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时为何不是常委？

1994年李永忠从地方纪委调到中纪委研究室工作，成为尉健行的一名下属。他于2015年8月7日尉健行逝世后撰文《尉健行：努力带领队伍走出低谷》回忆说：“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的前5年，只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任中纪委书记，这对他来说不但困难而且严峻。”如今纪委书记上任时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为何当时如此特殊呢？

1994年，我从地方纪委调到中纪委研究室工作，成为尉健行的一名下属。回顾尉健行从1992年到2002年担任中纪委书记这10年，可以说，他努力带领全国纪检监察队伍走出低谷。

纪委十年

这10年，可以概括为“一难三低五抓”。用一句古诗词来形容，“一难”就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尉健行是1978年中纪委重建后的第三任中纪委书记，也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中纪委书记。他所面对的困难也最大。“三低”：一是形势低谷。十三大后的1989年底，原定中纪委常委有的未能当选，不得不从全国挑选了三名省纪委书记到中纪委拟任常委，但所选三人只来了两人，不久，又走了一人，最后只剩下四川省纪委书记曹庆泽留任中纪委常委。此时“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论调再次盛行，纪检工作处于低谷，直至十四大。二是任职低位。前两任中纪委书记陈云任职九年、乔石任职五年，且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的前5年，只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任中纪委书记，这对他来说不但困难而且严峻。三是工作低迷。他出任中纪委书记不久，中央就决定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从而让他不得不面对要管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这种以部门之身，尽监司之职的开展工作，常常使人困惑迷惑。

我印象最深的是，尉健行面对这“一难三低”，受命于危难之际，很快以“五抓”打开局面推动工作。一抓反腐，二抓方针，三抓格局，四抓合署，五抓重典。1993年8月的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标志着由过去的反腐蚀斗争转向反腐败斗争的开始。1993年8月，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确定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作为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格局的同时，强调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作为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1996年我在北京市委《前线》杂志撰文，“两年多来，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证明了三项工作的基本格局和标本兼治的基本方针的正确。三项工作的基本格局是贯彻标本兼治基本方针的最好载体。三项工作涵盖了反腐败的主要方面，从而使标本兼治的方针能够进行全局性的指导。三项工作体现了一种审时度势的匠心布局，具体而实在──抓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是关键，查处大案要案是重点，以纠正不正之风为基础，反映了反腐败抓住关键，突出重点，重视基础的一种全新的整体推进的斗争势态。”

尉健行的反腐思路是首先要解决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问题，要求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就是在他担任中纪委书记的第五年，也就是1997年提出的，这个《准则》明确要求：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企业任职。2000年中纪委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1年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并且在全国选了六个地方单位推行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先行试点，后由于阻力太大，被迫中止。尉健行任职十年间，认真领导查办省部级以上违纪违法案件，处分省部级以上高官176人。胡长清、成克杰分别在2000年3月和9月，成为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官员和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副国级领导人。

尉健行也曾经大力度整顿公款大吃大喝问题。2014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时，提到了尉健行。王岐山说他担任建行行长时，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当时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尉健行派人在这家餐厅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餐厅关张了。

当时查处的一些腐败高官案件，发现同有的高层领导的秘书有牵连。尉健行选择在一次中纪委全会，经过中央同意，要求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都来听会，意图以上率下，管好领导人秘书，做出表率。

尉健行可以说是兼职最多的中纪委书记。担任中纪委书记第二年，他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二届执委会主席；1995年至1997年8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至2002年再次当选全国总工会执委会主席。

中纪委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而且兼任了两年时间，这是从未有过的。他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时候，正赶上国企改革的紧要关头，矛盾尖锐，他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方面尽力沟通，较好地实现了平稳过渡。

这么多兼职，每个职务都非常重要，既要履职，又要担责，他的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烦躁。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时明确指出，新时期工会要把替工人维权放在第一位，而集体协商就是工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他在基层调研中强调，工会必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果工会说的做的跟厂长、厂党委完全一样，那么工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就是他的风格，喜欢听真话，自己也坚持讲真话。

工作风格

我1994年调到中纪委研究室不久，1995年1月中纪委五次全会召开。这次会上，尉健行开了一次小规模的座谈会，邀请的都是很有见解和敢于直言的几个省级纪委书记。尉健行没让我提供讲稿，甚至连提纲都没让我准备，只是让我做纪录。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体会他的工作风格，他当时已65岁，但是思维非常敏捷，手里一张纸都不拿，分析问题条理清晰内容深刻。特别谈到了国民党原中常委陈立夫所讲的“亲眼所见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亲身所历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并对当时大陆腐败的忧虑。整理完他的讲话记录，用不着做大的修改、加工，就是一篇立意深刻的文章。

我从1984年一直研究纪检体制问题，到了中纪委研究室之后，给中纪委领导曹庆泽写了一封信，提出在纪检体制改革当前不便推行的前提下，可以借鉴古代巡视制度，以利于异体监督。曹庆泽重视并肯定了我的建议，并把这封信转呈尉健行。尉健行当即做了圈阅。一年多后，也就是1996年，中央派出了10批巡视组，对20个省区和中央国家机关6个部门开展了巡视。

作为异体监督的利器，中央巡视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我的感受是，尉健行等高层领导对此早有思考，我只是尽了绵薄之力。

务实是尉健行的工作风格之一。文革结束后，监察部重建，尉健行是第一任监察部部长。1992年他当选中纪委书记不久，中央于1993年1月决定，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这之后，全国各地的纪委和监察部门也陆续合署办公。他尽可能地发挥合署办公的积极作用，努力集中办案力量、提高工作效率。

我记得当年深圳也想合署办公，尉健行提出，可不可以留下一处不合署办公的？我感觉，他的想法是不搞一刀切，既有合署办公的，也保留不合署办公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再比较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这也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到目前为止，深圳市监察局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与纪委合署办公的监察部门。

尉健行的工作作风可以用民主、务实来概括，很接地气。他担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我们都喊他“健行同志”，没人喊“尉书记”、“健行书记”，因为他不喜欢别人称呼他的职务。他喜欢听真话，所以可以给他当面提意见，意见再尖锐，他也不会生气。湖南纪委原书记杨敏之就面对面给他提很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不仅没生气，还评价杨敏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省级纪委书记。他很平易近人，在大会上，谁提出想跟他合影，他都会笑眯眯地答应，没有架子。

中纪委书记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纳言问策，也是在尉健行开的头，并成为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他任期内多次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邀请哪些专家参加，名单都是中纪委研究室拟定的，他说这方面我们研究室更了解情况应该由我们拍板。党中央和中纪委历届老领导对他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党性很强，清正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