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初登政坛 自承犯最大政治错误

参与、领导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红八两军的创建，是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的首秀，第一次独挡一面。未经历风浪的邓小平表现的并不好，当红七红八两军转战七千里号称“小长征”，抵达中央苏区时，只剩下一千余人，大批中上级军官战死，元气大伤。以致1955年授衔时，代表红七红八两军被授将衔的将军中，大将张云逸以下4名中将（莫文骅、韦杰、覃健、冼恒汉）、12名少将（袁也烈、卢绍武、韦祖珍、吴西、黄惠良、黄新友、黄一平、覃士冕、覃国翰、欧致富、姜茂生、朱鹤云），早期都只是职位较低的营连排级干部。文革中，邓小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自承这是“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犯了政治错误。本文选自飞扬军事，作者沈听雪。

1929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的小平同志，受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等委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广西领导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名垂党史军史的“百色起义”。当年7月（也有考证说是9月初，那时间表就全变了，起义的前期主要准备工作就是别人的功劳了），25岁的小平同志化名为邓斌，到达了广西省府所在地南宁。他首先与陈导民（即陈豪人，时为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兼秘书长，中共广西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接上关系，以担任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当时正值蒋桂战争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反蒋失败被赶出广西，俞作柏当上了蒋介石任命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与担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兼军事特派员的李明瑞主政广西。这二人的思想较为进步，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欢迎共产党人来领导政治工作，共同建设新广西。小平同志就和陈豪人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小平同志等人的建议下，俞、李释放了“四一二事变”后在广西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办了训练初级军官的广西教导总队，把一批共产党人安排到新编的警备第4、第5大队，将韦拔群（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时为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领导的右江东兰、凤山农军改编为右江护商大队，推荐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或农运干部等，重组并发展了广西的革命力量等。在此期间，小平同志与陈豪人、贺昌（时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兼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张云逸（时为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雷经天（时为中共右江工委书记、广西省农民协会主任委员）、龚鹤村（即大名鼎鼎的龚楚，时为南宁市公安局局长）、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时为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龚饮冰（时为中共中央代表，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他爹）、叶季壮（时为警备第4大队财政委员会主席）、袁任远（时为教导总队教官）等人积极开展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抓工运、农运，抓武装力量，抓统一战线，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到了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受到汪精卫改组派的蛊惑，不听小平同志等人的劝告，率部参加反蒋战争，结果因部下倒戈不战而败。无奈之下，俞作柏下野出走香港，李明瑞与俞作豫率警备第5大队撤往左江龙州避难，广西的军政大权又被黄绍竑夺回。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同志与贺昌力主离开大城市，到偏僻的右江地区去开展武装斗争。他们说服了其他同志，不久后即与陈豪人、张云逸、李谦（李立三的胞弟，警备第4大队副大队长）等领导发动南宁兵变，拉出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等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并携带南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撤到百色，与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时为中共广西特委常委、广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等人会合，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及进行准备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最高机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前委委员有7人，以小平同志、陈豪人、张云逸为常委，小平同志任前委书记。也就是说，小平同志成为了百色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史军史上，这也意味着小平同志同时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领导人之一。

不过这时候出了一件不能算小的事，对小平同志的历史有一定影响。1929年10月底，上海来了一份电报，看过之后小平同志便决心返回上海。当时大家刚转移到百色不久，起义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小平同志突然要离开，这个动静可不小。小平同志当时提出来的理由，是要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准备工作。实际上龚饮冰刚刚受命离开百色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也回上海去。当时前委中的多数人都认为小平同志不宜离开，遂进行了挽留。据后来红7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彼硬要去”，留不住。11月初，小平同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左江重镇龙州，与率领警备第5大队撤到这里的俞作豫及李明瑞等人会面，对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指导和布置。几天后，小平同志就由龙州出境，经越南走海路回了上海。不料紧接着警备第5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中央来电报要求小平同志留在广西坐镇，但他已经上路了。

