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赵紫阳兵分两路挑落华国锋

中共改革开放后有一届中央全会，其重要程度不次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思想上统一全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话，那么这届大会是从组织上为之后10年的发展奠定格局。

这届全会就是十一届五中全会。

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论断中，认为从打到四人帮的1976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是“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当时华国锋为中共一把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推行着“两个凡是”的政策，中共官方认为这是导致“徘徊”的重要原因。

当时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1977年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个政治局常委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邓小平只是副主席之一。但经过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问题标准讨论后，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党内老干部逐渐占据上风，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不但占据了理论上的制高点，批评“两个凡是”，将中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还将陈云选为常委，胡耀邦也进入了政治局。赵紫阳也在几个月后的四中全会上进入了政治局。不过这只是反攻的开始。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于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邓小平等人发起了总攻。这次会议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机构和人事。五中全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择胡耀邦作为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这是文革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的职务。

八大期间，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一开始还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但毛泽东态度坚决，并且赋予书记处很高的权力，对邓小平说，书记处并不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书记处应该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由此足以见得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此次会议，胡耀邦担任此职务并进入政治局常委，也证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器重和信任。进入常委的还有另一颗政治明星--赵紫阳。杨继绳认为：“这一举措，一方面让胡耀邦从华国锋那里分到了党中央的控制权，也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的总理职务作了准备。”邓胡赵体制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等新生力量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华国锋一派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华国锋在政治局中的实力大为减少。

第三个方面是平反冤假错案。如果说文革的开始是以毛泽东的《我的一封大字报》，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开始，那么文革最好的结束应该是为刘少奇平反。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决定彻底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最后一点，会议通过了由胡耀邦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总结了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在《准则》的规范和指导下，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共党内高层提倡“四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三宽”（宽松、宽厚、宽容），党内激发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力和积极性，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大胆创新，齐心开创改革发展的大好局面。只是到后来党内政治关系状况出现复杂变化，党内不良风气的巨大历史惯性再次抬头，《准则》也逐渐被淡忘，乃至被束之高阁。

当然，这次会议还有其他内容，比如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等。

经过此次会议，邓小平成功从组织上清理了华国锋的势力，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胡赵体制直接影响了中国80年代乃至90年代。从这个层面讲，十一届五中全会的重要程度不次于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