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1号升天 中国火箭起源于北宋

在中国，“火箭”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魏明帝纪》注引《魏略》，当然这里的“火箭”指的是在箭杆靠近箭头处绑缚浸满油脂的麻布等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发射出去，用以纵火。真正意义上靠火药燃气反作用力飞行的火箭，出现于五代末期与北宋年间。

首先，祝贺一下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船神舟十一号发射升空，这又将是中国在航天事业中的一大进步。

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中国古代的火箭。“火箭”这一词在中国很久之前就有了，“火箭”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明帝纪》注引《魏略》。魏太和二年(228年)，蜀国诸葛亮出兵攻打陈仓，魏守将郝昭“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然，梯上人皆烧死”。但当时的“火箭”，只是在箭杆靠近箭头处绑缚浸满油脂的麻布等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发射出去，用以纵火。火药发明后，上述易燃物被燃烧性能更好的火药所取代，出现了火药箭。靠火药燃气反作用力飞行的火箭问世后，仍沿用这一名称，但其含义已根本不同。

北宋是火药和火器用之于军事目的的较早时期。在这以前，五代末期可能有的地区已有了军用火药，并制出初期的火器。北宋初期，由于作战的需要，对兵器制造极为重视。除常规武器外，这时的火器主要是靠弓弩发射的火药纵火箭和靠抛石机投出的各类火球（火药包）。并设“广备攻城作”，管理火药、猛火油等十一个作坊。

北宋后期，民间流行一种能高飞的“起火”，即利用了火药燃气的反作用力。按工作原理，此类烟火就是用于玩赏的火箭。南宋时期(12世纪中叶)，此技术开始用于军事，出现了最早的军用火箭。

宋迁都后，汴京等地的火药、火器作坊和工匠为金所有，并反过来用火药攻打南宋。蒙古政权后又消灭了金，自此蒙古军也掌握了火器。

南宋、金和蒙古三个政权经常相互交战，并且彼此都使用火器。因而在十二、十三世纪的中国一些主要战场上，总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响声震耳。根据史料记载，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水军在采石镇（今安徽省当涂北）附近的长江江面上与南宋大将虞允文指挥的水军发生激战。完颜亮在岸北以小红旗指挥先行抢渡入汀的金军，准备次第渡江攻占采石，再挥兵趋建康府(今南京)。不料采石的军民在虞允文的指挥下，奋力应战。

宋军将抵至南岸的金船七十艘拦腰切断，用轻快战船“海鳝”冲至敌舟，使其沉没。又出动藏于中流的精兵从上流攻向金军。宋军从船上发射霹雳炮，使对方伤亡很大。这种武器由纸筒做成，内置发射药和爆药，并混有石灰屑。点燃药线后，发射药燃烧喷出火焰，借反作用推力将武器射向敌舟。然后发射药引燃爆药，发出巨响。纸筒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使金军睁不开眼。宋军趁乱火烧其余金船，并射杀其有生力量，取得采石大捷。霹雳炮飞向空中，下落到江面时，甚至还可在水面上爆炸，实际上是火箭弹。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创制了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等三种喷气火箭，统称“三飞箭”。这三种火箭用长六尺的坚硬荆木制作，箭镞长五寸，分别制成刀、枪、剑形锋刃，能穿透铠甲。箭镞后部绑附长七至八寸、粗两寸的火药筒。作战时，将火箭安于术架上，手托箭尾，点着火药筒的药线，对准敌人射去，它在水陆作战都可使用。这三种火箭在戚家军水兵营的十艘战船上装备了二千多支，在车炮营、骑兵营和步兵营中，共装备了四千七百六十支，平均每人四支。

明代火箭是直接继承宋、金、元火箭而发展起来的，它在明初朱元璋各地用兵的过程中就用之战场上了，此后又有许多新的改进和技术上的突破。明太祖及其继承者都很重视包括火箭在内的火器，称为“神器”，下令督造并装备在马、步、水军等常备军中。明代军制至成祖永乐时更为完备，设火药局制造各种火药，兵仗局和军器局则司制造各种火器，而神机营则操练军士使用火器，内库负责贮存武器。这些机构由内臣掌握，禁止泄露技术机密，京外卫所不得擅自制造。

