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30年旧传统 中共官场新游戏规则显露

一种中共官场生态的兴衰，也是看待中国大时代的一个视角。近期相对集中在省（市）委副书记、副省长级别的十多名官员调动，比如江西省副省长刘昌林转任甘肃省省纪委书记，原成都市委副书记邓修明任天津市纪委书记，上海副市长周波进入上海市委常委，浙江省委常委王永康调任陕西省西安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刘国中调任吉林省省长，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虽然并未如省长、省委书记这样的地方大员集中调动引发外界关注，但是细心观察可以发现，部分风评具有争议性甚至是因为触及“八项规定”红线而被批评的官员这次也得到了提拔。

从能干到能贪的官场绿林时代

20世纪80年代，为了最大可能地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当时的中共高层启动了官员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更新，由此出现了一大批有想法、有个性的能吏群体。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诸多能吏也开始有个附加标签——能贪。

今年的5月26日，江苏省“领导班子”发生变动，省政府秘书长张敬华被免、副省长许津荣辞职，4天之后，常务副省长李云峰“突然落马”，这一些列变动，引发外界对“江苏帮崩盘”热议。因为与其他官员塌方式落马地方不同，江苏官场曾一度以出产“能吏”著称，苏南模式更成为各地效仿的对象。

在被视为“江苏帮”的落马官员中，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曾以“敢干”风格而著称；南京原市委书记杨卫泽更是“雷厉风行，个性鲜明”；曾经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的云南省委前副书记仇和，更是堪称从江苏政坛走出的“能吏”代表。

季建业当年主政南京时颇有魄力，但惹非议不少（图源：Reuters/VCG）

由江苏官场“能吏”而及其他，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亦曾“铁腕拆违”；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上任伊始就强势启动了中国高铁建设浪潮；而曾经的“政法王”周永康，即使在落马后，他年轻时奋斗在石油第一线时期的上级，仍然称赞其当时是“那一批人里，无论是专业业务还是政治素质，他（周永康）都是最突出的”。

中国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发展经济的要求下，一大批“能吏”上位。由以往的政绩观来衡量，这些官员赢得了政绩，获得了“万民拥戴”，得到了更高级官员赏识，凭着这些资本，他们得以成为“能吏明星”，仕途“一路惊喜”。但是，在没有反腐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这些“受过穷”的官员同样因为“胆子大”，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从“能干”变成了“能贪”，逐渐越过了官场底线。而有“党鞭”之称的中纪委“一把手”王岐山重新制定中共官员问责条例，显然是要官员重新认识这种底线。

能上能下的透明新规则

这些官员的职位跳动，不乏诸多包含有争议或者冷门官员的升迁，比如12月7日，曾因接受国有企业公款宴请而在一年前被中共党纪处分的上海市副市长周波，此番晋升上海市委常委。

而12月11日升任云南省长的阮成发在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期间，因为大拆大建而被冠以“满城挖”的外号，就在今年7月，阮成发还曾因为武汉暴雨后严重内涝，引发民众对武汉巨额防洪投资效果质疑，继而传出阮成发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的消息。不过，武汉官方随后便进行了辟谣。对于这些外界风言风语，阮成发的回应是：“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在定调十九大选人用人时曾强调，选用“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官员，“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及时用起来”。某种意义上，以周波、阮成发为代表的一批官员符合这样的用人观。比如阮成发，在争议声和“骂名”声中通过八年多时间，让武汉在综合服务、产业集群、物流枢纽、开放高地和人文凝聚功能等方面飞速发展，逐步向大陆一线城市靠拢。

交通巨变带来的生活便利，不仅使得武汉人对“满城挖”的态度开始转变，也让中共高层大为赞赏。2013年两会期间，曾在湖北任职过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曾笑言“阮成发，‘满城挖’，这个我知道”，继续表示：“你们的思路是对的，办大事情就要下大决心……大建设时期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但建成之后会带来更好的服务与方便。”

这种动向，让今后中共官场的用人新规则逐渐显示——只要能做出政绩，哪怕手段非常可忽略不计甚至粉饰太平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中共官场更趋向去实事求是、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则——违法就要落马，犯错就要挨批，但只要没有触及官场红线，在条规允许的原则下一样可以获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