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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景岭：湮没于香港的“小台湾”
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中国大陆山河易帜。在这期间，有众多难民逃亡香港，刚开始以为只是短暂停留，没想到数万人终生滞留调景岭难民营；有一支国民党孤军，从云南战场撤往东南亚金三角，在异国他乡热带丛林绝地求生；在120万追随国民党渡海迁台的大陆军民当中，有不少人居住在眷村，他们到此扎根，却被称为“外省人”。他们是烽烟散尽的幸存者，也是国民党的遗民，一生动荡，万里飘零。他们的命运，其实正是当时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缩影。
本组议题《散落的遗民》透过《调景岭：湮没于香港的“小台湾”》《金三角：消失在丛林里的国民党孤军》《眷村：说不完的故事，回不去的故土》三篇文章，分别讲述他们这几十年的困扰和如今的生活现状。这是第一篇《调景岭：湮没于香港的“小台湾”》。本文原载07期《多维CN》与04期《多维TW》。
香港回归前一年，1996年7月26日上午9时，调景岭里最后一面中华民国国旗，由被调景岭中学校长张世杰含泪降了下来。从1950年开始，中华民国国旗在这里飘扬了46年，尤其是每年双十节，漫天遍地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向世人昭示，这里是与香港截然不同的“小台湾”。到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将调景岭彻底拆迁，只有自由纪念塔留在此地，见证着“反共精神堡垒”的变迁。
闯入香港的不速之客
1949年4月21日，在中国北方取得绝对优势的解放军发起强渡长江战役，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矛头直指南京和上海。两天后，解放军取得压倒性胜利，占领了南京，一个月后，又占领了上海，继而向整个长江以南的区域发动进攻。至此，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逃离大陆，退守台湾。
逃离的不只是国民党政府，还有躲避战火的老百姓，以及不得不走的国民党军、警、政、教人员及家眷。大队人马一路向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已为香港新增了上百万人口。这些大多数不会讲粤语的官员和百姓，与以往来香港暂时避难的中转者们同梦不同命，他们的愿景是经香港中转前往台湾，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一到香港就沦为衣食无着的难民。赴台未果之下，聚集在免费提供食物的私人慈善医院东华医院附近。
当时在香港西环一带，满街满巷都是这些破衣烂衫的难民，他们晚上在路边屋檐下铺上油纸或毯子，席地而睡，白天四处游荡，有人甚至靠偷盗抢劫为生。
由于闻风而来的难民越来越多，治安越来越差，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50年介入，将他们暂时安置在摩星岭道域多利兵房及旧机关枪堡垒的难民营。这里虽然荒凉且条件恶劣，但一经官方划定，仍然成为大批逃港国军人员的聚集地，不到3个月就达到8，200多人。
港英政府希望这些难民能融入香港社会，或者转赴台湾，然而大屿山梅窝、东涌、长洲等地的居民都反对难民迁入，台湾方面也倾向于只接受青年难民赴台，对这些拖家带口的老弱伤残并不欢迎。
就在6月18日，端午节恰逢周日，一批具有左派工会背景的民众经过摩星岭难民营前，故意大跳代表共产党胜利的秧歌舞，难民不甘挑衅，由口角演变成流血事件，最后由港英政府派出军警平暴，事件中近60人受伤，大部分为左派支持者。港英政府担心再次发生同类事件，决定将这批难民移送到调景岭。
调景岭原名吊颈岭。1905年，一个名叫伦尼（Herbert Rennie）的加拿大籍退休公务员在该处兴建面粉厂。3年后面粉厂倒闭，有传闻说他在此地上吊自杀，因此有了吊颈岭这个地名。1935年后吊颈岭逐渐荒废，很长时间这里没有通向外部的公路，仿佛是一个遗世独立之地。
港府欲将难民迁入吊颈岭引发恐慌，新界民政署长韦辉的华人副手深谙中国人有避讳习俗，建议取“调整景况”之意，将此地改名“调景岭”，才顺利将这些难民迁入。1950年11月8日，难民营正式成立，港府为方便管理，设立“调景岭营自治办公室”。
入住初期，港府建造的居所无法容纳全部难民，基本生活设施也没有，食水电力甚至道路，全部要由难民自己解决。到1951年8月，调景岭难民已突破2.5万人，根据资料及早期居民回忆，港英当局当时救济极其有限，只有两三成的难民可以领取到伙食救济，其他人的生活只能靠自己解决。