60多年后，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透露，小平同志当年急着回上海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夫人张锡媛快生产了。要说小平同志一生举重若轻，领袖气质，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曾逼得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前失足跌倒，那是一个真正的强硬派。然而一到家人的问题上，小平同志可就儿女情长的不得了了。对于第一任夫人张锡媛，小平同志晚年曾回忆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二人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识，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相知相恋，由周恩来亲自批准结为夫妻，感情那是相当的好。2004年时曾拍过一部影片《邓小平在1928》，观赏性很强，其中的张锡媛是由美女秦岚饰演，气质出众，值得一观。

小平同志回到上海后，由于龚饮冰已经向中央汇报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小平同志所作的只是一个补充报告，说不定还挨了批评。不过，能见到怀孕待产的妻子，想必小平同志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天妒红颜的是，1930年1月，张锡瑗在医院发生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自己却又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抢救无效，张锡瑗在爱人的怀中病逝，年仅24岁。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儿，可能是因为难产的关系，没几天也死了。数日内妻女双亡，这对于26岁的小平同志真是一个沉重打击！

就在小平同志离开广西之后，1929年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这天，在陈豪人（根据广东省委指示担任前委书记）、张云逸、龚鹤村等人领导下，于广西百色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以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全军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雷经天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韦拔群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红7军第3纵队司令员，开始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小平同志虽然领导组织了百色起义的筹备过程，并且在广西前委中排名首位，但最后却没有参加百色起义，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至于解放后张云逸和莫文骅曾出于不同的原因写文章回忆小平同志参加了百色起义，并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还指挥了“百色保卫战”云云，就不值一哂了。至少，在1989年拍摄的电影《百色起义》中，都未敢让前委书记邓斌同志站在宣布发动起义和红7军成立的主席台上。

百色起义之后，在红7军前敌委员会（即前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与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李明瑞等人的领导下，于1930年2月1日发动了广西龙州起义。起义后以警备第5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8军，由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全军辖2个纵队共1900多人。同时在8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开始建设左江革命根据地。在陈豪人的力主下，利用李明瑞在国内军界的影响力，任命其为红7、红8军总指挥，并到右江随红7军行动。在此之前，李明瑞已由陈豪人、张云逸介绍，经中央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明瑞是旧军人，还是北伐名将，地位类似南昌起义前的贺龙。龙州是当时中越边境上的重要口岸，设有法国领事馆，俞作柏就是从这里出境避走香港的。但李明瑞是军官身份，没有护照，法属越南当局不放他出关，便没走了。这样他才和邓小平、俞作豫、何世昌等人筹备发动了龙州起义。中共领导层对像李明瑞这样的人并不信任，主要是出于利用的考虑。就如南昌起义时贺龙被任命为起义代总指挥一样，李明瑞也被安了个红7、红8军总指挥的头衔。然而贺龙总还有自己带出来的第20军，李明瑞却没有基干部队，又不是红7军前委委员，参与不了决策和指挥，所谓总指挥只是个空头名义，军队的实际权力还是由前委陈豪人等掌握。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李明瑞能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利诱，跟着共产党干，表现还不错，就是好样的。如果历史能给李明瑞机会，以他这样具有出色军事资质的人才，在革命事业上本来是大有可为的。

由于左江与右江距离遥远，对红8军的领导有一定困难，因此陈豪人向中央建议派一些得力的政治工作者赴龙州加强领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任命小平同志为红7军政委、红8军军委书记兼政委，重返广西主持工作。由于任务紧急，小平同志都没有来得及料理张锡瑗的后事便离开了上海。临走之前，他委托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强安葬张锡瑗。后来李强就把张锡瑗埋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小平同志才和第三任夫人卓琳查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时墓地已经被水淹了，于是小平同志就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与同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各殓入一个小棺木中，陈放于小平同志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由于不久小平同志就与刘伯承率二野挺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便一直放在这里未动。1969年文革期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人将张锡瑗和苏兆征的遗骨安葬在了上海烈士陵园里。邓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还发了感慨：“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邓小平（‘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瑷保护下来了。”

