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挥金如土 乱搞女人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中对顾顺章的特点作了归纳，其特点如下：

一是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二是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三是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四是生活浪漫。

杨之华，又名杨音、杨艺华，曾用名文严，化名杜宁，浙江萧山人，1900年1月生。

瞿秋白的妻子。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前，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与顾顺章共过事，同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

中共从武汉迁回上海后至赴苏参加中共六大之前，又与顾顺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共事，她对顾顺章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资料图：顾顺章

张国焘对顾顺章的印象是“精干”、“能干”、“有才华”，对服务工作周到和“十分卖力”，搞秘密情报工作花钱太多等。

自五卅运动起就认识顾顺章的郑超麟对顾的印象是服从上级指挥，工作周到，处事果断。

撇开其他暂且不说，顾顺章的精干能干，有才华奇技，有勇有谋，处事果断，服务周到等特点，在他加入中共至叛变中共之前，的确为中共做了好事，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在他叛变之前能稳步站脚这一点，他是有功劳的。

但是，顾顺章在为中共服务过程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如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分，滥用职权动用革命力量为朋友报私仇，惩处敌人时有扩大打击面和蛮干现象，铺张浪费和生活浪漫，个人英雄主义和居功自傲等。

顾顺章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分，渔龙混杂。

第二章已经提到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顾顺章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和壮大革命力量，上海工人纠察队进行招兵买马。

顾顺章借机把他在上海的帮会兄弟招罗过来，充实到工人纠察队中去。这些帮会兄弟作战比较勇敢，敢于冲锋陷阵，但时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如只听顾顺章的话，其他领导指挥不动，行为不受纪律约束，内部斗殴外部扰民等。

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及时发现，提出严肃批评和要求顾顺章马上整改。虽然顾顺章对此过后进行改正，把明显的不良行为的帮会兄弟辞退出去。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为教训，不再重犯。

中共中央回迁上海后特科红队重组，顾顺章利用革命用人之际，利用职权，故态复萌，又把他以前的帮会兄弟拉进红队，使革命队伍又出现良莠不分、渔龙混杂，造成队伍组织成份不纯和队伍思想不纯。

队伍不纯必然会做出违背中共的原则和组织纪律的事来。1928年3月，红队有些队员以夺取武器为借口，在上海鼎新旅馆打死了前来上海购买武器搞地主武装的李仲丹。

这事出了乱子，带来严重后果，参与其事的红队队员大部分被捕，有的叛变，有的在狱中病死，使红队的战斗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顾顺章还讲江湖义气滥用职权带红队去帮他以前帮会哥们顾竹轩打架。

顾竹轩，苏北人，青帮“通”字辈流氓，以出租人力车起家，后来成为上海新天蟾舞台戏院的老板，以前是顾顺章的“哥们”。顾竹轩在戏院行业竞争中与另一家戏院老板常春恒发生矛盾。

顾竹轩找到以前的哥们顾顺章，向他诉说常春恒不择手段拆他的台子挖他的墙角，使他的生意日益走下坡，并请求顾顺章帮忙。

顾顺章不分是非，不考虑红队是中共的武装队伍和中共中央的保卫队伍，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允许动用这支队伍办私事，泄私愤图报复。他便带领红队队员去帮助顾竹轩打架，最后把常春恒打死。

顾顺章镇压叛徒特务时扩大打击面，采取威慑敌特手段时蛮干，制造“红色恐怖”。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国民党疯狂屠杀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天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潮加入中共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

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共制定了对之打击镇压之政策。但是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中共一直认为：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隐蔽战线的斗争的政治方向是争取群众，使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同情中共，甚至站在中共的一边，至少要使群众中立，不为敌所用。恐怖行动虽然可以使叛徒、特务害怕，却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顾顺章对中共这一隐蔽战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有看法的，他讥笑中共坚持这一原则的同志，他说过：处决一个叛徒或特务，胜似争取一百个群众。他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

顾顺章自恃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又兼行动科科长，凌驾于组织之上，严重违背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打着“叛徒特务违害革命，必须消灭”这冠冕堂皇的口号，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区别地加以镇压。

这种做法，一时在上海滩营造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威慑了叛徒特务，使叛徒特务危害革命的张狂行为有所收敛。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于引起群众对中共反感和不同情，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有个时期，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着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汇总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报。包打听头目手头掌握着手下密探、特务从各方面探听来的情报，对革命危害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听头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正像项英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班恶狗，但在思想上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一切只为个人的物质利益着想，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些人生财是置于一切之上，通过争取和做工作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顾顺章才不管这一套，也不屑于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和策反工作。1930年春天，他通过特情报关系从日本兵舰搞到了几大皮箱炸药，由特二科自制定时电力点火机关，准备把这些包打听头目全部炸死。

这几箱炸药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个一品香饭店会被炸光，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陈赓苦口婆心的劝说顾顺章，不能这样蛮干，要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