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庐山亮八字周恩来无力回天

在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动员全党尽快完成大跃进生产任务。当时的记录员李锐认为，庐山会议一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之会”的味道，但彭德怀的万言书改变了会议性质，立刻演变成为一场政治斗争。彭成为众矢之的，周恩来本想力保，但由于毛泽东亮明“不仅对事，也要对人”，周恩来无力回天。本文摘自2016年9月29日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作者尹广泰，原题为《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历时46天，史称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最初的设想，会议要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然而，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改变了会议的进程和走向。毛泽东不但停止了对已经觉察到的问题的纠正，反而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犹如山上变幻莫测的天气，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彭德怀也进行了批判，因此受人诟病。怎样客观评价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是时至今天仍需研究的历史课题。

上山前后的情形

1959年6月28日，周恩来在武汉登船经九江前往庐山。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周恩来的内心难以平静，或许他会想起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或许他会想起自己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的一次次检查，或许他想得最多的是“大跃进”以来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怎样利用这次会议予以解决……即使是在船上，周恩来也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悠闲，留给我们的历史镜头是他与国务院相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在热烈交谈。

上山之前，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周恩来风尘仆仆地视察了河北省。期间，他召集了多个座谈会，考察工矿企业和建设工地，深入了解“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同地方负责人谈话时，着重强调了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问题：“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去年先搞数量，今年则先搞质量，质中求数。数与质的矛盾，质量应是主导的方面。增产节约是社会主义长期的建设方针，我们要把生产和消费、全部和局部、今天和明天的关系结合起来。消费要少于生产，有了积累才能扩大再生产。全局和局部，全局是主导的。今天和明天，明天是主导的。我们必须在今年的跃进中，贯彻这个方针。”周恩来这些话字面上是讲方针，讲对策，但实际上内含着对“大跃进”产生问题的深刻认识，是对症下药：因为“大跃进”中出现了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经济规律的情况，所以才强调尊重经济规律；因为“大跃进”中存在重数轻质，所以才强调质量是主导；因为“大跃进”中存在重局部轻全局，所以才强调全局是主导；因为“大跃进”中存在吃多、用多、花多的情况，所以才强调明天是主导。经过在河北的考察，周恩来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为清楚，同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也有深刻的思考。

上山后，周恩来没有住进别墅，而是和部委的同志们一同住在庐山交际处。除了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外，他还以很大的精力主持修改和研究落实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在几次分组会和座谈会上他说，1958年成绩很大，总路线完全正确。“缺点、错误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等。”周恩来认为，1959年下半年的任务指标落实后，好好地安排，可以完成。1960年在保证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工业速度可以放低一点。他还说：“在跃进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平衡，不会右倾，不是机会主义。跃进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高，但五年平均起来是很高的。”在庐山会议前半段，周恩来主要研究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1959年及今后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等。他发言的重点内容，主要集中在明确“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两个方面。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带着很高的兴致登上庐山。刚刚写下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展现了他此时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毛泽东对亲自制定和发动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充满了信心。对于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觉得症结在于所有制、共产风、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并以为经过8个月的纠“左”已经基本解决，困难即将过去。召开这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总结经验，使“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这显然是一种继续纠“左”的心态。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调，大家“摆情况，谈看法，提意见”。最初，会议是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代表们在画卷般的风景中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而且互相作诗唱和，确有“神仙会”的味道。当然，在小组讨论中，与会人员就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得失，如何估计国民经济的困难和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纠“左”还是反右的问题上存有分歧。《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认识，也集中了大家进一步纠“左”的意见。

长信引发的突变

7月14日，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信。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大跃进”取得的成绩，然后重点对所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就客观因素而言，主要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在主观因素方面，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表现在浮夸风气普遍滋长，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读后，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可以想象，他在思考。两天之后，他加写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表明自己对这封信的态度，但仅从他加上的这个题目便可以看出是不满意的。

应当说，彭德怀是带着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写这封信的。他出访东欧刚刚回来，看到那里人民生活很好还发生内乱，感慨中国百姓的可爱并为当下形势担忧。上山后，他眼前时常晃动着路上所见的那些衣衫褴褛、满面菜色的逃荒灾民，耳边也总回响起在平江时伤残老红军“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的嘱托，还有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可能也在他心头震荡。所以，彭德怀在西北组讨论时，八天时间里一连作了七次发言或插话，还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插话，对存在问题的批评言辞尖锐、火药味浓。据说，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出于好意将他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删掉了。即将散会之时，他感到意犹未尽，而且觉得“能把真正意见反映上去很难”，于是便给毛泽东递上了这封“万言书”。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彭德怀的信，无论出发点，还是反映的内容和方式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单就这封信而言，即使我们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也不能不承认此信依然闪烁着真理之光。但历史是复杂的，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彭德怀的信和他本人的命运正是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走向了反面。

