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祭出杀手锏？官员财产公示何时落地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共六中全会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被正式确立，并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从严治党”被提升到新高度以的背景下，一些国际媒体也开始分析中共还会有哪些加码反腐的动作，并推测十九大时会讨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中国大陆出现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还将《财产申报法》列入了立法规划。但是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这项被称为“防腐利器”的制度，虽频频撩拨公众神经，却一直被指“雷声大、雨点小”。

到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先开始试点“官员财产公开”，随后在整个中国范围内进行试点的地区接近40个。但这一波尝试依然摆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超过50%的试点地区，新制度试行不久即遭遇“冬眠”。曾有陆媒评论称，人走政息、遇到阻力、难以核实、上级叫停，是“官员财产公开”搁浅的主要原因。

争论依旧的官员财产公示能否在十九大前落实？（图源：新华社）

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在大力惩治腐败、“大老虎”频频落马的同时，中共首先开始着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13年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便表示“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由此，官员财产“党内申报先行，下一步对社会公开”成了大陆民众的普遍预期，并不时出现在舆论中乃至地方“两会”的讨论中。

六中全会结束后，“官员财产公示”的猜测再起，也并非空穴来风。有消息称，在8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王岐山立下军令状，以“六中全会前后最迟至2017年七中全会前”为最后期限，要求中共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无条件、无任何借口公开公示本人及配偶的经济状况，直系亲属的财产、国籍、外国居留权的情况，不办理好一律不能晋升、提拔，一律不办理退休手续”。

王岐山更是在约谈部分已退政治局常委时直言，如果这个“硬骨头”啃不下，反腐工作将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夭折，这是自己不敢承担的“罪责”。

此外还有消息称，正是在这次政治局生活会上，中办主任栗战书等22名中央委员及12名候补委员联名提出一份有关公示中央委员财产的提案。紧接着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5名副书记也联名致信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要求公开“党政国家机关高级干部”本人及其家属的财产状况。

当然，最关键的信号还是来自于六中全会。此次六中全会是继文革结束初期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共时隔36年再度讨论“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且将“从严治党”的对象明确为将近四百人的十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评论因此认为，十八大后的反腐力度已经实现从基层到常委的“全覆盖”，现在对“脖子以上”进行“立规矩”、“树篱笆”，是反腐常态化、从源头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官员财产公示”也就有了自上而下推行的基础。

不过，作为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制度，除了中共高层的意志，官员财产公示同样需要立法保障。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表示，官员财产公开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仅靠红头文件是行之不远的，它需要国家法律上的安排。更有评论指出，甄别官员是否存在不报、虚报、漏报、瞒报和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伪造法律文书，是这一整套制度的关键环节。只有做到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所说的“猫的本领要比老鼠强”（监管者要比被监管者具备更强的专业能力），官员财产公开才不会变成空中楼阁。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官员财产公示”的消息目前还停留在传言层面，中共高层究竟对此态度如何，是否已经将“申报”升级为“公开”，还有待观察。特别是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巡视员邓茂生10月31日在北京参加一个解读六中全会传媒座谈会时表示，六中全会有要求党员申报房产及婚姻情况，“但并非要向社会公开”。鉴于邓茂生在座谈会上“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不足为信”的说法释放出的强烈信号，他谈及“申报并非公开”的内容，也让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前景变得不那么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