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收官之战” 或颠覆外界常规判断

中国每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年初的人大、政协“两会”；另一个是年末中共的中央全会。两个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面向”当下，而中央全会既着眼于实现，也放眼于未来。

而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于10月24日将在北京召开，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六中全会将要审议两个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另外，在中共召开六中全会的前夕，由中纪委执掌的反腐专题大片《永远在路上》在近期播出，备受外界瞩目。

由此不难看出，中共六中全会将聚焦党建问题，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中共目前整体情势以及危机感。从令计划到周永康案，再从徐才厚到郭伯雄案等一系列腐败要里，中共认识到必须重新严格规定党的纪律，强化看齐意识。

分析认为，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7次六中全会主题几乎是聚焦意识形态、党建问题，但是这次的六中全会聚焦“党建”，不全然为惯例安排，而是与追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关，亦是反映出中共追求“治国理政”的理想实践。

颠覆常规判断

众所周知，中共一届党代会，任期五年。一般而言，五年当中要开七次全体会议，其中二中和三中会议是在同一年之内召开，七中和下一次党代会是在同一个自然月内召开。第七次会议召开过后，不到半个月时间大概就要换届，开始下一届的党代会了，因此中共的七中全会可暂且忽略不计。

然而，若是相较中共此前的六次全会，可以看到大多都有着比较固定的议题，譬如，一中全会紧接着换届后召开，那是确定中共党的领导机构包括政治局人选的会议；二中全会是次年年初召开，为三月份的国家领导层换届做人事准备，即是人事议题；而三中全会则是被公认为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一届领导班子提出自己的经济思路，甚至政策纲领。

到了四中全会会议中，党建居多，但是1999年也曾讨论过国有企业改革。五中全会则是讨论下一个五年规划；直到六中全会，多半是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等这类软性议题。

可是，如果用上述至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规律来观察2012-2017年这五年，会发现：随着今天新闻报道关于六中全会议题的确定，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不断地颠覆外界的常规判断。

中共六中全会聚焦“从严治党”有其特殊含义：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研究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如今的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不难看到这恰好构成“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其中，颇为受瞩的是六中全会上将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此有观察者称，中共以往也有规范党的政治生活相关定，例如1980年3月4日，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而当时目的则是为了恢复自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的党内纪律与作风问题。

如今，六中全会针对《关于新刑事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颇有“全面彻底翻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的意味。

为什么要再出台一个政治生活准则？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打算全面翻修政治生活的规定其实有迹可循。有分析认为，在中共政治局召开的第33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在会上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篇大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

如果比较前后中共高层领导对于政治生活的规范，有观察者表示，80年代集中在文革后民主生活环境的恢复，现在聚焦在“集中”及“整党”意涵，强调集体意识的凝聚、忠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之所以聚焦于“政党”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关键：新形势。这个“新形势”并非所指“经济新常态”而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新形势。

其实，若梳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可以看见，一方面，反腐有效地树立了新领导集体权威，赢得民心；另一方面，也看见了摆在中共面前前所未有的挑战，譬如官僚体系普遍的积极性下降，甚至故意的消极不作为等等。中国固然有官本位的传统，但假如不能提供与之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报酬，也同样无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还有另一个道德传统——官员不是普通人，奉献和付出是理所应当。有分析认为，如果从利益出发调动积极性，会引发社会反弹，更会被质疑一向高端宣传的共产党的先进性。所以，现今对于中共而言，如何在从严治党的同时，能够令整个官僚体系焕发活力是非常重要的艰巨任务。

而且，对于今后如何在出台令官员有效作为的政策，与悠久道德传统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亦是相当大的挑战，不过一个“六中全会”就能达到，但至少人们期待这次全会能够有新的导向信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