在讨论彭德怀信的过程中，批评者有之，但更有不少与会人员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批评者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肯定者认为，信讲的是实事，是真话，尤其是张闻天等人不仅明确表示支持态度，而且对其中一些受到批评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觉得“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张闻天的发言，立场鲜明，洋洋洒洒，既有理论，又有实例。

这时，毛泽东决定发起反击。7月22日下午，他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进行长时间谈话。是夜，他连吃三次安眠药而不能入睡。次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体会上终于爆发了雷霆之怒。

庐山会议的方向从此发生根本转变，彭德怀的命运也发生了惊天逆转。这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致后人每每忆起这段历史都感到遗憾。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它是人们无法改变的。这个看似由一封信引发的偶然事件，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彭德怀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及其后果的估价超出了毛泽东的估计且相差较大，对所犯错误原因的分析，尤其“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更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毛泽东认为，成绩和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总的看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这大概是毛泽东提出要“评价这封信的性质”的最初动因。此外，平心而论，彭德怀在写信前后的发言，有些内容确实不妥。比如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华北会议骂了他四十天的娘”等。其次，对彭德怀上纲上线的批评，为毛泽东下决心反右、整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张闻天等人支持彭德怀的发言，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使他感到彭、张等人有文武结合之势。第四，历史上的误会或恩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说：“我同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第五，国际环境特别是苏共对我“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也加剧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动机的怀疑。毛泽东将驻苏联大使馆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告，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批转与会同志研究。很明显，毛泽东是要让与会者对比苏联对“大跃进”的攻击与彭德怀信的共同之处。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心态，谨防有人里通外国，内外呼应。

风暴面前的选择

这场风暴的到来，是周恩来始料未及的。作为总理，他不能超然事外。此时，他既要研究解决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困难，又要投入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其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在讨论彭德怀的信以及后来批评彭德怀的过程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尽管彭德怀信中的某些观点实际上与周恩来的看法相同或相近，但在毛泽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的情况下，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周恩来，只能选择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况且，自南宁会议后，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要求一个人特别是像周恩来这样善于维护大局、讲究组织原则、且有高超政治智慧的人简单地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周恩来的无知。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形，后来邓小平有一段非常深刻而坦诚的论述，他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这才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后来一些人对周恩来的微词和非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最清楚当时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却在毛泽东面前或大会上很少提及；二是在彭德怀遭受错误批判时，他非但没像张闻天那样挺身相助，而且还对其进行了批评。

对第一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因“反冒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阴影在周恩来心头还未散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是率先纠“左”的中央领导人之一。1956年，毛泽东主张扩大和加快发展的规模速度，反对右倾保守，以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而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面对急躁带来的困难局面，提出不能超出客观可能，反对盲目冒进。他们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尽管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遭到了毛泽东的猛烈批评。从1957年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批“反冒进”，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周恩来一次次检讨仍不能过关。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还声称，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那时，周恩来一边为国家操劳，一边还要检讨自己的“错误”，乃至提出辞职请求。他向秘书口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有时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可见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想煎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就是周恩来的品格和修养。庐山会议时，他刚刚走出十分苦闷的1958年，会议期间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负责人算细账、抓调整，以这样的努力解决问题。即使如此，还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怎能站出来去讲困难和问题。对此，彭德怀都觉得“恩来受了好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再讲话！”另一方面，周恩来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纠“左”的态度，他只需顺势而为。作为当家人，他最清楚国家经济工作遇到的种种困难，而且深感不安，“不安了半年”了。在同国务院副总理们座谈时周恩来再次强调生产中的问题，并说：“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如果还不解决，就有点犯罪的样子。”彭德怀在一旁问他：“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恩来回答：“你不晓得，开始讲，好像我这净是诉苦的事情，误会成为泄气就不好。”“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那么一通。应该谨慎吸取教训嘛。今年你代替我了。”会上，周恩来是鼓励大家讲问题的，“现在怕的是大家不愿意把问题端出来。”但他是把意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上山之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就批评1958年“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而且他更主张应该站在局内看待缺点和错误，“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对他而言，这既是政治态度，也是工作态度。

