中，农耕者乃是侍养百姓、衣食众生之人。（1900年，第321页）

中国少有被荒废闲置的农地。其国土所有适耕之地，无不开垦为农田，甚至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地，也能见到农田，这种情形在他国实为罕见……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因人口众多，耕地其实不足。令人颇为称奇者，中国粮食能够自给，极少依赖进口；自给之余粮，还出口西方各国，成为其重要贸易货物。（1900年，第323页）

在《中国之商业》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的商业一向不如工农业发达，但随着西方人进入中国，中国人也开始经商。他对中国人诚信经商的美德予以好评：

自从外国人进入中国，其国人也开始喜爱经商，并与外国人不遑多让。而且中国人素不贪婪，满足于应得之份。为商之道，知足而趋稳，实胜于好强而冒险。不少西人著书时均提及，中国商人比欧洲商人更讲信用，更守承诺；中国商人处事之沉稳、审慎，实为欧洲商人所不及。（1900年，第325页）

对于中国人的道德、品性，谢基卜总体上也怀有好感：

普天之下，再无一邦如中国那样尊崇习俗与礼节，也再无一方人士如中国人那样响应人道之教化。性格温顺，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德行，无论老幼，都秉有这一德行。他们以兄弟互称，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同辈之谊，与兄弟之情无异。（1901年，第824页）

中国人性格温顺，略举一例为证：外国游客无论游历在人口稠密的湖北、四川等地，或踏访远地僻壤，都不会遭受丝毫欺辱，也无人遇到任何伤害……在中国的繁华都市，尽管街头拥挤熙攘，你都不会见到一位醉汉……中国学生举止端庄，敬重师长，不会轻易动怒，对求学抱有令人惊异之恒心。观者察其言行举止，定能心生感触：这等学生虽未及弱冠之年，但堪称文明之士，日后定能担当大任。（1901年，第824页）

中国人尊崇学问，置学问于万般之上，堪与宗教相比。求学，被视为所有男性公民不可推辞之义务，每个村庄都有当地政府斥资兴建的学堂。在中国人看来，学问、学者、写作乃至字纸，都意义重大，务必虔敬事之。（1901年，第922页）

谢基卜还在文中记录了一段巴哈伊教创始人之子、原籍伊朗的著名宗教领袖阿巴斯·阿凡迪谈及中国的言论，弥足珍贵：

中国人虽勇气不足，雄心欠缺，但有恒心，精于工艺，是天生注定的工业民族。在此方面，欧洲人欲取胜中国，殊为不易。我曾就此与巴哈伊教首领阿巴斯·阿凡迪议论，此君一向睿智明达，富有卓见，他说：“欧洲人用刀剑强取中国，并非难事；然而他们染指海外，意在通商获利，唯与中国人交往并获利，非易事也，因为欧洲人获取中国不久，其种种技术，就会被中国人掌握。”（1900年，第131页）

二、客观指出中国社会文化之弊端。

在谢基卜撰写、发表这一系列文章之际，中华民族正经历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岁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鱼贯而入，纷纷瓜分势力范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令举世震惊。中国王朝之腐朽、文明之衰微，也在世人面前显露无遗。谢基卜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从世界级文明古国沦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地步，主要归结于内因。他就此写道：

中国军队，无论其人数、装备抑或科学与勇气，均无法满足国家之需要。八旗军曾是中国之砥柱，现已沦为国家之负担，满族和蒙古人子弟已远不如已往勇武；何况今日战争主要取决于科学，仅有匹夫之勇已无济于事。（1900年，第406页）

中国军队未实行改革，依然沿用陈旧之兵法。而此类旧法，已被时代抛弃，如同黑夜被阳光替代。难怪西方人军力虽少，却足以抗衡中国兵将众多之大军；这并非因为西方人血液与众不同，而在于科学之缘故。日本人一如中国人，也属东方民族，虽然身材矮小，肌肉纤弱，却拥有骁勇善战、不输于所有西方军队的强大军队。中日战争，便可看出分晓。日军一次次击败中国军队，中国人屡战皆输，何故？愚昧面对科学，一刻不能相持也。（1900年，第407页）

