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谈1966年文革前后的几件事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前三十年”，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中关押了大量与高层政治斗争有关的人物，除了党政要员本身，他们的秘书也随之进入秦城，成为一类特别的住户，仅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就包括李锐、师哲、陈伯达、阎长贵等人，陈伯达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员。本文摘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陈晓农编纂，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

文革结束后，陈伯达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图源：VCG）

我有几年没有直接管《红旗》杂志了，重要的事他们还是和我打招呼。我嘱咐过《红旗》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后来也被算作我的一件罪状。

1965年底，毛主席把我和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召集到杭州谈为马列的几本著作写序言的事。谈话中毛主席主要谈了哲学，也谈了文艺方面的事，还说到《海瑞罢官》的事。1959年的庐山会议曾把我划为彭德怀的同伙，我只得回避此事，我始终没有看过《海瑞罢官》。

1966年初我离开杭州，到四川攀枝花等地去看了三线的建设，继续搞工业调查，后来又去长沙、武汉调查工农业生产的情况。过了段时间回到上海。毛主席让我修改那个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我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做了些文字修改。这个文件毛主席自己改了几次，文件反映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想法，当然也有江青、张春桥完全错误的提法在里面。文件中批判“国防文学”的话是毛主席写上的。

3月份，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学术批判方面的事。在毛主席讲到接班人问题时，我插了一句话：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毛主席岔开了我的话。

这一段时间，我还主持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内容比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的那本多，也更有系统。可后来毛主席还是用总政治部编的，大概是为了加强林彪的影响吧，因为名义上那本是林彪主编的。我编的这本只印了少量，发给《红旗》等单位的同志参考。

那时，我和很多同志一样，对文化革命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相信主席和中央是正确的，对主席和中央的指示，都是服从和照办的。和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既是党的纪律要求，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本份。这是当时的实际思想。

在我将离开上海时，得知周扬同志到上海养病，我准备去看望他一下。结果江青知道了，阻拦我去，说毛主席已经决定正式批判他，你还非要去见他，不是跟毛主席拧着吗？我就没有去见，只委托了秘书代表我去看望他。

4月初我正在天津，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要立即回北京。我正忙着搞工业问题，不想马上回去，就说考虑一下吧。夜里老是睡不着，就给康生打了个电话，谈到彭真来电话要我回北京的事。康生说：叫你回北京是中央决定的，要顾全大局，你还是回来吧。第二天我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会。中央让我帮助起草一个关于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我找了吴冷西和王力，一起边看《二月提纲》边写批评意见。这个最初的稿子应由我完全负责。这个稿子后来在杭州会议期间大部分被毛主席改写了。

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彭真。会谈气氛紧张。彭真打电话给我，想谈一谈。当时我正好不在住处。后来彭真的秘书又来电话约，我觉得此时谈话不方便，让秘书回话：现在开会很忙，还是回北京再谈吧。回北京彭真已没有了自由，就没有谈成。这件事彭真大概对我有意见，但是他也应理解，我没有能力改变毛主席的决定。

在杭州会议上有同志提出毛主席的讲话很重要，应整理成一个文件。后来就把王任重同志记录的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吸收到《通知》里，又经过毛主席多次修改，形成《通知》正式的稿子。

杭州会议结束后，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会议。毛主席没有参加，是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关于彭罗陆杨等几个同志的问题。康生和林彪都做了长篇讲话，周总理和我也在会上讲过话。林彪的讲话对事情上纲很高，得到参加会的多数人的称赞。这个讲话后来经过康生整理，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审查我的人曾问我是否做过文字修改，我说记不清了，有原件可查。

我当时的讲话，以及此后的许多讲话，错误之处很多，主要是基本方向错了，把党内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得罪了许多同志，我说过，这些同志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

毛主席过去常批评我，“就怕得罪人”，可是在运动中我被放在那样的位置上，要贯彻中央有关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决定，就不由自主得罪了很多人。

