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将千金到元帅夫人：叶群宦海沉浮

叶群是林彪的夫人。她在当代，也算是一个出名的人物了。但她在和林彪结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太出名。林彪在东北率兵打仗，声望非常高时，人们也很少知道叶群。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群才真的出了名。那么，她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本文摘自2009年第7、8期《党史博采》，作者霞飞，原题为《林彪集团五干将浮沉录之五：叶群》。

在林彪集团五位干将，黄、吴、叶、李、邱中，叶群是排在第三位的，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不像那几位将军，是为中国革命立过功的，故将她放在最后讲述。

叶群是林彪的夫人。她在当代，也算是一个出名的人物了。但她在和林彪结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太出名。林彪在东北率兵打仗，声望非常高时，人们也很少知道叶群。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群才真的出了名。可是，检点历史，叶群的出名，是与她干坏事联系在一起的，最终，她成为人民的罪人。那么，她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北京姑娘

叶群原籍福建闽侯，她父亲早年到北京谋事，便定居在北京。叶群是192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的。她的父亲给她取名为叶宜静。她的儿童、少年，乃至青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由于她在北京生，在北京长大，因此可以说，叶群是个北京姑娘。

叶群的父亲做过官，家中颇有积蓄，因此，叶群一出生就衣食无忧，过着富足的生活。（多维编者注：有资料称叶群父亲名叫叶君琦，是一位国民党少将，叶群是叶君琦与他的第三房爱妾所生之女）

叶群从小聪明伶俐，深受她父母的喜爱，很少管束她。因此，叶群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无忧无虑，身心十分自由，无拘无束。这对叶群后来的性格，影响是很大的。

叶群的父亲是个新派人物。在那个时代，他在思想上属于民主共和派，自然在子女教育方面，也很开明。叶群虽然是女孩子，她的父亲也让她读书识字，后来又送她进新式小学读书。叶群人很聪明，在读书方面很有天分，学习成绩一直较好。当时北京的女孩子，即使家庭经济较为富裕者，一般读完小学，也就不再上学了，因此，在北京，能上中学的女孩子，为数不多，而叶群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女孩子中的一个。上世纪30年代初，叶群学完小学课程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她的父亲很高兴自己的女儿能进新式中学学习。按他的想法，自己的女儿中学毕业后，还可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毕业后，可以当一名女教师。叶群本人进咿学读书时，也是抱着这个理想的。

叶群出生时的北京，已经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已经开放，民主科学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各种西方观念传入中国，从俄国也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北京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较早的地区之一。甚至一些大学中，学者公开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在学生中流传。

叶群并不是一个与政治隔绝、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她的家庭、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生活与政治紧密接触。1920年至1935年，正是她身体成长、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北京地区的政治氛围。对她有重大影响。到1935年，叶群已经出落成很漂亮的北京姑娘了。她中等身材，面容皎好，皮肤白，头发油黑，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活泼的性格中又包含文静，日常生活中的她，总是笑声不断。此时，她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多年了。她已经不是一般的北京姑娘，而可以称之为北京的文化女性了。

进步青年

叶群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这所学校中就已经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了，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组织，在这所学校中早已经建立，并且很活跃。平心而论，此时的叶群，在思想上是进步的。她在读书的同时，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一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这对她产生了影响。她在思想上，无论对于反动军阀统治，还是对后来的国民党政权，都是反对的。她参加了进步的学生活动，表现积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共青团组织正是看到了她这一点，所以也经常吸收她参加许多学生中的进步活动。

1935年，北京地区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是共产党组织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彻底暴露，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北京地处华北，是日本侵略军兵锋所指和主要目标之一。日本搞“华北自治运动”，对北京影响很大。12月9日，中共北京(当时称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了北京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太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史称“一二·九”运动。叶群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且是其中表现突出者之一。在组织示威游行之前，她积极参加准备标语等活动。游行时，她不怕反动军警镇压，走在队伍前边，高呼革命口号，并且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到市民中，到商铺中去搞宣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对北京市民影响极大。12月16日，北京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叶群是这次大会的积极参加者，并且和进步学生一起，在市民中开展组织和宣传活动。这次市民大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声援，对全国掀起抗日救国高潮，影响极大。应该说，叶群在这个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活动中，表现是好的，而且，她参加进步活动，也对她后来的人生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叶群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很好，1935年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组织吸收了她。

1936年，叶群又加入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加入这个组织，意味着她此时已经在实际上为革命做事情了。叶群加入共青团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工作是积极的。她更加重视学习革命理论了，也更加积极地参加青年团的活动了。

1936年夏天，叶群考入天津师范学院继续高中学业。她的组织关系也转入天津。党组织对叶群加入共青团后的思想和行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于当年批准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叶群刚刚16岁。

奔赴延安

叶群在天津师范学院继续高中学业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了，华北危机日益加深，叶群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宣传抗日上去。她白天读书，晚间参加党组织活动，搞一些写传单、动员民众等活动。她是女学生，搞这些活动，敌特不太注意她，因此，她的活动较为顺利。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大举进攻，不久就占领了北京(北平)，很快又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方。叶群对日本侵略者十分仇恨，对国民党腐败政府十分痛恨，她不想当亡国奴，决心放弃学业，直接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要直接投身抗日就必须南下，到日本侵略军没有占领的地方去，而这些地区，有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也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叶群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决定奔赴延安。而要到延安，又必须经过国民党统治的南京、武汉等城市。当时，国共已经建立了第二次合作关系，通过这些地方到延安，是可行的。

1938年，叶群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从天津出发南下。她先到了南京，又到达武汉。在武汉找到党组织，她的目的，是通过党组织介绍去延安。叶群在南京、武汉停留的时间很短。当时，南京、武汉的民众抗日热情很高，叶群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也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那时，全国有许多进步青年投身到抗日热潮中来。但他们参加抗日，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听国民党领导，一是经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在国民党领导下抗日，升官发财的机会多，国民党统治区里有许多大中城市，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一些，而到延安去，路途远且不说，延安地区艰苦的生活条件，也使一些抗日青年望而却步。事实上，有许多抗日青年，选择了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抗日，有一部分青年，先是到了延安，但到延安后，受不了艰苦的生活，又离开了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真正选择到延安并且坚持留下来的青年，在当时，思想上算是过硬的。那时的叶群，受过高中教育，算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了。她刚刚18岁，人也长得很标致，出落得楚楚动人，如果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难谋到好职位的。但是，叶群却没有选择那条路，她坚持选择去延安，并且在延安留了下来，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王明手下

