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死首丘：司徒华的民主回归之路

在民主党内部举棋不定之时，身抱重病的司徒华挺身而出，反对“五区总辞”，并在补选当日抵制投票，让民主党得以维持温和平稳的路线。在北京与香港双方都有意破局的共识下，司徒华促成温和民主派与中央破冰，坚持推动民主党修正后的政改方案，令蹉跎多年的政制民主化终于有了实质的进展。本文原载12期《多维CN》。

决定一个人一生走怎样的路，出身和成长经历是最重要的因素。

1931年2月，司徒华生于香港。这年9月，日本侵吞东北三省，悲愤的《松花江上》响遍海内外。父亲给他取名司徒卫华--保卫中华--至今仍记录在族谱中。司徒华11岁时，香港被日军攻占，司徒华被父亲送回家乡广东省开平县。

在广东乡下，司徒华曾目睹多起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残酷暴行，中国人必须卑躬屈膝地向日军行礼，否则就招致拳打脚踢甚至杀害，民族主义就是此时期在他的心中萌发，国家民族认同亦开始形成。司徒华曾说，“这些耳闻目睹的抗战事迹，给我很大刺激。我渴望国家富强，不会再被侵略，人民不再被异族欺压。”

日本战败后，司徒华从乡下回到香港继续学业。1947年，司徒华就读油麻地官立学校。在这期间，司徒华第一次接触到具有中共背景的《学生文丛》月刊，认识了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对这段经历毫不掩饰，在回忆录《大江东去》中写道，“我曾多次听陈哲民和其他人开编辑会议，听他们讨论国家大事，特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以及国共内战、国民党的腐化、共产党争取民主及抵抗日军的事迹。耳闻目睹下，我深受影响，认为共产党是将来救国的出路，渐渐对共产主义产生信任与憧憬。”

带着对中共的向往，司徒华加入《学生文丛》成为股东，积极从事社团活动。《学生文丛》停刊后，其读者会改名为学友社并向港府注册成为合法团体，司徒华为创办人之一。进入皇仁书院就读后，司徒华仍将许多精力投入到学友社的运作之中。在“废寝忘食”的工作中，司徒华得以成长，并成为学友社的精神领袖。

日益壮大的学友社很快引起中共地下党的注意。1958年学友社夺权事件中，许多人退出学友社，但司徒华坚持留下。梁慕娴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这一经过：“在地下党刻意渗透下，学友社膨胀成为有五六百社员的团体，九成以上是有选举权的亲共学生。为了夺权，地下党加在司徒华身上的罪名很重：不听党的话，挟群众自重，我行我素等。”

1960年，领导欧阳成潮突然把司徒华调到《儿童报》当编辑，等同遣散。这件事对司徒华打击很大，使他对左倾思想与中共将会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未来产生怀疑。直到1966年，《儿童报》毫无预警被停办，欧阳成潮与其断绝联络，司徒华与中共的组织关系告终。此时的司徒华或许不会想到，他终将登上历史的舞台。

初露锋芒

1951年，司徒华进入葛量洪师范学院学习。这不是司徒华的志愿，他希望入读工专，做电报生，当船员出海，周游世界。但为了养家只好选择不需交学费且每月可领津贴的师范学院。一年后，司徒华毕业，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未料成为“一生唯一的职业，带有事业意味的职业”。

因“少小家贫，迭罹失学之痛，几经困顿，始卒所业”，司徒华办了4所小学，全在基层市民地区。所收学生，全部来自劳工家庭。劳工子弟中，凑不齐学杂费的甚多，司徒华一律用自己的薪资代为垫付。

就在司徒华“以百年树人”为己志并为此而努力时，六七暴动爆发，社会动荡不安，港英政府不得不开始关注社会民生议题，港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

当时，港英政府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大力压制社会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1971年，香港新入职文凭教师反对港府将起薪点由原来的1，044港元降至889港元而进行罢教，凭借在社团的多年历练，司徒华很快成为文凭教师罢工中的领导者。经过28个月的抗争，1973年文凭教师成功争取到合理薪酬。这一役，是港人首次藉组织力量，迫使港英政府让步，因此也成为社会抗争中的楷模。