第二问题，情况虽然复杂，但也有其深刻原因：

一是从维护大局考虑，周恩来必须站在毛泽东一边。

大局是坚持“总路线”。这是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虽带有“左”的色彩，但反映了党和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周恩来把维护总路线视为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实际困难，他曾坦言：“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但有些已基本纠正了。有些大家上山来摆摆问题，以求逐步解决。但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变成松劲、泄气、悲观这类东西。周恩来认为：觉得什么都不行，几乎否定一切，或者是得失各半论是对总路线的动摇。

大局是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几次在会上强调团结问题，还说“得失相当论”者是典型的中间派，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在讲话中四次提到“反冒进”，又点了周恩来的名，并说“反冒进”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讲“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恩来同志劲很大。”也许是一种激将法。这些，周恩来心知肚明，维护党的团结，是他始终恪守的党性原则。在当时，维护党的团结首要的是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产”。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

二是毛泽东亮明“不仅对事，也要对人”，周恩来无力回天。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是逐步升级的，他的讲话、向会议印发的文件和一系列批示，为批彭德怀提供了“机关枪”和“迫击炮”，后来又定下了“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调子，并提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此时，对彭德怀的批判内容由开始基本只限于信和发言本身，转为包括算历史细账在内的全面清算。这种态势远远超出周恩来的估计和设想，而又是他无力阻止和改变的。起初，周恩来觉得彭德怀的信“没有什么”，确实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就在毛泽东让彭德怀觉得如雷轰顶的讲话后，他还对彭德怀说：“主席说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这虽有安慰之意，但也确实反映出他对彭德怀的问题的认识程度。随着毛泽东批彭德怀的调子进一步升级和对其问题的定性，周恩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态度和立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实，这未必是他思想认识的改变，而是因无力回天不得己而为之。何止是周恩来，与会者都开始进行转弯子性质的表态且言辞日趋激烈。过去肯定彭德怀的一些人开始检讨自己“摇摆”的错误，表示在政治上患了感冒病，没有看出信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若不是主席及时提醒，就会迷失方向，要求收回自己过去的说法。彭德怀的老战友们含着眼泪劝其主动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即便仍称其为民族英雄的发言，也表达了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态度。就是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这种重压下也不得不掩饰内心的痛苦，违心地作出深刻检查，说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由对总路线怀疑、动摇，走到反党。”“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三是对彭德怀反映问题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周恩来未必赞同。

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观点，但没有采取与彭德怀相同的做法。这是处理问题方法上的不同。在后来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更加注重政治智慧和工作艺术的运用。据说，周恩来事后跟人感叹，如黄克诚早上山就好了，这事就不会发生。事实证明，无论有多好的出发点，不重视方式方法往往事与愿违。彭德怀的做法应说是欠些考虑的，他后来反思：“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庐山会议由纠“左”完全变成了反右，会议方向的根本改变也改变了历史进程，由于“左”倾错误的延续，加之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国农业和农民走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周恩来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又严以修身、襟怀坦白，即便他认可彭德怀的率直，但不会赞同其对毛泽东言辞过激、口出粗话的态度，还有桀骜不驯的性格。所以他批评彭德怀的骄傲，不同意彭德怀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头”的观点。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周恩来参与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还同彭真、胡乔木等一起讨论了关于彭德怀所犯“错误”问题的决议草稿。后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主席团指定由他作《关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讲话中，虽也用语较重，但多是按照事先定好的调子讲的，很多话都能找到“出处”，绝无落井下石和人身诬陷的词句，而且肯定彭德怀做过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同时还把自己摆了进去，讲他当年如何“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周恩来所讲，有些出于真心，有些怕是出于无奈。

周恩来没有支持彭德怀，但对彭德怀是关心的。他担心彭德怀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让杨尚昆安排其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此外周恩来还尽心保护其他同志。对一些临时被召上山汇报工作的人，他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担心他们不明情况，说错话，受到冲击。对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各部委一些负责人，指示他们立刻返回北京。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选择是两难的：支持彭德怀，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虽然在是非曲直上选择了“真理”，在内心情感上也少了些撕扯。但这样做且不说他自己有何后果，而且于彭德怀无益，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无补。对周恩来来说，做这样的选择既是艰难的，更是不可能的。站在毛泽东一面，批评彭德怀，虽然是一个基于党性、基于党的团结，基于国家利益的选择，但这对周恩来的内心情感，对他求真求实的品格，同样是一种严重煎熬。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和两难境地中，周恩来艰难地抉择，尽自己所能使工作正常进行，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伫望门墙寻正误，飚狂夜落有谁明。我们无法经历那段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应用今天的观念去苛求，而应放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去分析。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一方面维护总路线，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设身处地理解他的困难处境和内心矛盾，对其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不应过于责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