叶群到达延安后，受到了党组织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她也很快就投身到党组织安排她做的工作中去了。叶群到延安时，实足年龄还不到18岁，但已经是有数年革命资历和两年党龄的党员了。她又受过高中教育，在延安，算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了。她是从大城市来的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因此，她刚到延安，就很受人注目。正是在此时，叶群才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名字——叶宜静，改名叫叶群。她改称这个名字，也有要为民众服务的意思。

党组织根据叶群的情况，安排她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工作。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而专门开办的一所学校。王明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柯庆施任副校长。

王明对办中国女子大学，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他对校址选择、教员配备、教材选编、教务安排、学员招收、生活安排、学习训练等，都亲自抓，并且抓得根紧、很细。中国女子大学也搞得有声有色，在延安也算知名。但王明一直苦于人才不够。因为在延安，本来文化人就不多，文化人中，是共产党员的更少，而办学校，是需要一批文化高一点的共产党员作为骨干力量的。正当此时，叶群到达延安，党组织又分配她到女子大学工作。王明看了叶群的材料，听组织部门介绍了叶群的情况，很是高兴。他在叶群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工作的当天，就让他的夫人孟庆树找叶群谈了话，隔天，王明、柯庆施分别和叶群谈了话。他们都对叶群很满意，决定安排她到组织教育科去，做教学的组织安排工作。

中国女子大学的组织教育科，是该学校的重要部门，女子大学的一切教学计划和工作安排，都由组教科来安排。可以说，这是中国女子大学的中枢部门和调度机构，叶群刚到中国女子大学就被安排做这样的工作，可见，王明对她是重视的。

叶群到组教科后，工作认真、努力，加上她聪明干练，会做上下沟通的工作，很快就熟悉了工作规律，把教学计划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个学期开课后，她都主动去落实教员和课程，有的课程需要临时变动和调整，她都能安排得当，不出差错。课余，学员们搞各种活动，她都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去参加。那时，女子大学的学员要自己打窑洞，自己种菜。这些劳动，叶群都参加。有时，打窑洞累得腰酸背痛，也从不叫苦。女子大学在课余时间里，还组织学员们跳苏联集体舞蹈，叶群也积极参洳组织工作。女子大学同在延安的其他机关、学校一样，条件艰苦，伙食很羞，一年到头都是小米饭和很稀的菜汤，很少吃到肉食。叶群很快就习惯了这些，和大家一样，吃这些简单的饭菜。叶群从小家庭生活条件优裕，到延安后，她能安于艰苦生活，这也是值得肯定的。鉴于叶群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表现，她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工作不久，很快就被提拔为组教科的科长。这个职务，在延安已经不算低了，而叶群当上女子大学组教科长时，还不到20岁。

也曾蒙冤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开始整风。整风期间，在康生的主持下，搞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个运动有诲多极“左”的做法，搞了许多无端怀疑，无限上纲，甚至大搞逼供信，把一大批好干部诬陷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特务分子，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柯庆施也被诬陷，关起来审查。“抢救失足者运动”搞得风头正盛的时候，凡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转道到延安的干部，都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加以关押审查，许多人被毫无根据地定为特务分景、叛徒。

叶群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转道到延安的，到延安前，又经过了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在那里参加了一些在国共合作期间由国民党出面搞的抗日宣传活动，自然被列入审查名单。运动开始不久，叶群也被关了起来。她被指控为参加了国民党的活动，有“特嫌”。

据当时与叶群一起被关押的曾志回忆，叶群被关押审查时，情绪很糟。小组同志向她提问时，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当时，“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康生指挥下大搞逼供信，很多好同志受冤枉。叶群当时还只是一个20多岁的女干部，加入共产党之前一直是个无忧无虑的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后也一帆风顺，没有经受过较大的风浪，猛然被审查，并且有被审判甚至判死刑的危险，她有委曲、恐惧，是在所难免的。

好在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并做了纠正，提出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并且对干部进行了甄别。毛泽东还主动承担了责任，向被冤枉者道歉。所以不久，对叶群的审查也就结束了，她先是星期天允许回家，后来因没有找出什么问题，就获得了自由。

叶群获得自由不久，重新受到重用，仍然在女子大学工作。年轻的叶群又恢复了往日开朗、热情的本色，工作仍然如同从前那样积极努力，唱歌、劳动的队伍里，又重现了她的身影。经过“抢救失足者运动”，叶群变得成熟了许多，美丽中带有几分深沉。

嫁给林彪

叶群在“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刚刚和林彪结婚不久。那么，她是怎样和林彪结识并结婚的呢？

原来，叶群在延安是很引人注意的。她长得很美丽，在延安，算“八大美女”之一，而且工作表现也好，当年追求她的人是很多的。但她对婚姻大事很慎重。

1942年2月，在苏联治病的林彪取道新疆，经西安到延安，林彪到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去接他。要知道，在这之前，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从外地回来，毛泽东都没有亲自去接。林彪回来，毛泽东亲自去接，在延安是很引人注目的事情。毛泽东还亲自吩咐自己的伙房给林彪做饭，安排林彪住在杨家岭，以便靠近他。毛泽东每天和林彪讨论问题到深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林彪继续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这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内相当重要的一个职务。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许多重要军政干部，均出自该校。不久，毛泽东又让林彪作为自己的代表，去重庆会晤蒋介石，商谈改善国共关系问题，并且可以代表毛泽东临时决定重大问题，而蒋介石也同意林彪代表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说明，林彪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都是被看重的人物。在女子大学的叶群，自然也知道林彪这个人，也知道林彪已经回延安这件事。林彪20多岁当红军的军团长，抗日战争初期的平型关大捷，是他指挥打的。这些事情，不能不传到叶群耳朵里。但是，她的工作和职务，决定了她当时还接触不到林彪。她只是把林彪当作抗日英雄来敬佩。

林彪回延安时，个人心情并不好。此时，他已经与他的妻子——张梅(刘新民)分手。回延安不久，他的堂兄张浩(林育英)也病逝了。与妻子的分手，加上堂兄去世，使林彪的心情一直很苦闷，原本就沉默寡言的他，更加不苟言笑了。