话说小平同志对第一任夫人张锡瑗有着深切的怀念，与第三任夫人卓琳更是患难夫妻，荣辱与共，传为佳话。卓琳平时怎么称呼小平同志的？“老兄”！如父如兄啊。小平同志对于子女也是真好。文革时期老大“胖子”邓朴方摔伤致残，快70岁的小平同志在被下放期间还亲自照料儿子，翻身擦背，舔犊情深，不辞辛苦。老邓一家的天伦之乐，党内多少人都羡慕的不得了。就算是对弃他而去的第二任夫人“阿金”，小平同志也没有随便表示过怨言。后来“阿金”在苏联意外早逝，小平同志对他的孩子铁映同志关照有加，在政治上大力提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以致不知什么时候坊间还传出了风言风语，却全然不去查查铁映同志出生之时中共中央早就到了陕北，“阿金”与小平同志也已经离婚3年了。

小平同志不仅对家人好，对党内同志的善待也是史有定评的。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在党内军内国内积累了数不清的各种矛盾，有人提出要“算账”，小平同志没客气，一句“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给挡了回去。如此，才开启了全国人民安定团结一心奔四化的历史新时期。对于从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老干部，身体好的、能用的，就用一下，带带班；身体不行的、“老卖年糕”的，就塞进中顾委和政协里，优渥养老。多少老家伙们嘁哩咔嚓就活到九十一百，没有小平同志能吗？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张闻天、王稼祥，甚至加上周恩来，这些被政治运动折腾死的开国元勋，九泉之下要是知道了会作何感想？延安整风的时候，周恩来洗心革面检讨了自己的“经验主义”错误，回顾了“左倾”路线领导的历史，感慨这些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是幸福的”。然而同时正在伴随着疾风暴雨般的审干和“抢救运动”，很多人的感觉和周恩来的“幸福”却大不相同。至于到了建国后的遭遇，那就不用说了。相比一下老家伙们在80年代后享受到的幸福，谁更“幸福”？即使对于在新时期落马的老部下，小平同志仍充满了人情味。他就当面对耀邦说过：“你今年也才七十岁吧（实际上73了），我和陈云同志当年出来工作的时候，都已经七十多了，你把身体养好，以后还可以为党工作多年呢，你的经验和有些思想还是宝贵的财富呢。”随后小平同志又指示中央新班子：“耀邦的身体我看你们几位中央的负责同志还是要拿它当大事抓一下。”对于另一位老部下紫阳，小平同志仍爱惜人才，抱有希望，多次有缓颊的表示，想让他出来工作，一直坚持到了十四大前夕。只是对方已抱定要为历史负责的态度，付之一笑罢了。

书归正传。1930年2月上旬，小平同志返回了龙州，与红8军会合。后来有不少历史著作说小平同志领导和发动了龙州起义，这其实是一个含混说法。小平同志确实参与了对龙州起义的领导准备工作，但并未亲自参加起义，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陈豪人主持的红7军前委大。这时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红7、红8军下一步要攻打大城市，打南宁，红8军主力已经奉命出动。小平同志在初步了解了左江根据地的形势后，判断这里的根据地建设没有抓住工作中心，工农运动都未深入，红8军的基础也不好，打南宁是必败。因此他果断将红8军召回，并改组红8军军委为红8军临时前委，自己任书记，同时改组了中共左江特委。小平同志这时已显示出了其未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开会决定下一步的方向是红8军向右江发展，将左右江的革命武装联合起来，再集中力量向湘、粤边境发展。现时红8军要在左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及扎实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组织，巩固根据地，同时改造队伍。不久，小平同志就离开龙州赶赴右江联络红7军。

1930年3月，小平同志到了右江。当时因遭到桂系军阀围剿，陈豪人、李明瑞、张云逸已率红7军主力向外线黔桂边界游击转战，百色已失守。小平同志即到东兰与留守根据地的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人会合。在他们的协助下，小平同志于东兰武篆地区领导土地改革试点，很快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在此基础上，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在右江地区开展分田、分地、分山场工作，发动群众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这一期间，小平同志表现出了很高的政策水平，很好地掌握了民族平等这个重点原则，将土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小平同志离开左江后，桂系军阀纠集了4个团兵力突袭龙州。其时红8军第1纵队奉命由纵队长何家荣、参谋长袁振武（即开国少将袁也烈）、政治部主任潘思文率领攻打盘踞靖西县城的郑超叛军，留守龙州的只有的红8军军部和第2纵队。俞作豫指挥部队英勇抗击，但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撤离龙州突围转战。由于桂军一直尾追不舍，沿途又不断遭反动民团袭击，红8军军部和第2纵队撤到钦县小董一带时基本散尽。俞作豫带领一些干部突围，后辗转取道香港寻找上级党组织。由于误与叛徒接头，俞作豫被诱至深圳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于1930年9月6日就义于广州红花岗。红8军第1纵队闻讯后紧急回援龙州，途中得知军部及第2纵队已去向不明，遂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向右江转移。左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至此失败。