然而，即便是有限救济，港府也很快就无力承担。在短短两年间，港府在调景岭花费370万港币。时任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承认，港英政府约三分之一的预算都直接或间接用于救济和安置大陆难民。沉重的财政负担促使当局撤除之前决定，自1953年2月起，港府社会局停止救济工作，代之以监视、观察。于是，台湾的力量理直气壮地借机进入。
国民党经营的反共基地
调景岭的居民原本并没有长久居留香港的打算。他们有的期待蒋介石很快能“反攻大陆”，可以回到老家，有的焦急等待台湾能派船来接他们，有的则希望移民到第三国。但是台湾限制赴台人数，所以只有少部分人能如愿，如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一家。另有5，000多老弱病残在港府的沟通施压下，才被送到台湾，剩下的难民只能在调景岭痛苦挣扎，自生自灭。
他们的命运本来不该如此，实际上将这些难民全部接到台湾安置的开销要远小于维持难民营的开销，然而冷战开始后，美国认为这些难民可以被视为投奔自由的战士，用以打击共产主义形象，而蒋介石又以“反共复国”为基本国策，亦需要在香港有个反攻大陆的堡垒。调景岭的难民营十分符合美台双方的共同利益，也就不得不继续存在下去。
在港府撤走援助后，台湾中华救助总会建立了“调景岭难民营服务处”，接手难民营的援助工作。而实际上，早在难民营初成之日，国民党尽管没有承担起难民营的援助工作，但对其意识形态和管理上的渗透，已经在暗中进行。
第三势力刊发的出版物将调景岭描述成了一个被国民党严密监控、清除异己的难民营。青年党左舜生、谢澄平等创办的《自由阵线》集团在《控诉：调景岭生活实记》一文中记载：“控制难胞思想行动的，却是‘自由中国’密布的特务人员。失踪、告密、被驱逐、乱扣帽子……一片暗影像云雾似的笼罩着整个调景岭。”
国民党透过黄埔军校同学会，各种同乡会、自治委员会，以及派遣政工干部等，采用在大陆时期的保甲制度，按区分保、甲、户，将调景岭变成了一个独立小王国，一个迥异于香港的“小台湾”。
根据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林芝谚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历史学系杨孟轩的研究，难民营有国民党、青年党及民社党等第三势力以及共产党等各方势力。但国民党无法容忍异己分子，以蒋介石个人领袖崇拜为中心的仪式及庆典成为忠贞规训系统中重要的一环，也成为调景岭文化精神的表征。调景岭早期居民张寒松表示，“晚上有节目，还唱戏，好热闹，比后来热闹多了。当时大家都没事做，人人都参加，人山人海。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一定有兴趣，但深怕别人怀疑他不反共，或立场不稳，都不得不参加。”
起到精神堡垒作用的还有宣传教育。作为“反共精神堡垒”的调景岭因教育水平远高于香港平均水平，开办的免费寄宿学校更是将反共的种子撒播到了全港各地。
一名曾在调景岭接受教育的人士将调景岭称为“一个孕育着反共种子的荒野”，“岭中具有浓厚的政治味道，志在培养我们的反共意识……调景岭的学校都是根据中华民国的教育制度计划和筹办……我们还有一堂特别的课堂，这是我们岭中独有、引以自豪的三民主义。”就连基督教学校信义中学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调景岭的学校都是以唱歌来唤醒大家反共抗俄、力撑台湾的意识。信义中学的校长每天都会带领学生唱歌，第一首是教会的《彼此相爱》，而第二首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反攻大陆去》。”
在国民党的排斥异己、反共教育之下，调景岭已经成为香港的反共基地。1951年胡宗南就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前往大陈岛时，专程派员到调景岭招募官兵。1950年代初，在香港制造暴乱的“反共抗俄青年团”总部也设在调景岭。时隔40年，难民营早期居民毫不隐瞒地说，“蒋介石若想反攻大陆，当时香港的200万人都可以去打共产党。”
尽管如此，没有证据显示调景岭居民有反共计划和实际行动，这里更多的是台湾反共宣传的舞台。每逢双十节，调景岭插满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几乎每家都插上国旗、楼与楼之间挂着旗串。不仅是调景岭，远至流浮山、锦田、元朗八乡等乡郊地区也挂满国民党旗帜，旺角弥敦道的琼华酒楼外墙也曾建造贴着“中华民国万岁”、“庆祝国庆”、蒋介石及蒋经国画像的巨型牌坊。一位曾是国民党在港喉舌《香港时报》的重要写手透露，国民党眼中，国旗挂得越多，越体现反共精神，便分派香港每个支部将旗帜绑在各区天桥栏杆上，一面接一面，形成旗海。
