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开国上将张爱萍之子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通过对话与父亲对话的形式，兼曾任占总参作战部战役局局长的便利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该书在记录张爱萍一生的同时，以其特殊手法披露了大量的不为人知文革细节，堪称中共高层回忆录中写的最好的。在文革的监狱中，张爱萍对文革依旧产生怀疑与反思，并始终拒绝低头。当得知林彪叛逃时，他一方面对林彪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无怪林彪即使摔死，也要出逃，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将生不如死”，同时他也认为“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本文选自飞扬军事网，作者管风琴。

张胜曾任总参战役局长，是开国将领张爱萍的儿子。1993年，当他被提拔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时候，他却写了辞职报告，称按军官服役条例，自己已入伍三十年，申请退出现役。父亲对不解的有关领导说，“随他去吧！”对儿子发问：“你不会饿饭吧？”（《从战争中走来》487页）

张胜写了一本书《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记录张爱萍的一生历程。这本书写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这是我看到的开国元勋后代写前辈的同类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首先是因为张爱萍有的写；其次是张爱萍、张胜父子两人做过认真地对话，这是绝大许多数同类家庭中没有的；最后，更重要的，是作者张胜对文章尺度的精妙把握，使得此书成为在国内公开出版而言辞、内容最接近底线甚至略有突破的精品。能有这样的成功，当然是因为张胜手中“有料”，而有料的原因之一是他曾为写父亲传记得到了迟浩田特批的一年假期，再加上他的“太子党”身份，绿灯常亮，这都是其他作者很难具有的便利条件。还有，战役局长的职务，也使张胜在与前辈老军人的对话中能更加敏锐地扑捉到问题的关键和事件的精华所在。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它获准出版了。

以下关于张爱萍在文革中的经历，均出自《从战争中走来》，特截取这段内容来展现张爱萍的风采和张胜的尺度。

1964年10月，张爱萍作为总指挥完成了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光荣任务，但诡异的政治历史却中断了他的事业，改为到苏北地区搞“四清”。张爱萍从毛泽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观点出发，认定农村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贫穷和愚昧导致的麻木。这虽然与阶级斗争为纲有些背离，但张采取了大讲“老三篇”，把党的政策和主席语录编成小册子发给农民的办法，一面学文化，一面学政策、学理论，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张爱萍的做法受到了在附近蹲点的叶群的注意，因而获得了向林彪汇报四清工作的殊荣。这一天是1965年11月23日，林彪住在苏州，正在最后策划着打倒张爱萍顶头上司罗瑞卿的行动。

林彪充分肯定了张爱萍的经验，他说：“毛主席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大的，是推动四清运动的最好武器。这样不仅有了四清的办法，还有了道路，有了方向。”（293页）此时，张爱萍的想法和林彪是一致的。张爱萍的四清经验被登在《人民日报》上，向全国推广。张爱萍怎么也想不到，两年之后，他会被当成“阶级敌人”投入监禁之中。

其实，那关键的转折就在半个月之后，1965年12月，张爱萍被召到上海，参加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张爱萍的思想完全没有准备，会场上也是一片沉寂。此时陈毅开腔：“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老上级不经意间将老下级推向了悬崖边。张爱萍只好说：“我不清楚叶群同志讲的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说哪件事哪件事都是林总同意的。谁会晓得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样的发言，还不如不发言。张爱萍对张胜说：“当时我既没有看到倒罗的实质，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我只是从思想上、作风上提醒自己，在成绩和功劳面前不能向党伸手，告诫自己，不要走到罗的道路上去。我从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方面做了自我批评性的发言。”会议结束，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被召到苏州林彪处开会，唯独没有通知张爱萍。受林彪接见不到一个月，他就在“大是大非”中被划入了另册。（300页）

