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退大陆的文化原因

国民党由一个引领中国完成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终结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党，变成独裁、专制、腐败的被革命对象，最终败退大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文化，根植于国民党骨髓里的江浙商业文化、城市资产阶级政党文化。本文原载04期《多维CN》与01期《多维TW》。

中国大陆山河易色后的1949年12月10日，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戒备异常，枪声隐隐从城中传来，风尘仆仆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与前来送行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交待几句后登上了“中美”号专机，航向东南，目的地台湾，离开了最后的反攻壁垒。从此至1975年去世，蒋介石再也未踏上大陆。

正如有人曾说，成功者只有一个理由，失败者有千百个理由。对于丢失大陆，困守孤岛的蒋介石有过反思，也将其反思结果付诸现实；作为胜利者，中共也有总结，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

相关专家也从各方面给出了答案，国民党没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没能节制资本，失去了工人的支持；没能管住权贵资本，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大打内战，通货膨胀，经济恶化，贪污腐败，失去了绝大部分民众的支持。此外，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战场上指挥不利，外交上遭美国抛弃等等。

其实，这些原因都只是表象，表象背后的才更接近真相。国民党由一个引领中国完成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终结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党，转变为独裁、专制、腐败的被革命对象，关键和根本在于文化，根植于国民党骨髓里的江浙商业文化和城市资产阶级政党文化更是其中的关键。

先天不足：国民党的江浙商业文化基因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是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将江浙地区的繁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伴随着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中国历史上始于秦汉的经济中心南移，至两宋时期完成，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也正于此时出现。元朝时期，海外贸易兴盛，福建泉州被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当时被称为明州的浙江宁波也不遑多让。明朝中后期，得益于对外贸易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江浙地区中心城市苏州、杭州等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几乎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热那亚、威尼斯等城市同步，江浙地区成为中国大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清朝初年虽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但江浙地区很快恢复过来，清朝政府三分之一以上的赋税出自江浙，同时江浙也是漕粮北运的起点，承载着满清的命脉。植根于江浙地区的浙商，与晋商、徽商、粤商并列为当时的四大商帮，沈万三、胡雪岩、张静江、虞洽卿等浙商代表闻名遐迩，江浙财团与国民党的瓜葛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

国民党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始于孙中山与张静江的交往。孙中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其主要经费来源靠向海外华侨等革命支持者募捐，而经费的缺乏与不稳定成为革命的头号敌人，于是募捐革命经费就成了孙中山的主要工作。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还在海外筹措经费，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前才归国。正是在筹措经费的过程中，孙中山与张静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为发动起义四处筹钱。在前往法国的船上，与已经在法国经商3年的张静江偶遇，一番攀谈之下，张静江对闻名已久的孙中山大为敬佩，表示愿意资助革命，并与孙中山相约ABCDE五个字母分别代表1万至5万法郎，电报见A即汇1万法郎，以此类推。孙中山虽心动，但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将信将疑。后因一笔经费落空无法如期起义时，试探性地发去字母A，张静江很快汇来1万法郎，自此张静江成为孙中山革命经费最稳定的来源。有次因为一时周转困难，张静江甚至卖掉手中店铺，将款项汇给孙中山。

张静江不但自己毁家纾难，还发动江浙尤其是南浔富商支持孙中山革命。其大哥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张弁群、舅父上海中国银行董事庞青城等人在张静江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正是依靠张静江的努力，江浙财团中的南浔富商成为孙中山革命的经济支柱。

自诩为孙中山继承人的蒋介石是浙江宁波人。其家数代经商，经营盐铺。相对于孙中山的被动接受，耳濡目染江浙商业文化的蒋介石，在江浙财团中更是游刃有余。在江浙财团看来，同乡蒋介石是值得信赖的自己人。支持孙中山、蒋介石的虽同为江浙财团，却又有分别，支持孙中山的主要是张静江等湖州商人，而支持蒋介石的是虞洽卿等宁波商人。与湖州商人专注实业不同，宁波商人专注金融业，与欧美资本多有关联。1925年上海银行公会共有22家会员银行，其中14家属宁波商人所有，其资本占到上海银行业总资本的84%。