毛泽东很理解林彪的心情。当年的延安也搞一些舞会，毛泽东就动员林彪去参加。但林彪到舞会去，只坐在旁边看热闹，无论哪一位女干部请他跳舞，他都坚决不跳。林彪去了几次，就再也不去了。在延安，心情苦闷的林彪，很多时间里是关在屋子里看书。看书累了，就出去散步，放松一下。延安地方不大，林彪散步的范围也不大，就是抗大的院内，但他偶尔也去其他学校走一走。一天，林彪散步来到中国女子大学，没有见到王明等人，却只见到叶群一个人在那里看书，便问了一下王明、柯庆施去哪里了。叶群回答后，问了一下对方的姓名。林彪淡然答道“我叫林彪。”一听这个名字，叶群的心里为之一震，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战将林彪！这就是年轻的抗大校长林彪！她当即向林彪表达了敬佩之意。林彪只微笑了一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叶群答道：“我叫叶群。”叶群是延安“八大美女”之一，这一点林彪似乎也有耳闻。但林彪更看中的是在别人都去娱乐时，叶群却在看书，而且叶群开朗中有文静的一面。后来，林彪曾写过六个字形容叶群：“温文，豪放，理智。”这是林彪对叶群的基本印象和评价。叶群敬佩林彪，林彪也喜欢叶群的性格。自从这次见面后，二人逐渐熟悉起来，互相有了好感。不久。二人在延安结婚。二人在婚后的生活中，感情一直很好。在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时，林彪正在四川代表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他回延安时，对叶群被审查是非常生气的，要求组织上尽快放人。正因为林彪对婚后生活很满意，他苦闷的心情才有了缓解。1944年，林彪和叶群的女儿出生，林彪为之取名“豆豆”(林立衡)。延安的生活条件不好，“豆豆”体弱多病，叶群和林彪都工作忙，照顾这个孩子的时间有限，但他们还是尽了许多心来照顾这个孩子。

特殊参谋

在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争夺东北。中共中央决定加快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但是国民党也集中各种运输力量，加紧向东北运兵，并且向我军发起进攻。在此关键时刻，中央决定，把已经派往山东根据地指挥作战的林彪调派去东北，就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毛泽东当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林彪到东北不久，叶群带着“豆豆”随后也到达东北。叶群到东北后，于1945年生下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林彪为之取名“老虎”。

叶群到东北后，被安排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工作，主要是帮助林彪整理和保管一些重要文件，实际上，林彪的主要工作并不依靠她。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后来，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叶群一直在司令部工作。但是，军事机要大事，林彪从来不让叶群插手。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用秘书的原则，是少而精。他从来不用很多秘书、参谋。在他身边工作的，主要是一位经验丰富、工作效率高的秘书。指挥作战时，林彪总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反复思考数日，日夜站在地图前查看、思考，累了就倒在炕上歇一会儿，然后起来继续看地图、思考。林彪经过深思熟虑，形成完整的作战思路和方案后，把秘书叫来，口授命令。许多电文，林彪自己动手起草，就更用不着许多秘书了。但是，由于叶群身份特殊，在司令部工作时间一长，也给她安排了个职务——参谋。但是，叶群这个参谋，是特殊的，她并不参与军事上的工作，而只是管管文件之类，实际上，也只是在司令部里，管一管杂事。在司令部里，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人。但是，她作为参谋，也确实太特殊了，因为她既不“参”，也不“谋”。

在那一段时间里，叶群在林彪身边工作还是很勤恳的，对林彪照顾得也很好。她为人谦和，生活也俭朴，自觉地躲在林彪的身后，从不张扬。除了她出于忌妒心而擅自向中央发了一个不需要孙维世到东北来工作的电报外，她在各方面都较为规矩。林彪与叶群二人的关系也很好。她的职务一直也不算高。后来，她担任秘书、编译等职，也级别不高，以至那时林彪在东北赫赫有名，却很少有人知道林彪的夫人叶群。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林彪率部入关，又指挥了平津战役。叶群也随林彪入关。她的工作仍然没变。平时，她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在家里，就是带好两个孩子。全国解放后，林彪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叶群先是任教育部普教司副司长，后又担任上海教育局副局长、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叶群担任这些职务，本来也是合适的。她学的是师范专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长期搞教育工作，应该说，她对教育工作，不是外行。

叶群在教育部门任职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后来，林彪的身体状况不好，叶群所任教育职务时，参加实际工作少了，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照顾林彪的生活上来。因此，叶群在建国后有一段时间，工作性质是特殊的。名义上，她在教育部门任职，但又很少做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她的实际工作，主要是照顾林彪。

“林办主任”

1959年庐山会议不久，中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不再让彭德怀管军队方面的事了。根据毛泽东的提名，中央决定，让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出任国防部长。由于此时叶群已经长期在林彪身边帮助他工作，林彪便亲自提名，让叶群当林彪办公室主任。

叶群这个“林办主任”，分量很重，权力很大。林彪的任何指令，都通过叶群发出，军队任何干部要见林彪，也必须经过她同意。林彪看材料、看书，她也参与选择。林彪办公文件的选送、批转，都要经过她，林彪身边工作人员的选用，也要由她同意才行。连林彪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掌握。实际上，她成了林彪的左右手，成了林彪离不开的人。

叶群的权力大了，也就变了。她可以用林彪的名义，左右军队中的大事。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任何活动，几乎都与叶群有关。

毛泽东在1971年巡视大江南北时，专门针对林彪让叶群当“林办主任”这种情况批评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笔者注)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毛泽东的这个批评，是专门针对叶群这个“林办主任”的特殊性而说的，因为当时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中，让自己的夫人当办公室主任的情况有很多，而叶群当林彪办公室主任的特殊性则在于：叶群实际上在当林彪的家，连黄永胜等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

构陷罗瑞卿

叶群当上“林办主任”后，确实在为扩大林彪的权力，巩固和提升林彪的地位而处心积虑，为此，她不惜为了维护林彪的权势而陷害别人。罗瑞卿就是受叶群陷害者之一。

罗瑞卿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就在林彪手下工作，后来，多次与林彪共事，相处很好，林彪对罗瑞卿也很信任。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经他提名，毛泽东同意，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所担任的这六个职务，可以说，每一个都是要职，权力很重。