此时别人的表现怎样呢？张胜写道：“从故纸堆里，我找到了当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的某领导人的一份发言，从中可以品味出当时的气氛。这个平时和罗工作关系最紧密的人说……”。张胜的妙处就在于此，他自始至终没有把这个“某领导人”的名字写出来，但读着读着，读者就会清楚无误地知道他是谁。我记得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过一文，其中揭露了一位将军的恶行，她同样没有指名，但却用了“姓陈”的“高级将领”一词，把众多陈姓老将军划入了嫌疑之中，此法极不可取。

“某领导人”这样说：“罗瑞卿的问题我早有察觉。到了1965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还“揭发”：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伪装、造谣、挑拨、抵赖的人”、“罗瑞卿的错误，是簒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

晚年张爱萍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原则，实事求是……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301页）据我所知，国内公开出版物不点名地将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可耻言行公之于众，《从战争中走来》即使不是首例，也是最透彻、最少掩饰的。

罗（瑞卿）之后，杨（尚昆）、陆（定一）、彭（真）又相继倒台，张爱萍又要“表态”。从大西北核试验场回到北京的他张口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这种风气了！”（302页）那种时候说这种话，纯粹是自己往监狱里钻。周恩来收到了状告张爱萍大逆不道的信件，和陈毅一起召见他，要他谨慎小心。张爱萍回忆：“总理有事要走，临走出门又转回来，又叮嘱我一遍，并指着陈老总说，还有你！你们两个都要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可不要乱讲话吆！切记！切记！（303页）

“切记”也晚了，总参和国防科委陆续掀起了“批张”狂潮，重点就是张爱萍上述的那句话。张胜尽力寻找谁是批张的主要推动者。从1966年9月起，总参就开始有计划有领导地部署批张、倒张的行动，有一系列文字批示为证。1967年3月8日，张爱萍做出检查：“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张爱萍表态支持打倒彭罗陆杨，拥护本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309页）

也就在同一天，总参将编辑好的“张爱萍反党言行”一式两份呈报叶群，请她一份给林，一份给毛。3月9日，林办接到了总参电话，询问上级对昨天报送的材料有什么精神，并催促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张胜在这里写道：“又是他，迫不及待了”。（310页）

1967年3月29日，总参上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毛泽东批示：“照办”（没有注明时间）。张爱萍终于因言获罪。同年12月1日，张爱萍专案组上报《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毛、林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正式逮捕。他被关在一个不知何地的潮湿小黑屋中，收去裤腰带，走路要提着裤子，大小便要报告获得允许，憋不住时就解在裤子里。斗罗瑞卿时，张爱萍在场陪斗，他回忆：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313页）国内出版物，重提那段令整个中华民族蒙羞的历史细节，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一切都在“宜粗不宜细”的借口下化为虚无。要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依然敢于将这段真正的国耻铭记在白纸黑字之中。但恕我直言，如果是一本记录平民百姓或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右派分子的文革受难史，有人给出版吗？

张爱萍曾对孩子们说：“在我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一首歌，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313页）根据某种逻辑，这话似乎“不确”。毛主席早就说了：“一个不杀”。你要死，是你自己的问题，与比作“母亲”的党没啥关系，与毛泽东更无关。死不死看你的造化如何，反正不杀你！彭德怀、贺龙、陶铸，不都是自己死的吗？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王光美是“美国战略特务”，不是也没杀嘛！还要怎样！？

为了彻底打倒张爱萍，专案组通过一些列目标明确的逼供信，给张爱萍安上“假党员”、“日本特务”、“为敌人提供情报”等等罪名。1968年1月7日，那位“某领导人”写报告给林彪：“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时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签名者是“他”和吴法宪。（322页）既然介绍他入党的人都被迫承认自己不是党员，让张爱萍如何为自己辩护？既然为张爱萍医治枪伤的人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他又如何解释为什么要让特务为自己疗伤？张胜说：“在文革后退回的卷宗里，我看到了当时魏传统、王维舟、胡耀邦为确认张爱萍是共产党员提供的证词。但他们居然敢压下来！”（322页）“他们”，包括了“他”在内。