蒋介石虽主要依靠宁波商人，但是上位依靠的还是湖州商人张静江。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在浙江同乡陈其美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成为陈其美的左膀右臂。在陈其美的引荐下，蒋介石第一次进入孙中山的视野。陈其美遇刺后，蒋介石一度在上海经商，受张静江之邀到证券交易所任职，但因不善经营屡战屡败而倾家荡产，全靠向张静江借钱糊口，至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仍保存有蒋的借据，厚约一寸。不仅仅经济上资助，张静江还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随着蒋介石的崛起，背景深厚的江浙财团宁波帮逐渐登坛。蒋介石早在上海混迹时就与宁波帮代表人物虞洽卿建立了联系。北伐前，虞洽卿派女婿盛冠中前往广州拜会蒋介石，为江浙财团探路。盛冠中盛赞蒋介石，“很讲交情”“对浙东乡情看得很重”。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虞洽卿更是亲自代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前往面见蒋介石，明言只要蒋反共，上海金融界、实业界将提供一切经济支持。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当晚就与虞洽卿密谈，答应保障江浙财团的利益，而虞洽卿也同意提供经费，并保证不支持武汉汪精卫，当即向蒋支付款银300万两。

与此同时，同为江浙同乡的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与蔡元培等人在监察院提出护党救国案，为蒋介石的清党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

在江浙财团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共，将政治上代表农工等社会底层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据统计，整个清党运动中，共有31万余人被杀。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有党员60余万，1928年3月只剩下22万。此后，蒋介石通过在上海发行债券，江浙财团负责承销或直接购买，筹集资金，压倒了党内胡汉民、汪精卫，军中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实力派，取得了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第一把交椅，建立了个人独裁统治。也正是在江浙财团的牵线下，蒋介石获得英美的支持，两国将海关收入解送给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

当国民党发动清共放弃革命，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个政党赖以维系的三民主义革命信仰。与江浙财团联系紧密的国民党，在信仰中，开始夹杂了越来越厚重的私利。“天下熙攘皆为利往”，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成为利益的最高分配者，以利益调动党内资源向其效忠，为其所用，打击分化对手。

江浙财团作为蒋介石政权的钱袋子，自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政治上，江浙财团头面人物都身居要职，掌握经济命脉。张静江，孙中山在世时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尊称其为“革命导师”。虞洽卿，曾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钱新之，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主持全国财政工作。陈光甫，曾任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

以利统党，党内自然以追逐利益为先，党员眼中无党无国唯有利，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利，一旦不能获利也就对党弃之如敝屐。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推行党员登记，打算向每名党员收取5元法币的党费，登记的党员人数一下子就少了上百万。能够获利者，则尽一切可能利益最大化，甚至杀鸡取卵，涸泽而渔。抗战及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即是一例。抗战胜利后的“劫收”更是令人发指，抗战中汪伪政权以200∶1的比例强制将沦陷区百姓手中的法币换成没有准备金的伪币，“劫收”时国民党政府又强制沦陷区百姓将伪币兑换成法币，同样比例为200∶1，一来一去手法如出一辙，明火执仗地抢劫。

利益的诱使，也促进了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分化组合，形成党内有党、派中有派的局面，如CC系、政学系、黄埔系、改组派、太子派、力行社等。各派系之间为了自身的政治企图，也为了追逐利益，时而联合，时而大打出手。对蒋介石来说，派系争利并无不妥，反而更能凸显其权威。这就致使国民党虽名为一党，实则四分五裂各自为政。1936年政学系头面人物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在其尚未到任时CC系湖北省党部就在武汉散布消息，说杨永泰是亲日派，发动学生上街反杨，在蒋介石的压制下反杨风波才平息，但杨永泰上任不到一年即被刺杀。官方公布的幕后主使是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庐隐，而刘庐隐实际上只是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替罪羊。

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占要津，既向不同派系争权夺利，也共同联合起来保卫既得利益，阻止新势力兴起，国民党遂成一潭死水。

随着“利病”的沉积，国民党内逐步走向以利统党，而利益消解了整个党的组织，没有了基层，没有了中层，剩下的只是一小撮腐朽而贪婪的既得利益者，整个党沦为他们谋取利益掠夺财富的工具。一旦被掠夺者觉醒，国民党离倒台就不远了。

后天阳虚：国民党的城市资产阶级政党文化

深受江浙商业文化影响的国民党，从誔生到执政一直就存在不同利益的诉求，因此直接带来党员、组织分布极端失衡，社会渗透率极低等先天不足——党员主要分布在江浙及长江以南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主要以社会中上层为主，工人与农民稀少；党组织也同样主要建立在县级以上的城市，乡村极少。

国民党建政6年后的1934年，中国只有40%的省份建立省党部，在尚未建立省党部的省区中除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新疆等边疆地区，甚至还包括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河南、安徽两省。建立县党部的则只有17%，就连在国民党统治核心的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建立县党部的也分别只有73%、69%、54%、42%。县级尚且如此，县以下的乡村党组织情况可想而知。1931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程天放考察河南党务，报告称该省党员“现在只有6,000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集中在县城内，许多县份，乡村里一个党员都没有”。此种情形不止河南一省。就党员与人口比例来看，1935年不包含军队和海外党员，国民党在中国每990人中有一名党员，包含军队和海外党员则每300人中有一名党员；同时期的苏联每65人中就一名苏共党员，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则25个人中就有一名党员；中共建政后的1958年也达到每52人中有一名党员，而截至2013年，中国大陆每15个人中就有一名党员。