林彪的“原则”是，任何在他手下工作的人，都必须按他的意见办事，听他的话，对他绝对服从。林彪在罗瑞卿任职不久，就对罗瑞卿不满意了。一是罗瑞卿有许多事情，越过他而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二是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较好，而林彪则对贺龙很反感；三是罗瑞卿对林彪搞的政治第一、个人崇拜，不太理解，有反感。于是，林彪决定搞掉罗瑞卿。1965年11月，在苏州的林彪亲笔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有重要情况要汇报，然后派叶群持这封信到杭州去见毛泽东。叶群到杭州后，神秘地对毛泽东的秘书说，、我有重要绝密情况，要单独向毛主席汇报。被允许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叶群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好几个小时，主要是讲罗瑞卿的“问题”。叶群说：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1964年后，罗瑞卿就逼林彪退位。国庆节后，林彪约见罗瑞卿，罗瑞卿一来家里，就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出门后又声色俱厉地大喊，“不要挡路！”林彪同志气得昏迷过去。叶群把林彪的信交给毛泽东。林彪在这封信上写道：“1962年2月，罗瑞卿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我下台的四条意见，即：(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林彪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保护林彪的身体；(3)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4)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林彪的意见是，立即解除罗瑞卿的职务。毛泽东听了叶群的汇报，又看了林彪的信后，半信半疑，但他还是同意解除罗瑞卿的职务。毛泽东在林彪的信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又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叶群和林彪都放心了。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林彪在上海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上，叶群对罗瑞卿的“问题”作了前后长达十个小时的“揭发”，还安排吴法宪作证。对叶群的发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相信，陆定一也不相信，说：这是天下奇闻。但有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还是做出了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的决定。罗瑞卿此后被关押起来，“文革”中又被批斗致残。可见，叶群在陷害罗瑞卿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陷害贺龙

贺龙与林彪的矛盾由来已久。

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贺龙就担任了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共八大时，贺龙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贺龙抓军委日常工作的特点是务实，他主抓了军事技术训练工作，对当时时髦的政治口号不感兴趣，对党内军内各种政治矛盾，他也不大介入。在贺龙担任党内和军内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事件，但无论发生多么大的政治风波，贺龙都埋头抓军事技术和军队建设，没有过深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因此，他始终深受毛泽东的信任。但贺龙对林彪主管军队以来，搞的突出政治那一套，看不惯，也不执行，因此，在林彪看来，贺龙是不听话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党内二号人物，但对于军队仍然不放心。他认为，贺龙掌握一部分军权，也不听他的。他要在党的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站稳，并进一步掌握更大的权力，贺龙是他的一个障碍。他进一步下决心，一定要把贺龙这个障碍清除。

但是，贺龙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对中国革命是有大功劳的。毛泽东经常说贺龙是第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林彪要把贺龙搞掉，却找不到贺龙的毛病，而叶群为了维护林彪的地位，充当了陷害贺龙的急先锋。

正好，林彪手下的亲信吴法宪来向叶群反映贺龙的问题了。

原来，1966年，空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一次全会。开会时，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把持下，只由他来定会议的调子，会前、会上，吴都不找小组长们商量。一些来开会的贺龙的老部下在到贺龙家里拜访贺龙时，反映了意见。贺龙听后，只是随便地说：你们小组长可以自己研究后，提出意见嘛。这样，在开会时，一些小组长研究后，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吴法宪认为，贺龙插手空军，干扰了会议，便跑到林彪处，向“林办主任”叶群告贺龙的状，还写了书面材料。叶群觉得这是一个整贺龙的好机会，很快就把材料转给林彪，还特意安排吴法宪去见林彪。林彪听了吴法宪的话，又看了吴法宪写的材料。觉得这是整贺龙的一个好机会，便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林彪转来的吴法宪告贺龙的信后，觉得事情很奇怪。毛泽东是信任贺龙的，但对于林彪转来的反映这样重要人物重要事情的信，他又不能不予以重视。怎么处理？毛泽东颇费思量。想来想去，他决定直接找贺龙谈谈，了解一下情况。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约贺龙到中南海游泳池见面。毛泽东见到贺龙，相互问候后，直接把吴法宪的告状信交给贺龙看。贺龙看后，心地坦荡地对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并表示：自己要先找林彪、吴法宪征求意见，解释一下。毛泽东表示“解释一下是可以的。”毛泽东还说，“贺老总，我对你是了解的。放心，我做你的保皇派。”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贺龙放心多了。他回去后，马上与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联系，说要到林彪的住处。和林彪面谈一次。林彪得知贺龙要来，心里也明白了贺龙的来意，他决定要和贺龙面谈，趁机向贺龙摊牌。第二天，贺龙来到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住处(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宅因维修，林彪此时搬到了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临时居住——笔者注)，在一个没有任何桌椅和沙发的会客厅里与林彪见了面(林彪为了让来谈话或者汇报工作的人尽可能简明扼要，在会客厅从不设沙发等物，只让谈话者、汇报者站着说话，好让谈话尽快结束——笔者注)，叶群则和几个警卫一起隐藏在屏风后面。贺、林二人见面后，简单寒暄几句后，贺龙单刀直入，直接把自己的意图讲清了，然后说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表明自己毫无插手空军之意，自己并无私心，并向林彪征求对自己的意见。林彪听贺龙说完，便开口道“贺老总，我对你没什么意见。”接着，林彪也直接向贺龙摊了牌，要贺龙站到自己一边，支持自己。林彪虽然不明说，却已经把话说明白了：“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军委碰头会就要召开了，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但是，贺龙不吃林彪这一套，他也直截了当地回答林彪说：“军委碰头会我是要参加的，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你还不清楚？”两位元帅的话虽然都没有明说，但其内容，是硬碰硬，都是咄咄逼人，二人锐利的目光相互盯视着。话不投机，再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贺龙转身就走，林彪也二话不说，转身进了卧室。

自从二人谈话不欢而散后，林彪已经下决心，非搬掉贺龙这块石头不可。叶群听到林彪骂贺龙，加上她早就知道林彪的心思和计谋，对林彪的意图更是心照不宣，她开始策划整倒贺龙的阴谋了。

有一天，叶群把自己最信任的也是她的手下亲信的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找来，面授机宜后，当场安排这位处长写诬告贺龙的信。接着，叶群还让林办的三位秘书写了警卫处长主动要求叶群转送材料的证明，与警卫处长的诬告信一起，送给林彪。林彪看了这些材料，马上批示，暂不让贺龙参加军委碰头会了，并把这些材料转给了毛泽东。

事有凑巧，没过几天，林彪办公室收到了来自武汉的一名中学教师写的“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党的罪恶活动”的信。叶群感到，这是进一步整贺龙的天赐良机。原来，武汉这位中学教师看到了一份1934年国民党对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蒋介石派一个与贺龙早年认识的特工人员熊贡卿到根据地拉拢贺龙“投降”的材料，也不更深入地了解历史真实情况，就主观臆断地向中央军委办公室写了一封揭发贺龙的信。这封信后来转到了叶群的手里。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那个姓熊的到了根据地说明来意后，贺龙大怒，立即命令手下人把这个国民党的说客给枪毙了，以此表明自己革命的坚定性。但叶群却不管那么多，她接到信后，认定这封信的价值就是可以整贺龙。于是，她把这封信转给了林彪，林彪则很快就转给了毛泽东。