燕王朱棣在夺取政权的“靖难之役”中，于河北的白沟河同建文帝的部队作战时，遭到“一窝蜂”火箭的射击，这是中国最早将“喷气火箭”用于战争的记载。此后各种单级喷气火箭日益增多，有单发和多发两大类。

明代还创制出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火龙出水”，《武备志》绘有“火龙出水”图。发射时先点燃头尾两侧的四支大火箭，推动火龙在距水面三四尺高度飞行，如火龙出于水面，距离可达三四里。四支火箭燃烧将完时，连接的引线引燃龙腹内的小火箭，由龙口飞出，飞向目标，可使敌方“人船俱焚”。

明代中、晚期，由于沿海倭寇滋扰和北方清兵的南下进袭，使明廷统治者特别注意火器生产。明中叶以后，朝政纲纪不振，火器技术逐步外流，因而出现不少这类兵书，为研究火药和火箭技术提供了丰富资料。例如， 伙龙缈、唐顺之的《武编》、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赵士祯的《冲器谱》、王鸣鹤的《登坛必勋、李盘的俭汤借着十二筹》、何汝宾的《兵：录》、茅元仪的斌备劫和焦勖的(伙攻挈耍》等书，都论及火药、火箭、火炮等火器，并有插图。虽然火箭已在宋、金、元时用之于实战，但关于火箭技术拥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和图样，还是从明代开始的。

明代火箭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有战时用的军用火箭、信号火箭，也有民间用的娱乐火箭。在军用火箭中，大体上可分为四大类：单飞火箭、集束火箭、火箭弹和多级火箭。

饶有意思的一件事，明朝时有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叫“万户飞天”，被许多航天研究中，称为是中国用火箭载人升天的第一人。

故事大致是说：15世纪的中国官员万户手执两张风筝，将自己捆绑在座椅上，椅后加装47枚火箭为燃料，持蜡烛点燃升空后不幸殒命。相较于嫦娥的服灵药而凭空飞升，万户的种种举措具体而微，虽未成功，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被誉为火箭飞行第一人。1970年，在英国布赖顿召开的国际天文学会议上，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正式以“Wan Hoo”命名，从此，万户载誉寰宇。

如今，西昌航天城附近的主题公园里摆放着万户升天的雕塑。而据说万户是甘肃河西人，他殒命蓝天之处也许就在酒泉附近。

不过，关于这段故事的真假，历来争论也很多，甚至主人公的名字也有很多种说法。主要是这段故事来源于外国的一些记载，我们在将其翻译过来时，就翻译成了“万户”，古代曾有过“万户”这种官位，于是就判断他是一名官员。

但在《明史·兵志》称：明初，“万户”官职已易名为都指挥使，因此还应该是人名。遗憾的是，在翻阅了大量古籍之后，相关的记载依旧空空如也。于是将Wan Hoo音译为“万虎”。

后来也有人分析，“万户飞天”的故事也许原来只是民间传说，可能是说的“妄图飞天”，西方人不懂“妄图”的意思，还以为是人名，于是记载成了一个人。

不管这则故事的真假，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知道，在古代，有很多人有着飞天梦想，并且已经将火箭的力量与飞天这件事关联起来了。

明代的火器制造还得提到一个人——赵士祯。赵士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增强国防力量、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决心研制出精良的火器装备官军，卫国保民。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赵土祯在温州籍游击将军陈寅那里见到西洋番铳，深受启发。当时，有一个寓居北京的土耳其人，名叫朵思麻，赵士祯获知他原是土耳其一位专门管理火器的官员，便特意登门求教。

朵思麻将自己收藏的鸟铳拿给赵士祯看，并且详细讲解了鸟铳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就这样，赵士祯搜集和积累了火器研制方面的大量资料和经验。

次年，赵士祯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番鸟铳。经兵部商议后交给京营试制，京营官员便向赵士祯请教试制诸法。