就党员的职业构成来看，根据当时广东省的统计，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全省农民党员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剩下为党政军及自由职业者；1929年三大时，农民降到17%，工人降到11%，学生降到9%，商人为12%，党政军界人士猛增到16%，其中仅广州一地政界人士就占到40%。农民、工人占比虽还颇为可观，但其内涵已经不同于此前，不再是一线的农民、工人，取而代之的是地主、富农、工厂主，称其为“工农界党员”更为贴切，社会底层的工农从国民党内全面消失或只成为一个统计数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34年中共党员中农民占87%，工人占5.8%。

国民党党员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江浙、两湖、两广地区。即使在党员集中的省市，党员的社会渗透率也极低，大量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广大乡村组织处于空白；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商人、资本家、官僚、地主，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全面失声。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实际只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精英的资产阶级政党，或资产阶级城市政党。

而这种资产阶级城市政党属性，结合江浙商业文化以利统党手段，致使城市的利益比乡村大，中央的利益比地方大，在利益驱动下，党内精英从乡村向城市、地方向中央单向流动，造成地方党务、党组织更加涣散无力。精英们集中于城市与中央，又致使政策、利益加剧向城市与中央倾斜，向精英倾斜，乡村与工农则逐渐被选择性遗忘。

被遗忘的乡村革命前后变化不大，仍如几千年来一样由地主、士绅治理；城市的工人同样如革命前一样受资本家剥削。在农村，国民党出于保护地主、士绅的利益始终不敢推行土地改革，只能推新改良的“二五减租”等政策，但是在公文往来中这一政策最后也变成了一纸空文。

政治上无视工农，经济上同样无视工农。对于以关税、盐税及商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民党政府，很大方地将农业税交给各省管理，作为维持地方政府的经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关税、盐税及商业税为主要收入，恰恰说明国民党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城市政党。抗战及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为了维持战争，农村的税负空前增加，不但农民破产，甚至小地主收取的租金还不够缴纳土地税，因而破产沦为贫民。在农村，国民党不但失去农民的支持，令地主也发生分化，怨声载道。

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城市，伴随着蒋介石嫡系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崛起，蒋介石的权力逐渐膨胀，建立起了独裁统治。这时，蒋已不再满足于成为江浙财团的代表，而是要以权力为后盾，向资本出手，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就出现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

四大家族分别是蒋介石蒋家，宋子文宋家，孔祥熙孔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家，其中除孔祥熙孔家原本为山西富商外，其余三家基本属于“白手起家”，他们的发家史就是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巩固史。

1930年代初，江浙财团被从国民政府财政经济体系中清除出去。其中，张静江在担任主任委员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建设委员会中被排挤，成为空领经费而无事可做的摆设；财政部次长钱新之外贬浙江，被自1925年以来一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全面收权。此后宋子文、孔祥熙相继担任财政部长，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全面落入四大家族之手。四大家族内掌财政部，外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等四行二局，以权力为后盾开疆拓土，屡试不爽。

孔祥熙在山西老家设立的裕华银行发迹史，也是以权力为私利开疆拓土的最好例证。裕华银行1915年开设于天津，名义上资本为200万元（银币，下同），实际上只是孔祥熙为经商方便而开设的一家空壳银行。随着孔祥熙的发迹，裕华银行也成为业界翘楚，1937年因抗战迁往重庆时资本已达2,000万元。孔祥熙还利用权力，在中央银行为裕华开设透支账户，到1941年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1941年国民政府抛售黄金时，裕华利用权势大量买进，后高价出售获取巨大利润。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的资本已达到1个亿。

在商业上，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的孚中公司垄断了美国对华钢铁输出限额的90%，并独家经营美国13家公司的产品；孔祥熙的扬子公司，独家经营美国60余家工厂的产品；陈立夫的太平洋兴业公司，也承销了美国23家公司的产品。在出口方面，四大家族控制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钨、锑、锡等战略物资的出口。垄断之下，四大家族获得暴利。

在对民族工业的兼并中，四大家族同样获利颇丰。其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等机构，采用参股、合资、接管、国营等方式抢夺、吞并民族工业。抗战前这三大机构控制的工矿企业为16家，抗战后期已达到105家。