林彪和叶群处心积虑地陷害贺龙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红卫兵、尤其是高校的红卫兵贴的大字报、大标语相当多。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的一位干部，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揭发贺龙所谓“搞兵变”的问题。

事情本是这样的：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商量，要借一些房子，部队临时使用。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交往，却被这位北京大学的团委干部说成是贺龙要派兵进入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然后进攻中南海，抓毛主席和林彪，搞兵变。林彪、叶群认定这又是整贺龙的一个机会。他们听说后，立即派人到北京大学把这张大字报抄下来，然后又搜集了一些北京大学的所谓“反响”，写成材料，一起转交给康生。康生指使他手下的人搞出了一个有关材料，报送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叶群看到这个材料，心中大喜，认为这是搞倒贺龙的有力武器，立即提出意见，由林彪将这个材料报送给毛泽东。

林彪连续向毛泽东转了诬陷贺龙的几个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在一时搞不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对贺龙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他指示：让康生、江青等调查贺龙的问题。

毛泽东做出调查贺龙的所谓“问题”的指示后，康生、江青立即组成调查专案小组，专门搜集、整理贺龙的材料。

“文化大革命”初期，当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贺龙已经无家可归时，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贺龙到中央第六招待所“避难”。可是，不久，贺龙住在第六招待所的情况，就被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知道了，他们告诉红卫兵，到第六招待所去揪斗贺龙。此后，红卫兵开始冲击第六招待所，叫喊着要揪出贺龙。鉴于这一情况，周恩来又把贺龙夫妇接到自己家里来住。贺龙夫妇在周恩来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中南海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造反组织得知贺龙在周恩来家里，就提出要周恩来交出贺龙。无法，周恩来只好把贺龙送到西山一处住所保护起来。在那里，贺龙的生活待遇也比较好。

当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发生动摇、指示要调查贺龙的问题时，叶群就与江青、康生联合起来，要求周恩来把贺龙交给他们，并背着周恩来，找到了贺龙住的地方。他们强行撤换了贺龙住地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另外换上了他们自己的人，把贺龙看管起来，这样，对贺龙，就由保护变成了“监护”。

贺龙被“监护”的日子，是十分难过的。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不能走远，只能在屋子及周围很小的地方活动，贺龙与外界的消息被封锁了，他看不到报纸，也看不到文件。给贺龙夫妇的生活标准也大大降低，连正常的换衣服、洗漱都十分困难。

尽管叶群等人查不出贺龙有任何反党和叛党的证据，尽管他们的诬陷材料漏洞百出，但他们还是强行给贺龙定上了“搞二月兵变”、“接受国民党策反”、“想叛变”等罪名，并且最后硬性给贺龙“定案”。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会上，林彪被选为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并且在党章中写上了林彪是毛主席的战友和接班人的话。而受他们陷害的贺龙则没有选为中央委员，很明显，贺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已经被拿掉了。

此时，贺龙还不知道叶群、江青、康生等人在1968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已给他定了案，但一向很敏感的贺龙从断断续续知道的九大情况来分析，从林彪、江青等人的亲信骨干对自己的态度中分析，认定自己已经被陷害了，他们是要把自己置于死地。

对于死，从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贺龙并不害怕，但对于自己被冤枉，他格外痛心。尤其是，他看到林彪、江青等人志得意满，居于高位，掌握了党、国家和军队的许多重要权力，更是感到气愤。委屈、痛心、气愤，使贺龙的心情非常不好，加上“监护”中受到虐待，他的病更重了。

6月8日晚，贺龙病情加重。他的呼吸为每分钟28次。到9日凌晨，每分钟呼吸达45次。

拖到6月9日上午8点55分，专案组请示黄永胜同意后，才将贺龙送入301医院14痫室“抢救”。“抢救”前，他们还召集医生开会，做出“指示”：“病人到医院后，有几个医生抢救治疗就行了。不要从各部找那么多人去。”医院执行了这个指示，根本达不到抢救的目的，实际上，贺龙是在缺少医护人员的情况下被“抢救”的。1969年6月9日下午3点，共和国元帅贺龙含冤去世。

从林彪代表到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林彪成了党内二号人物，在党的九大上，又被确定为接班人而写入党章。这样，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和实际权力都有很大提高，叶群这个“林办主任”的实际权力更大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林彪身体不好，除了在天安门参加重要活动外，一般不露面。但林彪又需要参与一些重大事情，怎么办？林彪的办法，就是让叶群当他的代表。军委讨论重要问题，林彪自己不参加，让叶群代表他参加。“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的主要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成立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决文革小组经常开碰头会，决定重大问题。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周恩来、林彪都是应该参加者，毛泽东有时也参加会议。但是，林彪却不亲自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而是让叶群代表他参加。

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有红卫兵、造反派来提出要求，或者有军队干部请示重大问题，需要找林彪，要求林彪出面接待，林彪从不出面，而是让叶群代表他出面接待。叶群在出面接待时，伶牙俐齿，帮助林彪应付了许多较大较复杂的事情。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叶群成了林彪的代表。

随着这种特殊地位的形成，叶群的野心也膨胀起来，她不仅要帮助林彪巩固已经谋取到的地位和权力，而且她还要帮助林彪谋取到更大的权力。只有这样，她自己的权力才会越来越大。

由于叶群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并且有实际行动，加上她的林彪代表的特殊的实际地位，毛泽东也不能不对她重视了。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九大，叶群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她又当上了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很特殊，她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林办主任”，她实际上是作为林彪的代表而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她的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职务，则是实的。实际上，她在军委委员会议上，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是代表林彪参加的，等于由她来主持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凡是开会，都是先由她传达林彪的指示，然后由她提出落实林彪指示的具体意见。她是这两个部门的实际领导人。

把陈伯达拉过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而这两个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他们都在争夺自己的权力、自己的人。此时，叶群把目光投向了陈伯达。因为她看出，陈伯达与江青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中央文革成立不久，身为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风唤雨，是因为她确实有一些能量的，而且他们也看出，陈伯达是个书呆子，在政治上虽然也在观察、投机，但经常搞错了方向，闹出笑话。因此，这几个人认定，只有投靠江青，自己才能日后飞黄腾达，他们便都主动去投靠江青。更主要的原因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先后都翻了船。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王力、关锋、戚本禹闹得太凶了，又要“揪军内一小撮”，又要夺外交部的权。结果，闹得天怒人怨，最后自己倒了台。毛泽东亲自决定，先后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清除出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一来，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几乎光了。不仅如此，江青还抓住王、关、戚的问题向陈伯达发难，提出要追究陈伯达的责任。还是毛泽东挡了一下，加上陈伯达也赶紧把责任都推到王、关、戚身上，还在批斗王、关、戚的会上发言时对这三个人说了很激烈的话，才算勉强没事。

