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再落重棋 司法生态全面临变

北京时间10月10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法治化的举措。来自北京政经观察者认为，这份重磅司法文件的出世，无疑是中共改变司法生态的具体落实和巨大进步，亦是从破到立的转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共全面依法治国，以及政法改革和平反冤案、去周永康化告捷的大背景下，《意见》的推出其背后所蕴含的更大价值，应是主导中共对整个司法改革的取向。

正所谓“辨证施治，遣方用药。”《意见》提出要改革讯问制度，避免刑讯逼供，这固然是直指“强迫自证其罪”的元凶；而且，这份《意见》从完善庭前会议到规范法庭调查程序，从健全质证规则到保障法庭辩论机制，从强化当庭宣判到严格依法裁判，都是在着重强调庭审实质化。

不难看出，中共的司法改革步调并未放缓，其实，若追溯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司法改革，在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里颇有成效。比如，将过去职权主义的模式通过现代司法理念改造成接近当时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正当程序理念都得到了较好的强调。

然而，直到2008年后，中国司法环境在一定程度陷入了较为难堪的境地。在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导之下开始的第二轮司法改革，更多的强调政治口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三个至上、司法能动主义，而在民事领域中，“维稳思维”占据了整个司法领域，并且成为主流。

此时，正是周永康主政法系统的时期，中国地方开始出现了重庆这种极端的司法混乱个案，无论是民营企业家，或是地方公民，动辄被判刑或被劳教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有诸多其他的刑事冤案，甚至生产出河南某地“零判决竞赛”如此荒谬的司法局面。

但鉴于周永康时代的中国政法体系混沌腐败，待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执政中国后，开始对整个政法系统进行整顿。因此，2012年12月，孟建柱主持了担任政法委书记后的第一次政法委会议，明确“推进司法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的目标。而当时有分析人士称，这是中共整顿政法系统，及司法改革的前哨战。

如今，中共已步入第三次司法改革阶段。相较之前，此轮司法改革，无疑是层次最高、最全面、最深入的一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由此明确了审判的主体地位。

其后，2014年7月中国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核心内容发布，对法院人事体制有重大改革，以及在2016年的9月1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将中国司法体系的总结提高到了人权的高度。

如今，五大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更是确保司法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其中，《意见》提出一条“完善讯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代表着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和观念的一个巨大进步。

有观点认为，《意见》的推出是中共消解周永康时代遗留的负资产，打破旧陈规，以重塑司法生态环境为基础，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的举措；另一方面，则是为解决司法公正问题，构建高效、文明、权威的司法体制。

不过，这一轮司法改革虽然涉及面广、规模宏大，但在实际中仍然面临大量问题。比如，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进展缓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域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的运作实效尚不明显；法院、检察院员额制改制未达到预期目标等等，在遇见此类局面时，如何将“依法治国”、“规则治理”的精髓发挥极致，是中共在法治推进路上绕不开的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