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思录：谁决定改革的快与慢

晚清，北京。

时间一进入20世纪，满清贵族感觉自己干什么都时间不够用。辛丑条约的国耻已经唤醒了一部分养尊处优的他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无力，身子似乎已被掏空。

的确，晚清的贵族们已经很难毫无担忧的享受身份给自己所带来的优越生活。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有太多觊觎他们权力的人。先是太平天国席卷大清富庶之江南，之后汉人官僚势力逐步抬头，东南互保与朝廷分庭抗礼。近邻日本与俄国因垂涎自己大打出手，自己却无能为力，海外列强占据京城却并不会让自己下台，这让满清贵族深感不解，而无知带来的却是更大的惶恐。

他们担心着，这个政权还能持续多久？自己什么时候会命丧黄泉，遭灭族之灾？

然而谁能心甘情愿的接受耻辱呢？

他们不愿意，所以做了很多努力。可此时的他们就如一个各科都不好的学生，周边有一群人给他出主意。“先学好语文吧，语文容易学。”“还是先把数学学好，提分比较快。”“先学历史，背一背就会了。”……

于是，这个“差学生”开始“学习”。只是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学习总会变了味儿。很多事后诸葛亮又开始说：“你怎么不知悔改，还不学啊？”或者“早听我的多好！学这个！”

立宪派成为晚晴贵族的救命稻草（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世界变的太快了，相信他们很多人比大多数国人更能感受其中的变化。只是，该往何处变，怎么变才能跟上这浩浩汤汤的潮流呢？

新政与预备立宪成为他们抓住的又一颗救命稻草。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

虽然在出团半途中遭受革命党人吴樾放炸弹行刺而被迫延期，但他们还是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几个月后，他们兵分两路，开始认真研究各国宪政之道。1906年夏秋之际，考察团先后回国，提交了由熊希龄执笔的，参考了梁启超、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的考察报告，主张“强国必须宪政”。

随后，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仿行立宪。

这一局面却有人欢喜有人忧。1907年，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立宪党人在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公会。君主立宪成为此时国内主流的声音。相反，革命党人则在国人看来犹如“恐怖分子”。他们知道，如果清朝真这么做了，自己“暴力”的土壤也将逐渐消失。

1908年8月，清廷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及“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等三个附录，规定第二年即举行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选举，计划以九年时间筹备宪法。

整份宪法大纲有浓厚君权色彩，但亦基本上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并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拥有财产、选举和被选举议员等的权利。与此同时，清廷亦放宽了对报刊及政党的限制。

清末打算稳步进行改革，可是预计九年的时间让立宪党人无法接受，朝廷的托辞——所谓“民智未开”、尚不能立即召开国会实施宪政，更让立宪党人恼火。其实当时，摄政王载沣已经加快立宪的进程。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宣统二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民主的土壤。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中国当时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约解决冲突的文化传统，又不存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就思想引入来说，当时也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清末新政进行改革，推行民主和开放政权，如果从大的民主构建的历史视角看，应该算是比较快的。相比而言，英法美等国都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构建历史。但与国内追求民主的浪潮相比，推行速度明显太慢了。

例如资政院，它相当于西方的议会。整个资政院的架构，是200个资政员，其中有100个是各省已经选出来的省资议局议员，另外100个是钦定议员。

清廷毕竟是有私心的。他们想：打天下的是我们，坐天下当然还应该是我们，八大铁帽子王，后来扩充到十二个铁帽子王，再扩充之后，弄了一个资政院。如今你们呼吁速开民选国会，让我们现在全部退出，只保留一个虚君的皇上。这好比与人讨价还价，人家卖100，你直接还价1块，人家岂能接受？

虽然此时并不存在政党，也不存在国共之后主导的党国体制，但社科院马勇认为，满洲贵族的分配当中，可以看到党国体制的内在矛盾。满清贵族希望通过开放政权来缓解内部矛盾，但又不愿意迅速放弃所有的权力，朝野双方也并未为满洲贵族找到一个合理的退出和介入政治的途径。

皇族内阁就是矛盾中的他们，身处内忧外患的他们，试图改良政治的他们，不愿放弃权力的他们给予的最后的答案。最终，立宪派与革命派合流推翻了满清政权。

民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