在正式上报张爱萍是“假党员”的前一两天，“他”电话指示专案组：“对张爱萍的问题应当明确是个特务问题”，“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让他“跑不了”（323页）。把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指挥“明确”为“特务”，究竟是何逻辑？究竟对谁有利？那么多身经百战、同甘共苦的当年战友和上级，为什么会相信天下有如此“昂贵”的特务？他连原子弹都不破坏，还想破坏什么？？？

张爱萍面临的是轮番批斗和提审，但事情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1968年3月5日，“总部领导人”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张胜特意写道：“命不该绝。19天后，总部那位负责人突然被逮捕。据说，去现场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签名上报对我父亲关押的吴法宪和那个专案组长。”（324—325页）如果读到这里竟然还不知道那位“负责人”或“总部领导人”是谁，那就太遗憾了。但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不说他的名字！

文革结束后，张爱萍依然念念不忘那些人的恶行。他不赞同把一切都归于体制的说法，他认为关键是人品。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张爱萍激愤地发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在场的方毅喝彩：“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329页）

“他”被打倒了，张爱萍能出头了吗？否。专案组换了人，从此再无人理睬他，将他关在暗室，自生自灭。张胜写道：“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折磨政敌的方式，想起来就叫人毛骨悚然。毛泽东说过，党内斗争，我们一个不杀。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囚于斗室，无人对话，无人问津，精神和肉体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被慢慢吞噬，生命之火渐渐地燃尽。

生和死，其实只是时空的转换。无怪林彪即使摔死，也要出逃，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将生不如死。”（331—332页）这个尺度可是顶到头了。

此时的张爱萍，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好在他及时调整了心绪，集中精力背诗、做诗，都一一记在心里。李锐也是凭借诗词熬过多年独自监禁的。出狱后，他们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出了诗集，那也算文革的“丰硕成果”之一吧。

张爱萍在狱中，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苦闷至极。让他豁然开朗的是中共“九大”会议公报，他认真点验选入政治局（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二十四个人，其中林派六个；江派六个，张爱萍把谢富治划入江派。其他十二人，除毛泽东外，张胜这样写：“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张胜不写了，他笔锋一转，写道：“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父亲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335—336页）

这个评点也许只代表张爱萍父子两人的观点，但这种评点方式也算很独特的。张胜对多数人又评又点，对剩下的几个人却只评不点（名），谁有心谁去找，谁想对号谁去对。原来，没有被张胜点出姓名的九大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三人。读者可以推断，那个“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是李先念，不过这个“历次党代会”要从八大算起。剩下的许世友、陈锡联两人，许世友更像是只识“大字”的人，于是陈锡联就变成了删节号。其实张爱萍对陈锡联的印象比对许世友好。张胜的书中没这么说，但可以看出来。国内发行的书籍中如此评点高层政坛人士，可谓独一份。

不过张爱萍当时的结论十分到位：“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党内宗派集团！”（336页）因此：“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340页）从此，张爱萍再也不想自己的生死荣辱，他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命运。

张爱萍真诚地拥戴过毛泽东，他是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领袖。但张爱萍从不像一些老同志那样无条件地崇拜毛泽东。狱中的张爱萍打定主意：“如果党坚持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344页）许多老同志做过许多“反思”和表白。文革中被委屈，被冤枉时，他们往往只能表示一种无条件的忠诚，寄希望于党能够相信自己，恢复自己的清白。即使党犯了错误，只要为我平反，给我职务，我仍然要鞠躬尽瘁，听党的话，跟党走！张爱萍决然不同。如果党依然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九大那个样子，对不起，我张爱萍可以离开！这才是一个真正忠诚的革命战士！

从此，张爱萍再不写一个字的交待，再不写一个字的申辩和请求宽恕的文字，“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334页）张爱萍的愿望是，如果能够活着出狱，他就带着全家到当年长征路上云贵边界一个叫关岭的山区去，开一个照相馆谋生，从此不再干那个所谓的“继续革命”！张胜赞叹：“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345页）