赵士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自己出资，并请朵思麻协助，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1598年研制出四种火器。其中“掣电铳”、“迅雷铳”为当时最先进的武器。

清兵的武器装备技术最初是落后的，但在与明军的历次交战中。缴获了许多先进的火器，又俘虏、诱降一些汉军和技术工匠为清兵制造各种火器，从而一改旧观。

在与明军交战的战场上，清统治者目睹火炮、火枪和火箭等火器的威力，因而对这类武器的制造和使用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早在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就下令铸造红夷火炮，命汉军以火器攻大凌河(今辽宁省锦州附近)。1631年大凌河战役中，清兵用火炮和火箭向明军发动了攻势。

据魏源《开困龙兴记》所述，当时明总兵吴襄率部渡小凌河与清兵应战。清兵则直趋吴襄大营东，“发大炮、火箭攻之。时黑云起，风从西来，襄军乘势纵火将逼我(清)阵。忽大雨反风，襄营毁，先走”。

实际上，在这次战役中双方都动用了火炮和火箭，但战局的发展使明军失利。1634年，守卫鹿岛的明副将尚可喜率部降清，其随军火器尽为清兵所有。

康熙帝非常重视火器，在他铲平“三藩”割据、统一中国和抗击沙俄侵略的过程中，他所统率的骑兵和军中火器也助力不小。

康熙、乾隆在位的二百年间，由于战事较少，史书关于使用军事火箭的记载亦不多。但魏源的《征缅甸记》记载说，乾隆二十年(1755年)缅军一度进入车里地区，朝廷谕大学士杨应琚率军以连环炮和缅军的象驼炮交战。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经略傅恒领满、汉精锐数万，“京城之神机火器、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节铜炮、湖南之铁鹿子……皆刻期云集”，在大金沙江展开一次激战。在这次战役中，清军使用了火炮、火枪和火箭等武器。乾隆年以后，继续制造火箭，贮于内库以备应用。像明代一样，清代也在京师设火器营，进行操练，后期更设火箭营。

据袁宫桂的《洴澼百金方》记载，清代除保留明代流传下来的部分单发式和多发式火箭外，传统火箭大都可归为下述两类：

一是短轻型，筒长四寸，装药二两五钱，箭杆长三、四尺，箭镞长二寸，一般射程可达六百至七百步。

二是长重型，筒长七寸，径二寸，箭杆长六至七尺，镞长五寸，总重二斤，射程为三百步。

像明代一样，清代的火笼箭、九笼箭或一窝蜂，属于集束火箭。先用竹篾编成长四尺(132厘米)的竹笼， “口大尾小，纸糊油刷，以防风雨。内编横顺阁箭，竹口三节，旁留小眼，穿药线总内起火箭上。每简装十七八支，或二十支”，点燃总药线后，筒内火箭齐发。一般用小火箭作集束火箭。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传统火箭已趋落后，必须改进。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为改变清军在装备上落后挨打的局而，全力探研先进军事技术，以抵御外国侵略，保家卫国，丁拱辰就是其中一位。

丁拱辰，回族，福建泉州晋江人。嘉庆五年(1800年)，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丁宗璧，常到外地经商，但收入仅供养家糊口。母亲苏氏，每日纺纱织麻以补家用。丁拱辰幼入私塾，聪明好学，但因家贫巾途辍学务农。他在耕余坚持白学，他回忆道：“少长，知书中意味，穷搜字义，研究兵法，皆在负薪挂角之日。今日所以鲁鱼亥豕不至相混者，皆得之田间牛背上也。”(见《演炮图说后编》)后来，家道好转，父亲见他好学，就花钱为他捐了一个“监生”。