谢基卜还指出，中国人的民族性中缺乏刚烈勇武的血性及敢为人先的勇气：

中国人安于逸乐，耽于和平，数百年以来，知足于其强盛、荣耀、学术之发达、疆土之广袤，不欲与外人动武，故早已荒疏用兵之道。中国人受此思想潜移默化，已有数百年之久，以至忘却了战争之要义。其结果，虽战火燃至国境，国之要地遭人践踏，国民依然不为所触动，一味追求太平，终于陷入战祸。中国服膺和平之道，希冀以工、农、商诸业建设成就以固国本，然而各业建设固然重要，坚兵利器仍不可缺少。即以人体为喻，红血球固然为健康身体所必需，但白血球用以抗御病毒之入侵，也必不可少。中华帝国之躯，并不缺少红血球，但白血球几告匮无。（1900年，第408页）

中国人之不足，在于心志柔弱，缺乏个人勇气，其果敢、志向不及欧洲人，而独以毅力、忍耐见长。世人皆知中国人吃苦耐劳，勤勉谋生；他们立身之道，在于勤劳而非胆略；他们与许多民族不同，极少有政治抱负，也缺乏争强好胜、敢为人先、统领万邦的气质。他们爱好和平，天性柔顺，在各民族中实为罕见；其诗文、歌谣中勇武、强健意味之匮缺，在各民族中也属少见……中国人浸淫于这种思想、其青年习惯于此类歌谣，难怪中国与日本交战时屡遭挫败，而日本人数目只有中国十分之一，中国战事不利，因此不足为怪。（1901年，第824－825页）

谢基卜还批评中国人盲目自大，拒绝变革，对世界和自我都缺乏清醒认识：

中国之变革至今仍然缓慢，应归咎于中国人自满自大，不承认自己落后，依然幻想以为自身文明最为优胜，中国乃世界上惟一开化民族。显然，抛弃此种幻念，转而承认自己远远落后于欧洲人，绝非朝夕之事。（1901年，第922页）

三、同情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识破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本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和抗争。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来自同样遭受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家，谢基卜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表现出颇为明显的同情态度，他对西方列强联手清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的真实意图，对于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也都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写道：

1848年兴起的太平天国之乱，曾蔓延至整个中国，几乎推翻大清帝国。太平天国表面针对政府，其实针对洋人，旨在让中国摆脱外国势力之钳制，为国家注入青春活力。因此，西方列强为消除其患，与中国政府携手，协力镇压太平天国。此番协作，并非出于偏爱中国政府，而旨在消弭变革之力量。（1900年，第125页）

列强在中国势力愈大，立足愈稳，其割据的都邑、港口愈多，中国民众的仇恨则愈甚，对洋人的憎恶也愈深。此次义和团起事，皆因周遭群敌环绕，而帝国行将崩溃，中国民众怒不可遏所致。（1900年，第125页）

中国人一向礼待外国人，直至欧洲人从四面八方敲开中央帝国之门户，带来枪炮、弹药，且相互间纷争倾轧不断，中国人方始视其若蛮夷、屠夫。更有甚者，欧洲人还在部分商铺销售鸦片，招致中国人怨怒，于是欧洲人尝试以武力逼迫中国人接受鸦片，英国由此于1841年发动鸦片战争。（1900年，第324页）

在1901年10月发表于《文摘》的题为《中国之未来：尾声》的文章中，谢基卜依据一份统计指出：1879年在华的欧洲人不过5000人，此后虽增长迅猛，但与中国总人数相比，仍属沧海一粟。然而，欧洲人已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在语言、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均有体现。与西方接触、碰撞以后，中国已无法与世隔绝，发生变化乃不可避免。

最终，笔者提出如下问题：未来中国将依然属于中国人，抑或落入欧洲人之手，被强行改变，乃至瓜分豆剖？提出这一问题，是笔者撰写“中国之未来”之本意。（1901年，第922页）

谢基卜列举了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未来的几种猜想：一是落入欧洲人之手，被欧洲列强瓜分；二是纳入东邻日本之囊中；三是被最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吞并；四是被中国内部的伊斯兰势力同化，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度。