1930年5月初，红7军主力从外线回师右江。小平同志得知消息后即由东兰赶到河池，与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等人会合。这时，小平同志正式就任红7、红8军总政委兼前委书记，成为了左右江红军的最高领导人。6月初，小平同志与陈豪人、李明瑞等率领红7军回师右江，连战连捷，先后光复百色、田州、平马、思林、果德等城镇。7月中旬，红7军开到平马进行整训，扩红筹款，同时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不久，小平同志主持的前委撤销了雷经天的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由陈洪涛接替。这事的原因众说纷纭。当时在给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是指责雷经天犯了“富农路线和生活腐化问题”的错误；张云逸回忆说雷经天“表现不好”；有人研究说是小平同志与雷经天“搞不来”；后来党史的一般说法则为雷经天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反对过度扩红，才遭到了打击。到底是啥，难说，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无法简单地用标签来图解人物和事件。

经过艰苦努力，右江革命根据地得以全面恢复和发展，20多万群众参加了工会、农会，赤卫队有数千人，红7军也发展到8000余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这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当时李宗仁也曾哀叹：“桂省已成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1930年9月，正是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期间，通过广东省委指派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即邓岗）到达红7军。他传达了中央精神，动员红7军北上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对此，已经吃过苦头的小平同志、陈豪人、李明瑞、张云逸等人都不以为然。但中央指示必须拥护，他们也只好服从。10月上旬，红7军各部向河池汇集。军部走在途中时，获悉红8军有一支部队在贵州边界望谟县一带活动，总指挥李明瑞很关心龙州起义部队的情况，便带领一营人马前往寻找。原来这支红8军队伍就是袁也烈等率领的红8军第1纵队，撤离左江后在滇桂边、黔桂边转战已经8个月，全军只剩下300余人。他们在贵州边界望谟县蔗香圩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听说红7军就在广西乐业县一带活动，于是便离开蔗香圩进入桂西北。10月23日，李明瑞带人在乐业县与红8军第1纵队会师，双方喜悦非常。此后两支队伍一同赶往河池同红7军主力会合。

11月初，红7军在河池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邓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会后邓拔奇主持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红8军剩下的人马全部编入红7军建制，重新选举了红7军前委，小平同志当选为前委书记，并任命李明瑞任红7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小平同志兼任政委，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兼士兵委员会书记，龚鹤村任参谋长，全军编为第19、20、21师及直属队共8000余人。在这次整编中，小平同志还兼任了红19师政委，陈豪人兼任了红20师政委。其中红19师在红7军中的战斗力最强，师长由军参谋长龚鹤村兼任。由此，小平同志在军领导中与龚鹤村也就是龚楚的接触就比较多。因为龚楚曾经参加过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对红军建军及政治制度工作富有经验，相应地小平同志也从中获益不少。后来龚楚叛变革命投降了国民党，于1949年后逃离大陆。到了90年代初，已近九旬的龚楚从香港回到广东乐昌家乡定居，据说还得到了前战友小平同志的关照。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红7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红7军主力将北上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因此红7军前委决定率领主力红19师、红20师北上，红21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为加强主力部队，邓拔奇还下令将红21师的绝大部分兵力、武器补充给北上部队，韦拔群和陈洪涛仅带领百余人和一个红21师的番号返回了右江地区。韦拔群不愧为“拔哥”本色，硬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动家乡群众，很快与陈洪涛等人重新组建起红21师（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坚持与前来“围剿”的桂系军队周旋斗争，一度发展到2000多人。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带着警卫员突围转移时遭到自己的堂侄叛徒韦昂暗害，牺牲后还被割去头颅示众。韦拔群牺牲不久，陈洪涛也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右江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小平同志在东兰土改期间和韦拔群的接触较多，对他的印象很好。韦拔群能够高风亮节把自己的部队和武器都交出来，其中大部分补充给了红19师，让小平同志相当感动。虽然其后革命道路漫漫，战友生死永绝，但小平同志一直记着这位“拔哥”。到了改革开放后，一部电影《拔哥的故事》横空出世，让很多中国人知道了韦拔群是谁。而李明瑞、韦拔群能够在广西革命史上的地位一再提高，把百色、龙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陈豪人、龚楚都压在了脚下，靠得还是小平同志的不忘故人。

