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邓到习 中共三大核心何以确立？

即将成为世界罕见百年大党的中共，从建政至今，虽然经历了五次最高权力的更迭，但真正能够够得上核心之名的，则只有三人，也即带领中国民众站起来的毛泽东、通过改革开放让中国富起来的邓小平，以及正在以整党吏治来“救党”进而让中国强起来的习近平。

在毛时代，中共靠“推翻三座大山”恩泽百姓上台。作为“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毛泽东虽然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在连续六届的党代会中，至少在绝大部分场合他是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的。转折点在于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使得毛泽东意识到两党争雄的局面下，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唯一路径选择便是农民战争。此后，从遵义会议成为最高领导层的一员，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再到长征突破国民党军队围剿，以及后来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凭借超出同侪的战略认知和领导能力，加之“农村包围城市”以及“枪杆子里出政权”脱颖而出，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的核心。

到了邓时代，面对的是毛晚年极左路线留下的烂摊子。三反五反、大跃进、十年文革等，将中国带入了千疮百孔、万劫不复的惨烈境地。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清醒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中国从政治执拗的泥潭中拉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的是保障中国不至于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而坚持改革开放，便可进一步夯实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也因为这样，邓小平才敢于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重建生活与生产，以及市场秩序。

比照而言，在核心与职位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比毛泽东更能说明问题。因为邓小平从始至终都没有最高的党内职务，但却有着当时的领导者和人民的极大支持，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站出来，破除毛时代留下的各种积弊与思想流毒，中国会在“计划”与“市场”、“姓社”与“姓资”的抉择中徘徊多久，又何谈三十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的中国奇迹。

到了习近平时代，同样面临异常复杂的困境和挑战。在国内，党纪涣散、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比腐败更具侵蚀性的毒瘤，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就承担着“整党救亡”的要务。加之经济高速发展后必然面临的转型之困，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中共的执政资源，并加剧着民众的不满情绪。而在国际上，中国崛起引发的世界既有利益格局之变，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围堵与孤立更甚一筹，这也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发展的障碍。

此外，随着世界范围的政党趋于碎片化，中国民众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公民意识和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中共又未能及时地为自身执政合法性确立新的法理基础，更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彻底转变，以至于合法性一再告急，并成为讨论一切问题的总源头。

面对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及合法性危机，习近平十八大上台至今，可谓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这也是他最终必然会成为核心的原因所在。于是人们看到，此前被默认的官场潜规则被打破，猖獗多年的腐败风气被遏制住了，新的官场生态被建立；以“第五个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在各个领域取得进展，尤其是军队改革，无异于是重建军队；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尤其是司法改革，更是直面和有意识解决呗广泛诟病的人权问题；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旨在为几千万人脱贫的扶贫工程正在实施；邓小平时代遗留下的处理外交事务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开始向“出动出击、积极有为”转变，中国强化了在东海、南海的主权；在党建问题上，扭转了党纪涣散的局面，强化了党在各个领域的领导，给主要权力机关和政治局委员、常委们立了政治规矩，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更是为了进一步解决党内政治乱象。

可以说，经过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作为，习近平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毛邓之后最有权威且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人，曾在一定范围内用来概括毛邓执政地位和角色的“核心”，正日益被人们用来形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