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腐朽而贪婪的官僚资本主义，时人讽刺国民党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种短视堕落的政党文化，使得国民党内腐败泛滥，失尽天下民心。不但底层的工人农民对其失望透顶，民族资产阶级、部分江浙财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买办等，同样对国民党失望，并逐渐走向对立面。

历史从来都是公平的，不会不教而诛。历史也曾给国民党修正的机会，国民党也差点走上了康庄大道，但其资产阶级政党本性令其痛失一盘好棋。

1924年，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旗帜下，国共达成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改造国民党的合作方案。中共发动农民、工人参加革命，国民党则发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两相互补之下，革命形势大涨，才有了北伐成功。

然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真正与工农结合，分享革命成果，最终与中共分手。1927年，国民党接连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血腥清共，成为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资产阶级城市政党，从而失去了继续革命的推动力，沦为被革命的对象，最终难逃被革命的命运。

重蹈覆辙：官僚资本在台湾复活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决心发展经济，将权力分散给地方，行政院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减弱，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分权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扶持民营工业发展的政策，成功地带动民间投资的风气，但后来许多叱咤风云的财团，借由国家特权保护而兴起，与国民党利益捆绑在一起，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败退台湾初期，国民党利用从日本殖民者手里接收的资产，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官营企事业体系，还进行“投资”，最终形成庞大的党产。

这一局面在1990年代中期的民主化热潮中更进一步。由于李登辉上台后权力扩张而又缺乏监督，加上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企业财团纷纷寻租逐利，国民党中央、地方派系和本土资本家在政经利益驱动下摆脱了以往的政治禁忌，彼此建立起密切的政商关系。此外，当时国民党党内进行着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外部又开放党禁，地方出现了有黑道背景的人士与资本参选各级地方首长及民意代表，使得“黑金政治”以及“台湾地方派系”迅速在当时政坛发展成形。

与此同时，新兴的市民社会也在成长。这些新崛起的年轻世代成长于网络时代，相对于经济增长，他们更关心公平、环保、参与等非物质诉求。国民党引以为荣的两岸政策，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两岸权贵的摇钱树。他们的政治能量在反服贸、反核四、反大埔强拆、反媒体垄断、太阳花学运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这些“白色力量”受教育程度和蓝营支持者更为接近，但是他们在选举中大多倾向反对国民党的威权体制。这股力量的崛起让台湾的选民结构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然而国民党保守的官僚文化无法适应这种情况。

长期以来，国民党依靠政治资源与雄厚党产，集聚了大量政治精英。但国民党一向讲究伦理、资历，许多党内高位都被过去在行政系统中担任高官的人占据。更为重要的是，在民主转型后，政务官系统已经从传统的党内推荐转向由社会管道输送。而这要求胜选者要拥有广泛的人脉和金钱，没钱没势的优异者很难进入决策系统。最终国民党高层重新形成家族化政治经济格局。这些家族一方面获得大量两岸经贸交流的红利，反过来又控制党内选举提名，阻碍普通党员的发展，使得国民党政党形象极差，几乎失去整个年轻世代的认同。据统计，加入国民党的青年人数在199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1992年还有4万余人，到1994年只有1.4万人。

国民党越来越老态龙钟，越来越精英化，必然导致国民党与基层严重脱离，无法掌握最新民意脉动和年轻人的基本想法，再加上长期忽视与新兴公民社会力量的沟通联结，跟不上时代潮流，无法适应网络时代的宣传，难以吸引青年选票。

2000年与2004年两次大选的挫败，让国民党人痛切地认识到推进党组织改造的迫切性。马英九在2005年担任党主席后，一直将“改革、团结”当成最重要责任。但是国民党内传统利益盘根错节，官僚化的国民党各利益集团尾大不掉，马英九急于求成的改革反而让国民党更为弱化。

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正好遭遇金融危机，大陆通过ECFA让利并没有让台湾经济好转。台湾实质薪资已经有17年没有上升，经济最好的都市台北，基础建设等也远没有大陆沿海省会城市发达和先进；年轻人失业率高，消费水平却与上海持平，甚至更高。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经济的台湾，消费等级趋近雷同，高度竞争和恶性竞争情况充斥。这一切加上马英九不接地气的政策与宣传，台湾民众将怨气化为选票，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重重教训了国民党。

在“白色力量”逐渐崛起、蓝营基本盘日益松动、绿营基本盘坚如盘石的情况下，国民党如不能去除内部的官僚习气、打破家族化政治、打开青年上升渠道，不能了解年轻世代的民意，无法帮助国民党适应网络世界、新媒体和自媒体世代的政治传播，在大陆退败的故事将会在台湾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