11月10日，红7军主力7500多人从河池出发，挥师北上。一路上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桂湘粤边境几经转战，减员很大，根本无力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1931年1月初，红7军打下广西全州，在这里休整筹饷并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邓拔奇、龚楚等人坚持执行中央指示，还要部队去打桂林。小平同志则认为敌强我弱，继续盲目攻打大城市是自取灭亡，主张放弃原来的计划，迅速北上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陈豪人实际上早已看到了攻打大城市计划的不可取，但他先前必须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在此红7军的危急存亡关头，陈豪人毅然转变观点，支持了小平同志。由于前委多数人都赞同小平同志的主张，会议最后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北上江西中央苏区与朱毛红军会合。会后受前委委托，邓拔奇和陈豪人秘密离队，回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红7军前委由小平同志全权领导。

邓拔奇、陈豪人离开红7军后，在中途分手各自行动。邓拔奇回到中共广东省委复命，先后任省委委员、秘书长和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代理部长等职。1932年10月10日，他在大南山根据地开会时遭到敌人包围，于突围作战中英勇牺牲。陈豪人则返回上海找到中央，写成了《七军工作总报告》一文，留下了红7军早期创建发展的珍贵历史文献。中央授命陈豪人再回红7军工作，但因敌人的关卡封锁严密，无法通过，只得返回上海。这一时期陈豪人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造成脱党，这极大影响了他的命运。直到两年后陈豪人才重新归队，根据党的指示从事秘密工作。抗战爆发后，陈豪人受命到国民党第70军开展抗日民族统战工作，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1940年8月13日，陈豪人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福建崇安。二人之中，邓拔奇到红7军的时间很短，影响并不大。而陈豪人却是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红7军期间最重要的领导人，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甚至有悖于史实的叙述还反映到了邓毛毛的名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之中。至于小平同志本人对陈豪人的态度，根据他给中共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里所述，他们二人的合作还是比较融洽的，对陈豪人评价颇高，甚至以兄弟相称。从报告中能够反映出陈豪人具有真知灼见，领导能力很强，并且顾全大局。可惜，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却未能够人尽其才。

1931年1月中旬，红7军转战到广西贺县桂岭，进行了3天休整。由于全军已只剩下3500多人，还有不少伤病员，番号太大已无意义。小平同志主持前委开会，将部队进行了缩编，原来的两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由龚楚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2月初部队进驻广东乐昌县梅花圩，准备建立根据地。在这里小平同志主持前委会议，增选李明瑞为前委委员。在红7军前途未卜的关头，小平同志投了李明瑞一张信任票，让他能够参加前委决策，更好地发挥军事指挥才能，也从此奠定了小平同志和李明瑞一生关系的底色。

2月3日，红7军在梅花圩一带伏击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不料因情报有误，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也赶到加入战斗，敌军越打越多，红7军遂陷入苦战。小平同志和李明瑞、张云逸全都赶到前沿进行指挥，但还是无法扭转形势。最后虽消灭敌军千余人，但红7军也伤亡700多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打了一个得不偿失的消耗仗。小平同志后来在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沉痛地写道：“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章键等皆死，鹤村（龚楚）、振武（袁也烈）、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