经过多年经营，调景岭难民营虽然已经在地化了，然而“救总”仍然宣称调景岭“是我忠贞难胞集居之地，反共精神极为坚强，是港九200万流亡难胞团结的中心，故夙有反共精神堡垒的称号”。
烟消云散的反共堡垒
18世纪英国首相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英国外交政策最好的诠释。1949年中共建政后，英国在港利益的核心是如何不触动北方的红色中国，继续保有香港。
中英透过秘密接触达成默契，中共承诺不武力收复香港，英国保证“不攻击或者搜查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不得使香港成为反华的基地；不得以香港为入侵中国的军事基地”。这3项原则使中共、港英、国民党在港关系微妙，港英当局既默认中共、国民党的存在，也不希望激怒、开罪任何一方，又加以严密监控。
亲国民党的调景岭难民营显然不符合港府利益，尤其在国民党经营下，反共气息愈发浓厚。1956年双十节最终酿成大暴动，国民党支持的三合会组织打砸抢烧左派工会组织，持续超过一个月，至少造成60人死亡、300人受伤，港英政府不得不请求驻港英军镇压。港督葛量洪在回忆录中气愤地表示：“他们是一个大麻烦，而且是一个代价很高的（麻烦），是我们和中国政府关系的阻碍，特别是当有一些人组织反北京运动。”
麻烦持续升级。1958年，联合国确定次年为“世界难民年”。台湾为“反攻大陆”争取人心，开动宣传工具，乘机大肆宣扬香港难民问题，以难民问题诋毁中共不得人心，企图使香港难民问题政治化和国际化。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对此极为不满，决定彻底解决调景岭问题。
港英当局派出警员及社会局人员进入调景岭家访、收集情报，拉拢有影响人士，孤立台湾主导的驻营服务处。1961年6月2日，港英政府宣布将调景岭难民营划为“徙置区”，纳入公共管理体系。以逐户登记、不再扩建为条件，给予调景岭难民寮屋的永久居住权和香港居民身份证，港英政府在调景岭设立邮局、警署等政府机构提供公共服务。1962年建立的警署位于调景岭背后的山上，居高临下，瞭望塔的探照灯每晚照射监视，提醒调景岭所有人员不要轻举妄动。
随着港府对调景岭加强管控，来自台湾的捐款逐渐减少，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双十庆典虽然依然举行，却更多地成为一种精神寄托，一种老一辈对融入香港社会的担心，所谓“反共精神堡垒”早已徒具虚名。实际上，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之时，许多调景岭居民因为升学、就业等原因离开了调景岭。据曾任西贡区议员、调景岭难民驻营服务处主任的王国仪回忆，1990年代拆迁时，超过一半的居民已经搬离调景岭。
1982年，港英政府规划发展将军澳新市镇，在规划中列明将拆建调景岭。但由于牵连较多，一直拖到1995年4月4日，才正式宣布拆建调景岭。调景岭居民中，已经搬离的希望拆建越快越好，拿到补偿金落袋为安；仍在当地居住的则以“永久居住权”为由反对搬迁。最初，港英政府提出的按照普通寮屋给予补偿也引起调景岭居民的不满，他们派代表与政府谈判，甚至向法院起诉。最终政府败诉，给予调景岭居民普通寮屋补偿金120%的优惠补偿。
“因为政治因素的考虑，政府急于解决问题”，港府还答应了“原区、全村整体安置到新界将军澳的厚德邨，欲迁往外区就近子女的可优先拣公屋居屋，计算寮屋补偿金时要计入阁楼面积”等要求。据王国仪回忆，“房屋面积较大的，得到的赔偿金达一百几十万元，足够购买居屋。”
拆建期间，调景岭居民也曾派出10名“难胞”代表送国旗到台北，以此向台湾行政院请愿施压，提出“由政府拨款延聘律师，协助居民向港府争取合法权益；要求政府设立专责部门、处理调景岭事务；要求主管部门派员赴港举行公听会、听取难胞意见；就‘协助难胞回台就业就养’措施，公布细则内容；要求政府办理居住调景岭之前国军退役手续，以便领取退役金”等5项要求。最终台湾仅通过“救总”表示，搬迁后各项服务照旧，迁建调景岭中学，新建景岭书院解决教育问题。而实际上，早在1987年，“救总”就已经迁出了调景岭。
1996年4月至6月间，调景岭拆迁完毕，绝大多数调景岭居民被安置到厚德邨。曾经的“反共精神堡垒”，满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棚屋区被高楼大厦、屋邨、城铁代替，山上高大的“蒋总统万岁”标语被抹平，“难胞”融入到香港600万居民中。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调景岭的英文名由“Rennie‘sMill”改为“Tiu Keng Leng”。这次改名，标志着作为难民营的调景岭终于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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