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中国式大片 不能只靠一个张艺谋

在2015年的“股灾”之后，大陆的娱乐行业成了不多的能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消费领域，也令它成了不错的投资标的。于是，离开二级市场、外汇、贵金属等领域的部分资本，在影视行业会师。2016年初，周星驰的《美人鱼》以33.9亿人民币（1元约合0.144美元）的成绩，成为中国票房历史冠军。

这是一个令电影人振奋的数字，类似的数字还有440亿——这是中国大陆2015年的电影总票房，而600亿则是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目标。2016年底，中国电影市场没有等来翘首以盼的600亿。从最早的“冲击 600亿”，到如今的“比去年高就行”，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希望破灭的一年。

圣诞档前夕，张艺谋的《长城》以“2016电影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姿态面世。这部中国式大片果然不负众望，首周末3天的票房轻松过4亿人民币，冲击5亿关口。与此同时，《长城》引发的争议在社交平台上猛烈发酵。

张艺谋的每部电影几乎都会引发争议，只是大多数批评几乎都仍然停留在影片之外。在网络舆论对《长城》的批评里，有关女主角景甜神秘莫测的身世与背景，以及老生常谈的张艺谋对权力美学和集体主义景观的热爱云云，对于电影本身的讨论却被架空了。

这部大片确实有“硬伤”。首先，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之一，在电影中并没有激发出任何想象力。长城作为冷兵器时代最恢宏的建筑，本来应该展示出视觉上骇人的气势或冷兵器巨大的杀伤力。但是在影片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其次，演员们的演技确实没起到支撑的作用。大家看到《长城》的演员阵容，误以为是一部群戏，其实不是，它有两个主演，四五个配角，其他的连配角都算不上。张艺谋以人物刻画作为代价，加快了影片的叙事节奏，虽然有助于提升影片的整体观感，却有“骗追星族入场”之嫌。

撇开这两点，客观地讲，作为一部爆米花电影，《长城》是合格的。有一种尽人皆知的老旧批评，认为张艺谋完全摒弃“个人主义”，生硬地套用人海战术来表现“家国天下”，那样的批评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可以成立，但如果刻意把这些都用来佐证张艺谋的政治观，有些太过牵强。

在《长城》里，张艺谋有意稀释西方的“个人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信任”而走到一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虽然这一核心理念在剧情铺排上略有牵强，但张艺谋做到了：面对外部势力入侵时，自由主义终究会被集体主义感染，冥顽不顾的自由主义者最后都会归化到集体中去。

爆米花大片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感化邪恶和赞颂光明是好莱坞叙事的标准套路，老套但有其存在价值。在这样一部讲求工业性的娱乐片中，张艺谋的个人意识代入其实是有限的，他所做的第一诉求是要把所有工作都镶嵌进标准工业制式的框架，这一点是中国电影特别缺失的一环，张艺谋只是想尝试对接这一课，所以，用《长城》这样的电影去探寻和又一次批评导演的价值观，没什么意义。

有影评人呼吁，别以一部作者电影的精神旨趣，去要求和框定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爆米花娱乐片。众所周知的是，一部商业大片能在世界范围内大卖，不是因为它隐含着有多严肃的文明输出，而是好看。中国式大片要想与好莱坞大片平分秋色，首先要学习对方先进的工业流程，其次才是输出价值观，这两点不应该本末倒置。张艺谋所执导的大片并不能代表“中国式大片”的全部，事实上，他在推动中国电影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得比其他人都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