这次梅花战斗中牺牲的李谦非常可惜。他原名李隆光，是李立三的胞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李谦是百色起义的重要军事干部，曾任红20师师长，桂岭缩编时改任第58团1营营长。29年后张云逸在《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中曾写道：“李谦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党员，红七军的优秀干部，打仗勇敢，能与士兵同甘共苦，认识问题也比较正确，在工作中对我的协助最大。李谦同志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助手。”红7军参谋长兼第55团团长龚楚也在此次战斗中负伤，被留在当地养伤，离开了红7军。龚楚伤愈后辗转到了中央苏区，在红一方面军中任职，非常巧的是又当了一段老部队红7军的军长。如果他不是后来叛变投敌，建国后怎么也是大将的资历。

梅花战斗后红7军遭到敌人的凶猛追击，被迫向东疾行抢渡乐昌河。小平同志和李明瑞、第55团政委许卓等率领第55团及第58团一部约2000人先渡过河，这时敌军已蜂拥而来，将红7军截为两部。小平同志和李明瑞只好派人返回对岸，通知未过河的张云逸率领第58团一部及军直属队约600余人暂不要渡河，伺机前进。由于敌军来袭，小平同志和李明瑞不得不带领已过河部队迅速前进，直入赣南。张云逸则率部后撤转移，辗转急行到乐昌河上游，从另一个渡口偷渡成功，继续沿湘赣边界转移。

2月下旬，小平同志、李明瑞率领红7军主力进至江西崇义县城，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并与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接上了头。这时小平同志又干出了一件对其个人历史影响非常大的事：他第二次离队回了上海。对此小平同志在1968年6月20日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中是这样解释的：“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1931年10月牺牲。注：有误）、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邓毛毛则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崇义时，父亲他们从行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消息，使父亲的心中有所震动。因为，对于王明此人，他向无好感。他想到，自从1930年从中央回广西后，一直没有和中央取得联系。现在，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周围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

作为红7军中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在部队被打散，进退未定，正需要坚强领导的时候，却主动要求离队回中央汇报，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妥当之举。况且陈豪人和邓拔奇返回中央汇报只走了一个多月，中央也没有指示要求红7军最高领导人离队，小平同志完全用不着急着回上海找中央。但小平同志就这么决定了，他解释的理由让后人信还是不信呢？

由于原红7军前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离队，小平同志也打算走，红7军再保留这么大的领导机构已不适宜。于是他在崇义改组了红7军的领导班子，取消前委，成立团委，自任团委书记，由许卓、李明瑞担任委员。3月上旬，小平同志把想回中央的事情告诉了许卓、李明瑞，他们都表示同意。最后团委决定，在小平同志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团委书记和军政委职务。临走之前，小平同志一再叮嘱许卓，红7军实力弱小，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到信丰这样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去，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站稳脚跟，实现其任务。3月11日，小平同志离开红7军，在崇义党组织的帮助下沿地下交通线到了广州，又辗转经香港转赴上海。

此后李明瑞和许卓率红7军主力沿湘赣边界北进，于3月上旬到达江西永新县境内。这时，张云逸率领的第58团一部已先与李天柱、王震等领导的红军湘东南独立第1师会合。后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湘东南特委的决定，湘东南独立第1师、红7军第58团与红20军一部组成河西（即赣江以西）临时总前委和总指挥部，由滕代远任总前委书记，张云逸任总指挥，红20军政委曾炳春任总指挥部政委，王震任总前委委员，统一联合作战，配合主力红军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在作战期间，获悉李明瑞率红7军主力已经北上永新地区，王震和张云逸即带队南下接应。4月上旬，两部在永新县禾川镇会师，红7军终于重新合到了一起。此后，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指示，由李明瑞出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改任总指挥部参谋长。该军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作战，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之后李明瑞、张云逸等指挥河西红军继续出击，连克莲花、宜春、茶陵、安仁等县，巩固和扩大了湘赣革命根据地。7月上旬，红7军与红20军奉命先后调往中央苏区。7月11日，李明瑞、张云逸、许卓等率领红7军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22日，红7军在于都县桥头圩与从闽西千里回师赣南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