丁拱辰17岁时，随父亲到浙江、台湾等地经商。几年后父亲去世，他又随堂叔丁杜贤到广东经商。他精于会计，尤其喜欢钻研天文、数学，空余即求购有关书籍进行研究，不明之处就向人求教。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丁拱辰随海舶出国经商，他先后到达吕宋岛和波斯、阿拉伯等地，大大开拓视野。回国不久，英国即发动鸦片战争。这时。林则徐在广东积极筹措抵抗侵略，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丁拱辰见到在战争中清军使用的旧式大炮“似未合度”，且炮法未精，发射炮弹“多无准”，在战争中处于劣势，就开始著述火炮知识，取书名为《演炮图说》。该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详细地介绍西方火炮的构造、性能、使用方法、瞄准系统，以及炮车炮架、举重移动等制造技术和操作方式。

书稿写成后，丁拱辰即携带书稿及测量炮位高低的象限仪于道光二十一年(1 841年)闰三月呈交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由他转呈驻广东的靖逆将军奕山。由于丁拱辰是监生，得到奕山的重视。奕山认为这本书讲求演炮准则并配合火药及修筑炮台、铸造炮位等，但未经实际应用，就交与署督粮道西拉本考察施行。

西拉本对全书审查后，同丁拱辰讨论实施。决定由丁拱辰在广州附近监造火炮、配制弹药。当时广东士绅潘仕成捐资制造火炮40门，又从国外买回一批西洋火炮和弹药。丁拱辰通过对比研究，提高制造技术水平，所制的重1000斤至8000斤的大炮，可以利用滑车上下调动和改变方位，调节射击角度，灵巧坚固，便于操作。

而后，丁拱辰不断根据实践经验修改原本，正式定稿。全书共七章：一、演炮图说；二、炮车炮架图注；三、炮圈图注；四、演炮差图；五、举重等第；六、八千斤炮架；七、滑车举重说。该书于是年冬编成后，由泉州人御史陈庆镛出面，请精通数学、机械的山东人丁守存、安徽人郑复光等校订之后，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初自费刊行。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火炮知识的专著，比魏源的《圣武记》早半年刊行于世，因此影响很大。

时值鸦片战争时期，有人将此事奏于清宣宗。清宣宗即谕令奕山等查明此事奏呈。奕山等即将原书与象限仪呈送军机处。因丁拱辰及其《演炮图说》得到清最高统治者的重视，陈埭丁氏特制“名达九重”匾额，悬挂于祠堂之上，以为显耀。由于这时清朝同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放松武备，因此不再重视这部军事著作。

丁拱辰此后仍然对《演炮图说》进行修订补充，增加内容，三易其稿，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写成《演炮图说辑要》，再经陈庆镛请丁守存、郑复光校订，由泉州会文堂刊印出版。

《演炮图说辑要》分四卷，50篇，附有插图110多幅，图文并茂。此书出版后，受到社会爱国人士的称赞，但未能予以重视。丁拱辰见事无可为，便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携眷归里，在陈埭建造居宅，取名“还圃”，有“鸟倦飞归林”之意。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军机大臣赛尚阿赴广西镇压，聘丁拱辰到桂林监制火炮。丁拱辰与丁守存等人共同督造各种类型火炮106门，并制造火药、火箭、火喷筒、抬枪、鸟火枪等兵器，均适用。丁拱辰以监制有功，晋升知县衔、留原省补用，并赏给五品花翎。监造火炮期间，丁拱辰为阐明西式火炮原理，又写成《演炮图说后编》，共40篇，于同年八月在桂林刊印。书中着重介绍西方各国枪炮知识及各种瞄准测算方法．并就各种制火药、制弹头技术作深入探讨，还介绍用象限仪测量高低、远近、度数等使用方法。

同治元年(1862年)，丁拱辰的同乡龚显曾向倡办洋务的江苏巡抚李鸿章举荐丁拱辰，李鸿章委令丁拱辰到上海襄办军器，研制西洋武器。这时丁拱辰虽年逾花甲，但爱国之心促使他勉力上任。同治二年，他将研制西洋武器的心得写成《西洋军火图编》。全书六卷，12万字，附图150幅，详细记述西洋军火的构造与制作。不久，丁拱辰即辞归故里，光绪元年(1875年)去世。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科技与发明》徐潜；《军事科技史话 古兵、枪械、火炮》李俊亭，游云；《图说世界火器史》 王兆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