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亲信一个一个出问题，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却成了“阿斗”“刘盆子”。那时，江青经常当面讽刺陈伯达是“刘盆子”，陈伯达自己也半承认半解嘲地说自己是“刘盆子”在中央文革里，位居副组长的江青。反倒成了当家人，什么事都是江青说了算数，任何事情，没有江青同意是办不成的，中央文革的人也都唯江青之命是从。江青在钓鱼台所住的十七号楼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那时，十七号楼即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即十七号楼，已经是人们心知肚明的事了。当时。在中央文革内部，江青、康生、张春桥联合起来决定事情，呼风唤雨，陈伯达插不上嘴，有时还背着陈伯达。不仅如此，由于江青、康生、张春桥做手脚。在毛泽东那里打陈伯达的“小报告”，以至于毛泽东日益对陈伯达不满，几次批评陈伯达。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开始摇晃起来。

此时，陈伯达不再与江青、康生合作了，他想合作，人家也不理他。他自己住在米粮胡同的家中，干脆不去钓鱼台。但是，陈伯达在心中是很不服气的。他看不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些人也把他整得太苦了。陈伯达还要与江青、康生斗一斗法。

果然，没过几天，陈伯达就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与江青、康生、张春桥较上了劲。

起草这两个文件的权力，非同小可。结果，这场较量中陈伯达大败而归。于是，陈伯达便把目光投放到林彪身上，开始注意向林彪一边靠。

叶群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动向，开始着手拉陈伯达了。叶群拉陈伯达，也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焘林彪和陈伯达二人之间过去互相帮过“忙”。

林彪为陈伯达说过好话，1967年2月，军队的一些老帅们大闹怀仁堂时，一些老帅就质问和批判陈伯达，搞得他在中央威风扫地。这时，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林彪说了一句话：“陈伯达是好人，他长期担任毛主席秘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长期管意识形态工作，工作是好的。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他不容易呀！”这句话使陈伯达挽回了面子，也巩固了陈伯达在中央的地位。后来陈伯达听说是林彪为自己说了关键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在内心是十分感激林彪的。

陈伯达也帮林彪解过围。1966年11月，正当全国陷入大动乱之时，有几百个红卫兵到国防部大院去串联，警卫人员不让他们进，有几个学生就高喊着往里面冲，这样，就与警卫部队发生了冲突。冲突中，几个学生被警卫战士打伤了，于是，红卫兵们不依不饶，调来了更多的红卫兵，包围了国防部，用广播大喇叭高喊着彻底批判军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消息报告给了林彪，林彪请“中央文革”出面处理。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责无旁贷，就动笔写了一封给红卫兵的信。信中说你们冲击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情可以一个一个说清楚……。陈伯达还派张春桥去国防部，当着学生的面宣读了他的信，学生们一听，是“中央文革”组长的意见，立刻就散开了。陈伯达一封信，解了国防部的围。事后，林彪托人转话给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谢谢他。

此外，陈伯达和他老婆闹矛盾，叶群听说后也主动关心陈伯达，派人帮助陈伯达解围，劝说陈伯达的老婆离开北京，并且由军队把陈伯达的老婆送到山东养起来。

陈伯达对叶群的“关心”，是感恩的，他不断主动地给叶群打电话，与叶建立了“热线联系”。叶群向陈伯达转达了林彪对陈伯达的敬意，说林彪同志十分尊敬你，认为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陈伯达写得一笔好字，却从不给别人写。于是他就主动地给林彪和叶群题字。林彪自我爆炸后，专案组在林彪住宅中找到的陈伯达给林彪的题字是：“天马行空，猛志常在”，“天马行空。知无涯”。陈伯达给叶群的题字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己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据林彪的秘书讲，陈伯达给叶群的一幅题字：“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差一点使叶群自我飘浮起来，林彪得到了陈伯大这个“大笔杆子”，如虎添翼，他不怕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再用理论来压他们了。陈伯达受到了党内二号人物的支持，他在党内的地位也稳定下来了，而叶群在把陈伯达拉到林彪一边上，是“立了功”的。

庐山上的表演

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要谋取更大的权力了。1970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和陈伯达在会上相互配合，搞突然袭击，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林彪还在会上抢先发言，抛出了他的纲领，其目的是掌握更多的党和国家的权力。

和林彪一起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叶群，在庐山上做了充分的表演。林彪发言后，她立即授意、组织林彪手下的“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陈伯达密切配合，在小组会上纷纷发言，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叶群自己在中南组小组会上发言时，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发现了林彪、陈伯达的阴谋，但他并来直接揭破林彪，而是把矛头指向了陈伯达。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一大段批示。后来，又在这些批示的抄清件上加了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天才论”。虽然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陈伯达鼓吹“天才论”，有林彪的背景，但他还是希望争取林彪和自己意见一致，因此，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了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在9月1日召开的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诜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毛泽东只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毛泽东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毛泽东还提议，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也让林彪主持会议。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是善意对待林彪的，他还是要保林彪的，他是给林彪一个下台的机会。

但林彪表面上服从毛泽东的决定，背后却指使叶群召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到她那里开会，确定对策。叶群在会上说；要检讨，主要是吴法宪检讨；第一不要涉及林彪，第二不要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彪、黄永胜保下来。

假检讨

庐山会议后，叶群回到北京。因为毛泽东要求他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检讨，叶群不得不于1970年10月13日给毛泽东送来书面检讨。叶群在这份书面检讨中写道：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不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认识这个问题，总是以肤浅意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自己虽然没有参加搞那个语录，但自己的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引用了它，上了当。自己在会上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自己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很明显，叶群的这个检讨，说的是假话，她企图用这些轻描淡写的假话，欺骗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看穿了叶群的检讨言不由衷，但仍然对她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10月15日，毛泽东在这份检讨书上批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呢？”“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斗争过吗？在思想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还充满善意地批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是上当者都适用。”最后，毛泽东把叶群的这份检讨书和他写的批示，批给了林彪、周恩来、康生及其他有关同志阅。

毛泽东的批示传下来后，叶群自知毛泽东发现了自己的检讨是假的，不得不于1971年4月又写了一个自我批评材料。但在这份材料中，叶群仍然推卸责任，轻描淡写。此外，她还和黄永胜一起，在军委办事组搞掩盖，几个月不批陈，也不传达庐山会议情况，而林彪本人则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说，也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发现了这一问题，认定：“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北戴河末日