自从去年11月红7军主力开始北上后，先后转战于黔、桂、粤、湘、赣五省边境，经过大小战斗百余次，历尽艰辛，行程7000余里，终于和中央红军会师，结束了被后人赞誉的这次“小长征”。此时，红7军从出发时的7500余人已只剩1300余人。根据中央决定，由李明瑞担任红7军军长，从苏联回来的葛耀山任政委，张云逸因生病转任军参谋长。紧接着李明瑞等就率领红7军投入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配合主力侧击敌人，表现仍然不凡。后来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为了表彰红7军的革命精神和卓著功绩，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革军委授予了红7军一面“转战千里”的锦旗。可惜的是，小平同志没能善始善终地安享这一荣誉。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与红7军先后脚调入中央苏区的红20军却遭到了噩运。由于此前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领导干部搞出的那次震动党史的“富田事变”，王明等人掌权后的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定性其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后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传达政治局的决议。结果惹出“富田事变”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得到了中央支持，主张温和处理事变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被撤消职务，由毛泽东接任。于是，红20军一到中央苏区就被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包围并缴械，副排长以上七、八百名干部全部被捕，其中许多人后来遭到处决。红20军的番号也被宣布撤消，士兵都被编入红7军序列。由于涉及毛泽东的关系，这一重大历史冤案，至今仍未被中共中央正式平反。

小平同志返回上海中央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却没有听取他的汇报。据说是王明中央已从其他方面得到汇报，认为红7军、红8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是小平同志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不力，因此将他打入了冷宫。不过，根据客观事态分析，小平同志这么不明不白地扔下部队跑回中央，换哪个领导人都不会高兴的，这么对待他已经算是客气了。

无奈之下，小平同志申请回红7军去，但是无人理睬。他只好埋头写出了一份共1.6万余字的《七军工作报告》，对红7军、红8军的战斗历程及广西党的工作、土地革命等状况都作了详尽地阐述和总结，并且没有推脱自己的责任，从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后来他一再向中央申请工作，终于得到答复，于1931年夏被派往中央苏区。当年8月初，小平同志与一位叫金维映的女同志同行到达了中央苏区，并与中共赣东特委取得了联系。经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和刚从上海来的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余泽鸿决定，推举小平同志担任瑞金中心县委书记。当时瑞金已初步内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在苏区的地位非同寻常。小平同志能担此职务，尽管当时不是由苏区中央局直接任命的，但总还是显示了从上海中央来的身份，比一般的苏区父母官要高那么一块。他就职不久，就与担任了于都县委书记的金维映（也就是前边说的“阿金”）喜结连理，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当然，众所周知，这段婚姻的结局相当有趣。

在此期间，小平同志与红7军军长李明瑞最后见了一面。据说是在一次大会上，两人远远见到了，但场合不方便，没有走近说话。谁知道没过多久（1931年10月下旬），李明瑞在带着警卫员去下属一个连队视察时，被扣上“投敌”的罪名杀掉了。这事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政委葛耀山在红7军中搞“肃反”，许卓、许进、佘惠、魏伯昌等主要干部遭到审查或被杀害。这令李明瑞心中非常恐慌，企图逃回广东，结果被贴身卫士所射杀；二是说李明瑞下去视察连队，被某些人诬为逃跑，遭到下属连队的袭击杀害。当时掩埋李明瑞尸体的就是红7军老战士、广西籍开国中将韦杰。李明瑞之死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多年以后，李明瑞的女儿在上海报纸上读到“李明瑞，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话，不由泪如雨下。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李明瑞得到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也仅此而已，没有作更多说明。

晚年的小平同志对李明瑞一直念念不已。70年代末他刚刚复出，就公开评价李明瑞说：“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是一位好同志，他是为革命而光荣牺牲的。”后来小平同志又多次谈到李明瑞，如“……红七军打仗很勇敢。广西了不起，特别是李明瑞，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李明瑞是个艰苦奋斗的人”“不要宣传我，要多宣传李明瑞”等。对于李明瑞的家属，小平同志也很关心。李明瑞最终能与小平同志、张云逸并列为百色起义三巨头，留芳党史，还不都是小平同志的关怀！