在文章的结尾，谢基卜作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预测：

笔者看来，中国人口众多，种族单一，疆土广袤，是欧洲不易吞咽的美食。然而，中国毕竟已是垂死之鸵鸟，衰朽之帝国，除非其如同日本一样，师法欧洲。日本借西方文明之力，藉现代科技之功，得以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其国力在东亚足以抗衡俄罗斯；其一兵一卒，足以匹敌中国之十人、十五人。中国仍以人口众多、人种单一、幅员辽阔而自恃，然而，其神秘面纱终将被外人揭开，刀剑终将置于中国人之颈项，除非他们告别旧梦，幡然省悟。人虽多而愚，则不为多，人虽少而智，则不为少。中国之未来，取决于中国是否善于学习！（1901年，第924页）

至此，可以结合本文之初提出的问题，对谢基卜的上述文章略作总结和阐释。

首先，谢基卜这些文章总体上延续了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积极、正面的话语传统，他对中国人民的禀赋、道德与才能怀有好感，对近代中国深受外敌欺凌的遭遇也怀有同情。还可以看出，文中有关中国工匠手工之精湛、农民农艺之娴熟、民众性格之温顺、对学问之尊崇、对诚信之恪守等等细节的理想化表述，也延续《伊本·白图泰游记》等阿拉伯古代作品的叙述风格。

第二，从谢基卜的生平可知，他一生中其实并未到过中国。因此，他对当时中国的了解，只能通过阅读、听闻等间接途径获得。鉴于19世纪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十分稀少，也未曾见到由阿拉伯人撰述的介绍中国的作品，所以谢基卜对中国的认知极有可能以西方信息源为基础。正如汉学界周知，马可·波罗时代以后西方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在18世纪末发生急剧而根本性的逆转：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以及随后相继问世的旅行家、传教士和文学家的相关作品，让一个邪恶、专制的天朝帝国形象和一个堕落、愚昧的东方民族形象，在西方得以逐渐确立。中国在西方人眼里野蛮、落后的形象一旦成型，无疑可以为鸦片战争和殖民统治的侵略、掠夺提供“正义的理由”。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其存在的意义只在于“被解放、被开化”。知识和权力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已经被福柯和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揭示。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人谢基卜的近代中国观并没有被西方的主流话语左右，而是有他自己的取舍和判断，体现了一个东方阿拉伯人独特的视野和立场，这不仅与西方的近代中国观形成对比，反衬出西方强权对话语方式的影响和操纵，而且也表明：东方知识、东方视野自有其独特价值。

第三，谢基卜在同情中国的同时，也对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严重弊端有清醒认识，他在文章中列举的近代中国人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等宿弊，与他在《为什么穆斯林落后而他人进步》等著作中指出的阿拉伯穆斯林民族之痼疾颇为相似；“中国之未来取决于中国是否善于学习”这一论断，也反映了他认为阿拉伯民族应该通过学习西方，以实现文明复兴的一贯理念。正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言：“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中国有用之处正在于此。”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这一“他者”对于谢基卜的意义，也正在于被引以为戒，以警示、启发阿拉伯穆斯林民族“哀之而复鉴之”。

第四，1844年，我国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在赴麦加朝觐后顺访埃及，在各地游历半年之久，回国后著有《朝觐途记》记述埃及之行，成为我国迄今有案可稽的访埃第一人。其中他以艳羡的笔调写道：“谜思尔（埃及），巨域也”，亚历山大“极壮丽……商贾辐辏”，埃及“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条建树，蓄货殖，各种技艺由甫浪西（法兰西）习来”。几乎与此同时，林则徐在其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中也写道：“埃及军伍昔强，惜未娴纪律。近得欧罗巴训练之法，队伍雄甲东方……今复设武备馆，延欧罗巴教师以训少年。”在时隔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重温中阿先贤当年的文字，联想到两个古老民族一百多年走过的曲折历程和当今的不同境遇，令人不禁百感交集。谢基卜的世纪之问“为什么穆斯林落后而他人进步”，在今日更显沉重；而由于凤凰涅槃的中国与陷入怪圈的阿拉伯当下命运的戏剧性对比，这一问题又被许多阿拉伯人以中阿对比的方式提出。不过，历史尚未终结，眼下还远远不是中华民族可以沾沾自喜的时候。揽镜自照，以人为鉴，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警示稍作变动，同样具有历久弥新的意义：“我哀他人而不鉴之，亦使他人而复哀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