这场社会运动成为司徒华“一生的关键”，是他在脱离中共之后“重新找到自己生命意义的一个起点”，“尖锐、激烈、复杂、诡异，留下了深刻难忘的记忆”。在这之后，司徒华积极投身社运。1973年，由香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各级学校教师组成的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成立，司徒华当选为首任会长。

接下来，司徒华于1978年领导教协参与揭露金禧中学校董会贪污事件，为公义与当局周旋。接连的反抗促进了香港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迅速发展，无论是社会改革气氛，还是民间社会力量，都已非昨日香港可比。

除了维护师生权利，司徒华还致力维系香港与中国的情感。1978年，教协联合其他团体组成“中文运动联合会”，争取中文成为主要教学语言，并喊出“母语教育”的口号。并在香港学界争取中文能享有官方语言地位之后，发起第二次中文运动。1982年，司徒华还发起并领导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掩盖侵华罪行的运动。

司徒华领导的社会运动激起港人对民族与国家认同。八十年代初，司徒华已然成为社会运动领袖，在市民中有强大号召力。港英政府害怕司徒华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视他为眼中钉，将他塑造成“中共同路人”的形象。

事实上，作为民意代表，司徒华确实是中共的统战对象。他先是被邀请到北京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后又被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一次宴会上，发言者多为党中央背书，一如人大政协场面。但司徒华讲了一个老国王寻找继承人，最后发现只有全民直选国王，才能长治久安的故事。话音落下，众人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殊途同归

在《中英联合声明》确认香港回归时间表后，香港人爱国热情高涨，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各种不公感受颇深，他们认同回归中国，唯一的顾虑是共产主义对人权、自由的压制，但社会主义阵营所代表的平等价值，仍然深深地吸引着香港。

当时，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相互冲撞、结合，主张民主回归一派逐步成为主流，司徒华坚持民主回归的立场最为坚定。尤其是在六四事件期间，司徒华更加笃信民主最为重要，“只有民主的政制，才能促进和保障自由、人权和法治”。

司徒华投身香港声援内地民主运动，他联同多个团体策划发起香港市民支持学运，并成立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提出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等五大纲领。其后，他又与李柱铭等人成立香港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李柱铭出任主席，而司徒华则担任中常委和“党鞭”。1994年，港同盟与另一民主派政治团体汇点合并成为民主党后，司徒华继续出任常委和“党鞭”，成为维系民主党与泛民主派团结、整合党内各派系的重要人物。

1997年香港回归，一些港人忐忑不安，但对司徒华而言，则是盼望已久、民族情绪满怀的时刻，“我愿意与他们一起，共同奋斗，争取美好的明天”。

司徒华做到了这一点，作为泛民主派重要的一员，他一直站在争取民主的第一线，但在北京的压制下，多年来香港民主毫无进展。2004年，北京有意与泛民会谈，曾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的刘千石主张中央与民主派“大和解”，因遭到司徒华与李柱铭的批评无果而终。然而与中共对抗的结果，是次年政制改革的原地踏步。

2007/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理想破灭后，港人争取双普选的愿望更为高涨，北京有感于此主张逐步推进民主政改。2009年11月，港府再次公布政改咨询方案，被一些泛民主派人士视为“开民主倒车”，公民党和社民连发起“五区总辞”向北京施压，并把补选作为向北京施压的“变相公投”。

在民主党内部举棋不定之时，身抱重病的司徒华挺身而出，反对“五区总辞”，并在补选当日抵制投票，让民主党得以维持温和平稳的路线。在北京与香港双方都有意破局的共识下，司徒华促成温和民主派与中央破冰，坚持推动民主党修正后的政改方案，令蹉跎多年的政制民主化终于有了实质的进展。

两年后，司徒华因肺癌逝世，遗言把一半骨灰撒落大海，在天北望大陆；另一半撒在歌连臣角坟场，长留香港土地。在他身后，香港再没有像司徒华这样定海神针般的政治人物，泛民分裂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