红7军经过“肃反”后，李明瑞、许进、佘惠等人遭到杀害；张翼叛逃；许卓在接受审查后被调到红军总部任职，于1934年4月到下面视察工作时遭到敌人袭击而牺牲；原红20师第58团团长冯达飞后牺牲于“皖南事变”中。至此，红7军早期创业的主要干部已基本凋零，只剩下小平同志和张云逸等寥寥数人。建国后红7军涌现出1名大将（张云逸）、2名上将（韦国清、李天佑）、4名中将（莫文骅、韦杰、覃健、冼恒汉）、12名少将（袁也烈、卢绍武、韦祖珍、吴西、黄惠良、黄新友、黄一平、覃士冕、覃国翰、欧致富、姜茂生、朱鹤云），还有省军级、部级干部18人。其中除张云逸外，其他人早期都是职位较低的营连排级干部。革命道路的艰难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结束后，红7军被划归红三军团建制。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红7军番号撤销，与红21军缩编为红三军团第5师，至此结束了其作为军级单位的英雄征程。

小平同志离开红7军这件事在日后给他惹了不少麻烦。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小平同志就挨了批，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同被打成了“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所谓“四小毛派”的头子，受到斗争打击。这期间上级还指令专门审查了他离开红7军的情况。好在其过程事实清楚，有错误但也不至于有罪行。众所周知的是，小平同志这次遭到打击斗争却意外地与当时失势的毛泽东连在了一起，从此成为了铁杆毛派的代表。按说此前小平同志与毛并无太多渊源，这可真是因祸得福，为小平同志日后光明远大的政治前途上了一份高额保险。

到了40年代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曾召集原红7军干部开会，讨论写成了《红军第七军简史》一文。小平同志的这段往事又被翻了出来，该文中有如下评语：“邓斌……未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显然，红7军出来的干部对他这位曾经的大领导还很有一些情绪。小平同志到延安参加了中共七届一中全会，接触这个历史问题时想必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等到文革时期问题就更严重了。小平同志被造反派大批为“逃兵”，莫文骅、韦国清等将领给中央写过揭发材料和公开贴出过大字报，张云逸也在全国会议上讲了小平同志“中途离队”的事。当时专门成立的“邓小平专案组”还为此进行过调查，逼迫小平同志用15天时间写了一份长达25600多字的《我的自述》，以从中抠寻蛛丝马迹。很遗憾，经过内查外调，最后专案组得出结论——“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

小平同志当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在1968年6月20日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小平同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又一次承认了错误，他写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一直有着自己的考虑。1968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提到小平同志时公开表态说：“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什么意思？当时所谓历史问题的主要含义就是有没有被捕叛变和通敌过，是不是叛徒、特务等。刘少奇三大罪名中的前两个不就是“叛徒”和“内奸”吗？逃兵的罪名当然也很重，但伟大领袖已经说了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谁还敢接着扯“逃兵”的事吗？到了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干脆由周恩来出面批示说“邓小平专案组”已于一年前撤销了。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总归算是平安过关，为后边的再次复出奠定了基础。谢天谢地，要感恩毛主席。

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红7军的这段历史过程中，小平同志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但也不能说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两度离队，没能够证明自己的金钢钻成色。他不在，陈豪人、张云逸、龚楚等人仍然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了红7军；他不在，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人也发动了龙州起义，建立了红8军；他不在，李明瑞、张云逸、许卓、许进等人照样把红7军带进了中央苏区，仍然是一支劲旅。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小平同志表现出了比较出色的政治组织能力和一定的战略眼光，这在右江苏区的土地改革和把握红7军、红8军战略方向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从军事上说，红7军中能打仗的人一堆，李明瑞、张云逸、龚楚、李谦、章键、许卓、冯达飞，加上红8军的俞作豫、袁也烈等，尚远远轮不到小平同志。张云逸后来就曾嘲笑说：邓小平，不会打仗。这一时期的小平同志还真没怎么显出会打仗的能力，他既不是军校科班出身，也没有从军行伍的经历，当然需要有一个锻炼过程。不过，小平同志在这一时期最失分的，还是他的意志坚定性方面。两次关键时刻的离队已充分证明了其时的小平同志尚缺乏举重若轻的领袖本色，坚韧度不够，分叉想法太多，影响判断力，容易掉链子。看来，日后世界驰名的“钢铁公司”，一定要经过“江西路线”的割截无情和长征中的“跟着走”之磨砺，方能吹尽狂沙始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