1971年3月29日，毛泽东派周恩来、黄永胜、军委办事组的一些人去北戴河，让他们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关于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同时也向林彪谈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行前，特意交待周恩来：只是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指林彪——笔者注)一个台阶下。”(史料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93年版126页)周恩来到北戴河，住了两天。在两天时间里，他连续同林彪谈话，做林彪的工作。但林彪一直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只是在最后一天才向周恩来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批陈的指示，还表示，对他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检讨，“很高兴。”当听周恩来说毛泽东对他们(指黄、吴、叶、李、邱)的检查不满意时，林彪“要求”他们“重写一次。”对于中央要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决定，林彪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开这样的会。(史料见周恩来与林彪谈话笔记)至于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他避而不谈，毫不认错。周恩来一再说服他，让他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不表示出席，也不表示不出席，就是不开口，实际上是拒绝。周恩来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态度十分生气。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当叶群得知毛泽东的这些话时，经过她的渲染后，告诉了林彪，林彪十分气恼。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抗拒态度已经不能容忍了。1971年1月，毛泽东决定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北京军区后不久，1971年4月，毛泽东又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4月中旬，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毛泽东决定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查书及毛泽东对他们检查书所写的批语在会上散发。

叶群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忙告诉了林彪。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这些措施极为不满和忿恨，并且公开地表现出来了。1971年五一节时，按中央规定，晚上中央领导人要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当华灯初上时，毛泽东按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紧挨着毛泽东坐下。毛泽东坐下后，一边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一边看中央领导人都到齐没有。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按时来到天安门城楼，唯独不见林彪的影子。按以往林彪的惯常做法，他总是先毛泽东几分钟到达，在楼梯口迎接毛泽东。今天，林彪却迟迟不到，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开始有些烦躁。焰火开始后，广场上一片火树银花，群众和专业的文艺团体在广场上表演各种文艺节目，毛泽东却无心观看，他不时地瞟一眼对面空着的座位，不时地与西哈努克说几句话。隔了很长时间，林彪仍然未到，周恩来有些着急，他让他的秘书去催促。过了十几分钟，林彪才慢慢地走上天安门城楼。当时天气很热，林彪却还穿着一件军呢大衣。他脸色黄黄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也不同毛泽东打招呼，只是阴沉着脸，不与毛泽东握手，也不同他说话，冷冷地坐下，也不抬头看焰火和文艺节目，一直耷拉着脑袋。几分钟后，他起身就走，也不同毛泽东打招呼，自己慢慢地走下天安门城楼。这一幕，引起了包括西哈努克在内的中外要人的注意。大家心中明白：林彪已经与毛泽东不和了。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矛盾表面化还表现在另一件会见外宾的事情上。1971年6月，罗马尼亚的客人来中国访问。中央安排，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四个人一同在人民大会堂的118房间会见罗马尼亚客人。会见的时候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都按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周恩来、康生都上前向毛泽东问好，但林彪根本不理毛泽东。他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也不与毛泽东握手。会见开始时，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与罗马尼亚客人谈笑风生，而林彪则一句话也不说，只在那里阴沉着脸坐着。会谈开始不久，林彪自己就出来了，他走到大厅的西北角，坐在一张椅子上，脸色蜡黄。一动也不动。林彪的座位一直空着，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一起与罗马尼亚客人谈话。会谈结束后，罗马尼亚客人走了，毛泽东等出来，林彪也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只在那里耷拉着头坐着。毛泽东等人走了，林彪才站起身，慢慢地走了。

实际上，林彪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强硬态度。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林彪一伙内部在搞什么阴谋。但是，到底是什么阴谋，毛泽东当时也不知道。他决定再采取一些新措施，摸一摸他们的底。这些新措施中，与以前不同的是直接涉及到林彪，直到公开点林彪的名。

5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向各级领导干部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隐喻地批了林彪——笔者注)。毛泽东的这些举措，引起了林彪的更大不满。他告诉他手下的人，在军队里面，就是不要搞“批陈整风”，也不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和讲话。林彪的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发现。他决定，进一步把矛盾挑开，并且针对林彪，实施“敲山震虎”。

1971年7月9日，毛泽东向陪同他会见基辛格的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检讨的事，熊向晖据实报告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也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毛泽东听后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还说他们是搞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叶群、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叶群、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毛泽东的这些话。就是说给林彪听的。实际上，毛泽东是通过这些话来敲打林彪。

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他在1971年7月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的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毛泽东说的“瞒了三个”常委，是指林彪和陈伯达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搞地下活动——笔者注)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就是说，庐山这场斗争，对象实际上是林彪，并且认定林彪他们在搞鬼，搞阴谋。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是用“敲山”的办法，来“震”林彪这个“虎”。

这些情况都通过叶群向林彪报告了。但是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发表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这四句话是：“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

叶群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上述信息后，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已经发现他们在搞阴谋了，并且把问题看得很重。她心里已经意识到了，林彪小集团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但是，此时叶群还心存一线希望，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掌握他们搞阴谋的实据。因此，叶群主张：林彪仍然不要表态。

但是，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他为了揭露林彪集团的阴谋，决心亲自到南方去巡视，了解林彪集团的情况，分化林彪的党羽，同时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警惕林彪集团搞阴谋。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分量是相当重的，他把林彪的问题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认为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指出林彪等人搞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反对九大路线，急于夺权。这是一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让步。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话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叶群却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于毛泽东在南巡时要分化林彪集团的人，因此他也要找林彪集团的人谈话，这些人便很快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通过林彪死党报告给了叶群，叶群立即报告给林彪。林彪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内心是惊恐的。但是，他对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知道得不太详细，就让叶群布置其亲信死党继续打听详情。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叶群从周宇驰、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详细内容，报告给了林彪。林彪听后，对消息准确与否不放心，他通过叶群，让其死党李作鹏专门到武汉去一趟，了解情况。李作鹏于9月6日到达武汉，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秘密向叶群报告诜毛的谈话有三个重要之处：一、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二、上纲比以前更高了：三、矛头对准了林彪。