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周总理有时也说了些错话，现在说他说了违心的话，违心的话是有的，我也有过。可是人不可能经常说违心的话，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当时就是那样一种认识。

从感情上，从纪律上，我不可能不站在毛主席一边。毛主席的威望是历史形成的，大家都讲保卫毛主席嘛。同样我也相信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审查工作是认真的。总之，当时把党内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看得过重了。

比如在毛主席身边安窃听器的事。现在也承认有这事，只是说出于好意安的。既然是好意，为什么不能告诉毛主席呢？不要说对领袖，对一般人也不能这样。我不信小平同志会高兴别人背着他安窃听器。所以，当时把事情看重了是难免的。

毛主席本来就有些多疑，一些背着他搞的事不可能不引起他做出反应。所以，毛主席做了防范，也可说是事出有因。只是毛主席的一些做法过了度，把问题扩大化了。凡事都应有一个度。过了度，就会引起坏的后果。事情的发生都有个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个过程。现在毛主席的错误能说，其他人的错误都不能说，都是完人，这样是否就能解释历史呢？

值得研究者们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观点有差异是正常的，没有差异才是不正常的。但是不管研究者观点如何，都应遵循同一条原则，就是基本事实应搞准确。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刊登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再思考》的文章。文中说：“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五一六通知》作些修改时，遭到了康生、陈伯达的一一拒绝。”这种说法是违背事实编造出来的。

中共中央向人民日报社派出了工作组，这是少奇同志主持的会上议论后，少奇、恩来、小平三位常委研究决定的。工作组的成员是小平同志让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社挑选来的，《红旗》也去了两个人。当时很匆忙，部队的几位同志我都不熟悉，但主要工作靠他们。

1966年5月31日，下午在怀仁堂召集会议，邓小平同志讲了话，宣布了工作组的事，对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做了指示。我让解放军报的同志写一篇社论，当晚他们把写好的社论交我审阅，我改动不多。讨论时，觉得原来的标题太长了。他们重拟了几个标题，我用了其中一个，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提法以前报上已经有过，没想到十几年后法庭就根据这个定我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了。当时，社论虽然没有来得及送杭州请毛主席审阅，可我记得在北京的几位常委是送了的，他们并没有提出意见。

社论不是我写的，但经过我审改，标题是我定的，现在人家说是反革命煽动，我不能牵连别人，自己一人当就是了。既然定为反革命煽动罪，那还不是想判死刑。罪名都定好了，还说什么呢？所以我说“可以判死刑”。

我在复兴医院看了起诉书后，曾向看管人员要那篇社论看了一遍。那篇社论现在看，不难找出错误之处。但是整个看来，主要讲的还是毛主席讲过的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当政后要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问题。讲了这些，就是反革命煽动？社论引用的马克思和毛主席的话，也是反革命煽动的组成部分？我想既然这样，那整篇社论都算是我的好了，所以我对法庭说是我写的，我口说的。

“文化大革命”确实搞得不好。后来越来越乱。对它的原因需要冷静分析。我自己也是文革中倒的，批我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从1970年起我就被关押。1982年周扬和我谈话时说，文革中我的帽子戴得最多了。

文革中发生动乱，原因很复杂。党的决策有错误，以及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一时激化，等等，有历史的原因，有制度的原因，这些都应认真分析，得出教训。把动乱的原因归结到一篇文章，归结到偶然用的几个词，就不是严肃的态度了。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人报纸。报纸是公开发行的，社论大家都看过。把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论说成是搞反革命煽动，那把党中央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呢？我个人定什么罪并没有关系。

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把排在周总理后面，我找到毛主席，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排在那样靠前。”毛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最后面的陶铸同志的名字钩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

十六条的起草工作主要是我做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陶铸、王任重等都做了一些修改。文件经过参加会议的人的共同讨论后通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十六条中有错误之处。但是，十六条也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在运动的混乱状态中没有能贯彻下去，但不等于这些原则的提出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