林彪倒台，王震帮助了张爱萍的家人，将申诉信交给了总理。王震策略地要求张爱萍的儿子为老子写个检查，“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因此，张爱萍得以出狱的检查报告是别人为他写的。周恩来批准张爱萍外出治病，又于1972年11月解除监护。张胜说：“宣读了父亲被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进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对他，看来五年的关押还不够。”（347—349页）

林彪事件后，中央将林立果等人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转发全国，作为“大批判”的靶子，却引发人们复杂的联想。张胜将其中“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原话大段抄录在书中，然后写道：“我们设法把文件摘抄下来，带到医院，读给尚未解除监护的父亲听，他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351页）

1975年3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披战袍，作为“还乡团”杀回了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他比以前更猛，更无所顾忌。他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回心转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358页）

张爱萍判断错了。毛主席没有回心转意，他的话是：“翻案不得人心。”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著名造反派首领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380页）

“酌处”？总政“酌处”得了吗？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召见张爱萍，传达“懿旨”，观察态度，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奉陪末座，唯独没有总政的人。以下是张胜抄录的当时的会议记录：

李先念：看完了？怎么样？

张爱萍：不怎么样！

李先念：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爱萍：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

沉默……

纪登奎：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

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

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又是问话，又是毫无顾忌地回击。张爱萍把自己在狱中的所思所得完全发泄在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之中，毫无惧色，几位手捧“圣旨”的“钦差”竟然被张爱萍一个人顶得手足无措。

李先念：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什么意思嘛！

张爱萍：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老实人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说实话，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干部在那种情况下会选择的态度，但“大彻大悟”的张爱萍不在此列，他不买陈锡联的账，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事后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379—381页）实际上，也是让那几个人一起下台阶。

真是非凡的精彩。不过，要不是张胜找到这个会议记录，要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大胆地交付排印，放到书店里，我们到哪里去看这样精彩的对白？有些话，是不是连某些论坛的版主都要下意识地删除？

张胜记录了他父亲对那几个人的评价：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

“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381页）

如此对华国锋表态，提到“不公道”一词，国内公开出版物应是首次。张胜的尺度有所突破。

张爱萍解释他当时的激愤心态：“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在这样高的位置。”（381页）纪登奎的儿子曾写文章为父亲叫屈，其实，文革结束了，纪登奎不下来，站得住吗？

1975年12月3日，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邓向毛泽东表示，张爱萍到七机部“是我派去的。”他也许觉得，这是为张爱萍承揽责任的最后机会了。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这位当时只能“管外事”的老助手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385页）

张爱萍再次被冲击，但他拒绝做任何检讨，因为他已认定，错的是党，不是他！别人好心替他写好检查，陈锡联觉得可以，请他签字，张爱萍死活就是不签。不过，他仍对陈锡联心存感激。张爱萍因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受到叶帅的打招呼保护。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七千多人联合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这时的批判大会毕竟比文革初期“文明”了不少，张爱萍可以站着面对麦克风发言。七千大众都想听听他的“检讨”，哪知张爱萍只对着稿子念了七十二个字（在场的听众一百个人摊上一个字）：“去年三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396页）读罢，张爱萍扭头就走。此时，已经没人敢把他重新送进监狱，还怕什么？顶多去山里开照相馆！为什么老干部们怕？理由冠冕堂皇，其实就怕摘掉那顶乌纱帽！他们的职业说起来是革命，具体化却是做官，做官成就了他们，也束缚了他们，扭曲了他们。

张爱萍，有种！

张胜的这部著作，立了一个新的尺度标杆。比如他在书的后半部多次提到“国务院赵紫阳总理”与张爱萍的互动和矛盾。正面称呼赵紫阳全名和职务，我是第一次在国内出版物中看到。今天在各个网站打出这个名字，不是还要加上些符号打马虎眼吗？但不知这是不是一个临时标志？或者只是一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