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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港应从民主暖风压倒官僚邪风

从民望低迷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不连任,到泛民人士可以重新申领俗称“回乡证”的港澳人士内地通行证等事态发展,都折射出北京对港有着务实的改变。而对于港府未来工作,在选委会成绩不俗的泛民阵营中,不少人均要求重启政改,落实一国两制,令香港重新上路。然而,内地人大法工委会员在一个关于港澳基本法研究会上却表示,重启政改必须根据人大8.31决定,而人大8.31框架肯定不会改变。

所谓“8.31框架”是指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颁布的规定,指根据香港《基本法》第45条,香港可于2017年实现首次全民普选特首,但同时亦就选举制度做出3项重要的宪制规限:第一,参选特首的候选人须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而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产生办生均严格遵循2012年特首选委会的成例;第二,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过半数的支持;第三,最终有资格名列普选选票的特首候选人数限制在2至3名。这3三项重要规定被香港媒体称为“连落三闸”,使得回归后每次地区选举得票率都有过半数的泛民阵营及其支持者大失所望,旋即引发79的“占领”行动,而这个被指为有违《基本法》中“特首选举要广泛而平等”的人大8.31决定最终在2015年因建制派护航不力被香港立法会大比数否决。

普选失败激起港独思潮。图为香港市民反港独游行(图源:AFP/VCG)

普选落空激起港独思潮

实际上,近年来香港社会的不平静,与人大8.31框架不无关系,这个被视为有违民主概念的决定既把本已拥护一国两制的泛民人士千方百计打入“另册”,亦令不少渴望普选特首的港人彻底失望。在失败、绝望的情绪支配下,部分香港青年出于成长时的叛逆心态,情绪化认为要当家作主,才能争取所谓“真普选”,于是不顾一切地搞港独,使香港未来发展蒙上阴霾。在陆港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一国两制俨然抵达了十字路口。

如上文所说,尽管泛民在香港回归以来历次立法会地区直选总得票都稳定超过半数,但由于特首选举政制设计人为扭曲,在即将来临的特首选委会近1,200个委员中,就算泛民取得历史性的325票,占逾选委会的四分一,但也不足以主导选举结果。鉴于香港《基本法》规定特首候选人由不少于150名,即八分一的委员提名产生,泛民尽有不满也勉强接受选委会安排,因至少保留提名特首的“造王”条件。但如果8.31决定通过,提名委员会组成方法按照选委会的同时,却不顾一直以来特首候选人的产生办法,搬龙门把150人提名改为过半数提名。如此安排,自然惹来要封杀泛民代表参选特首的疑窦,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初衷。结果当然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泛民及其千千万万的支持者推向对立面,导致香港社会撕裂、对抗升级。毋庸讳言,8.31决定对近年港独冒起具有相当的责任。

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与发展是《基本法》规定,也是北京政府对香港市民及世界的庄严承诺,只要落实特首普选,那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方能真正落实。因此,追求真普选、追求以广泛而平等的方式、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可说是一般香港人对“两制”差异的根本认知,应为一国两制框架所包容,以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准确”来理解一国两制,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国人大委会长张德江5月视察香港时强调一国两制要“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并首次接见4名泛民的立法会代表;同时为了精准打击港独,泛民有指重新被定义为“爱国爱港”,之后北京容许泛民人士申领回乡证,正常往反两地。

做好预防机制让真普选可行

以上的事件,都是在严肃场合公布和发生,代表北京最高层的声音,显示出只要拥护一国两制、《基本法》都是建制,难道这不够权威的吗?难道内地涉港官员可以置身事外吗?虽然香港近年的政治冲突有值得中央疑虑的地方,但只要做好预防机制,例如《基本法》里中央政府的最终委任权,甚至在政改中设置特首候选人提名审核机制等,便可以让泛民所谓“真普选”变得可行,而毋须建立8.31框架中不合理的筛选过程。但问题是,当中央向泛民吹暖风情况之际,却有内地官员表示不一样的官僚“杂音”,指或明或暗封杀泛民的8.31框架不会改变,这只会让中央和香港泛民刚建立起的沟通变得毫无意思,根本解决不了陆港问题。

泛民阵营在日前结束的选委会选举上成绩可观,反映出香港市民不满现状和民主诉求的强烈,再结合泛民在9月立法会功能组别的选举结果,可见建制派并不是香港社会的主流,即便是小圈子选举,建制阵营已难以掌控。北京宜应从善如流,正视这种改变,因势利导,让下届特首选举朝向真正普选发展,避免陷于被动位置,同时运用自己合理的影响力,让香港落实真正普选特首,循民主程序解决香港发展等诸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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