听到李作鹏的报告后，叶群与林彪进行了分析。他们知道毛泽东把问题上升到路线高度的分量，更知道路线斗争中反面头头的下场；他还注意到毛泽东的谈话中说到的：这件事没有完，还要抓后台。此时林彪内心十分清楚，毛泽东不光是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在搞阴谋，而且是一定会把他们搞的阴谋活动查清楚的。他们这个集团灭亡在即了。于是，他孤注一掷，决心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即林立果在林彪支持下秘密建立的由效忠林彪父子的人组成的武装部队——笔者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了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书)林彪的这个手令，实际上把他的死党及其所属部队的指挥权直接交给了林立果、周宇驰，由他们组织实施暗杀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计划，并发动武装政变。8日当天，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秘密召集“联合舰队”成员研究在毛泽东南巡的途中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在动员时还诜现在首长(指林彪——笔者注)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他们给毛泽东确定的代号——笔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他们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手段主要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毛泽东专列，派强击机炸毁毛泽东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同时做好准备，待杀害毛泽东得手，他们准备攻击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也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十分敏感，他从一路巡视所见到的蛛丝马迹中预感到了林彪集团有反常举动。这引起了他的警觉。1971年9月11日中午，毛泽东打破了预计行动计划，突然命令专列离沪北上，谁也不通知，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于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丰台约见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并与他们谈话后，要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预备对付突发事件。安排好这一切之后，于下午4时回到中南海休息。

折戟沉沙

毛泽东突然返京，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部署。上海的王维国于9月11日晚上才得知毛泽东离沪北上，但仍不知毛泽东的去向。王维国急忙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向他们报告。林立果得知情况后，完全绝望了，他说：“全完了I……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和叶群——笔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1971年11月22日李伟信的交待材料)

林彪和叶群曾有两个选择。当第一个选择落空时，他只能选择第二个——出逃。

林彪和叶群得知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完全落空时，认定他们的阴谋肯定败露无疑了，感到已经大祸临头了。但是，他们不肯束手就擒。此时，他们做出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一个选择是逃往苏联。

一向敏感、细致的林彪从这些情况中断定：中央已经对他南下广州采取了防范措施，南飞广州的计划已经难以实施了。不一会儿，李作鹏打来电话，向他报告了周恩来关于只有四个人下令才能动山海关的“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更证实了林彪和叶群的这一判断。他们不得不放弃第一选择，转而实施第二选择——外逃。

林彪决定外逃的方向是苏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结识了苏联军界和政界的不少朋友，虽然当时中苏两国处于对立状态，而林彪又是中国方面主张与苏联硬抗的，但林彪坚信，凭他与苏联军政界高级领导人的老关系，加上苏联方面会考虑到他是与毛泽东分裂后来到苏联的，是会收留他的，因此林彪才决定逃往苏联。当他听叶群说周恩来已经知道他们要南下广州的阴谋时，林彪急忙令身边工作人员：“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叶群说“越快越好。”(林立衡回忆)12日深夜11点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乘上红旗轿车，急驰山海关机场。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家的轿车开到机场后，不等客梯打开，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一个往上爬。林彪身体虚弱，爬不动，叶群就在前边拉，林立果在后面推，爬进了驾驶舱。机场工作人员见林彪等人行为反常，就报告了李作鹏，请示如何处理，李作鹏不答复。这样林彪等人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林立果一到飞机舱中，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上机，舱门也没有关好，就下令强行起飞，飞机于零点32分升空，向西北方向飞去。

周恩来得到林彪一家已经上飞机起飞的报告后，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掌握飞机去向，他还让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专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到北京的东郊机场还是到北京的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专机上不回答，继续在天空飞行。见此情况，周恩来、汪东兴同时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说后，沉默不语。周恩来马上安排毛泽东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三叉戟”已经在天上飞了30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了，吴法宪急于立功，从西郊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周恩来转而请示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策动的政变计划和他突然外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对处理此事仍采取慎熏态度，他深思了一会儿，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汪东兴回忆一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208页)9月13日1时50分，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境内。

林彪出逃，是慌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已经飞上天的他确曾犹豫过，这种犹豫使他折戟沉沙。

林彪从乘上“三叉戟”升空，到飞出中国国境，在中国的西北方向飞行了约93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如果直飞蒙古任何机场，或者从山海关直飞苏联西伯利亚任何一个机场，都完全可以做得到，用93分钟是绰绰有余的。那么，为什么林彪没有直飞苏联或者蒙古？对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人注意，当然也很少有人提出。这确实是一个待解的疑团，而对这个疑团，也要通过对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分析中才能解开。

经过分析可以肯定，林彪乘飞机出逃，是慌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当他飞上天空时，他开始思考了。在思考中，他有一段时间的犹豫过程。在此过程中，林彪所乘坐的飞机没有选择直向北飞，也没有选择直向东飞，而是令飞机向西北方向飞行，向西北飞，就意味着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往南，飞回北京，一个方向是往北，飞越边境。而当林彪飞上天空后，在向南还是向北的问题上却犹豫了。本来已经做出外逃决定的林彪为什么会犹豫？答案要从对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实的分析中去寻找。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中，除了讲了不少批林彪的话外，还有许多话提到，对林彪还是要保，要拉。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在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之前，也一直拥护毛泽东，因此，林彪确信，毛泽东所说的要保林彪的话，是真诚的。另一方面，林彪也考虑到，他下令让林立果暗杀毛泽东的事情，毛泽东虽然现在还不了解(事实上，当时毛泽东也确实不太了解——笔者注)，虽然他们打算南下广州的计划毛泽东目前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事情，毛泽东早晚是会知道的。这些可都是滔天大罪，毛泽东和党中央知道这些事情后，是难以见谅于他的。于是他开始在飞回北京和飞出边境二者之间进行权衡了。权衡中，一向刚愎自用的叶群的意见，对林彪会有重大影响。林彪犹豫了。使他犹豫的，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周恩来通过调度员向他进行呼叫，让他回来，周恩来还要到机场去迎接他另一个是毛泽东没有下令派飞机拦截他乘坐的“三叉戟”。他明白，如果毛泽东下令派飞机拦截，是很容易拦截住的，他是飞不出去的。这两个因素也使他费思量。林彪确实在天空中犹豫起来。

正是在这种犹豫中，时间静静地流失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中国西北飞行了93分钟，耗掉了这架“三叉戟”所带的大部分汽油，当“三叉戟”飞出境外，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时，汽油已经耗尽，不得不在温都尔汗的一片草滩上紧急迫降，结果，迫降不成功，飞机起火爆炸，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在爆炸中身亡。这就是事后人们常形容的“折戟沉沙”。叶群死亡时，实足年龄还不到51岁。

尾声

叶群随林彪出逃摔死后，中央决定审查林彪集团的问题。1973年8月，中央做出决定：开除叶群的党籍。

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确讥叶群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因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