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一个“核心”的存在是必要的

多维：在刚刚结束的六中全会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说法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政治的视野当中。中共此前只有毛、邓、江三人有过“核心”的称谓。胡锦涛则从来不是核心，而实质上讲，江泽民的“核心”地位也是邓小平为了稳固时局而赋予江的。

因此至少在多维看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只有“毛、邓、习”三代。从您对中共的观测来看，是否认为习近平已经可以担起“核心”这么个称谓？

王赓武：这个问题与当下时局密切相关，老实说，我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但就我个人观点来看，所谓的“核心”也不过是个词汇而已，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审视权力交接的客观现实、每个时代之间的不同、以及这些因素所蕴含的意义。

追本溯源，探索这个问题有需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权的本质。一个理想中完美的中国国家政权必须是统一的，且拥有一个中心，而这个政权的中心可以有很多名字。“核心”就是其中之一。

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为最大亮点（图源：新华社）

在某种意义上，时下的这个“核心”与中国历来以层级化的世界观相关。在这个世界观里，永远有着上级和下级，鲜有什么是平等的，而与此同时也永远会存在一个顶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中心也关乎着中国的统一。

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还是学者们而言，一个没有中心、又或是中心很模糊的国家政权，都必然是动乱的起因。可见所谓“天无二日”抑或是“国不可一日无君”等传统理念都是根深蒂固的。

从“一家不可一日无主”的这种维度出发，“核心”与帝制其实是雷同的。只是中国早就明确地抛弃了依血脉延续的帝制，并采取了以公民参与等概念为轴心的共和制。因此既然不能当君王，也不能封天子，同时我们却依旧需要一个中心，所以便产生了采取一套不同的措辞的需要。

须知，无论是中国的人群、传统习俗、文化、国土面积、还是人口等因素，中国都太大太复杂了，这也令它极易分崩离析。因此，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回顾中国历史时，都会推崇一个统一的中国--正所谓“天下合则万民兴，天下分则家国乱”。

在这种认知内，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对的--秩序与混乱、统一与分裂，阴阳二分等等。从这个角度去看，秩序是好的，统一也是好的，但这都有赖于一个稳固的中心，这构成了中国不可改变的思想传统。

因此尽管中国有不少人更倾向于拥护民主的想法，更希望见到中国民主化，我认为他们潜意识中依旧是不愿意见到无政府状况下的混乱的。“民主必将带来混乱”的忧虑一直存在，而这个假设在国际社会上似乎不缺乏例证。

那么，当中国人见不贤而思齐的时候，他们难免就会问：“当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陷入混乱，我们该如何是好？”很自然地，即使是那些在中国很渴望实现民主的人，也会对此有所持疑。中国的情况和台湾或韩国等比较方便于治理的小体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尚未能确信民主化变革会带来好的结果，而当你一方面不确定民主是否能成功地实施，一方面为之感到焦虑，另一方面又认同秩序与安定才是家国之根基的话，“一个国家政权需要拥有一个中心”的这种思维模式也就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我认为，中共领导人真心相信这一套论述，也即“中共在过去60余年间令中国有能力变成今天的样子，是中共拯救了中国；也只有中共才能拯救中国；乃至于为了能够让中共继续拯救中国，中共必须保持健康、有纪律、和统一；为了拯救中国，则必先拯救中共。”

那么，中共又该如何在这一点上有所保证呢？当我们回顾历史，便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毛泽东曾差点让中共覆灭，而邓小平是在痛苦的挣扎中才重建起中共并让其延续至今，尽管中共却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

正如大家所知道，当习近平接班的时候，党内腐败情况之严重已是世界默认的现实了。诚然，尽管腐败问题如今已被暴晒在日光之下，却仍然有人会怀疑习近平反腐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解决腐败，而是为了清洗反对势力。对于这一点要做出客观的判断恐怕还是为时过早。

不过，如果从习近平的思考角度出发来理解的话，彻底反腐以拯救中共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因为一个腐败的政党是永远都无法建立起社会公信度的，人民会因此而质疑该政党拯救国家的能力。

那么，一次浩浩荡荡的反腐运动确实能够在人民心中留下较好的印象，使其认为官员遵纪守法并且是真为了中国的未来而付出不懈的努力。只有在建立了这种公信度之后，中共才能够继续“拯救”中国。

然而，与其调查并判处一个个腐败官员，更根本的手段还是在堵住祸乱之源，增加官员通过法律和行政体系贪腐的难度，以及建立起一个可以令腐败现象最少化的制度。贪腐是不可能被清除的，它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现象。只是中国贪腐情况之严重，已令到中共面临着严重的公信度危机了，乃至于使其受到“亡党”的威胁。

因此，习近平将反腐作为首要的任务实属明智之举。可是，他该如何完成任务呢？这并不容易。为了促使人民监督和反腐治本的力量在法治轨道上得到充分的涌流，中共则有必要深化改革，而这又将必然遇上更大的阻力。这时习近平该怎么做呢？

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个“核心”的存在是必要的，而无论你以怎样的词来形容这个中心都不重要，因为只要在这个制度设计下，一个人或一小撮人能够起到最后拍板定论的作用，并且无论后果好坏都能够担负起责任，这才是这个“核心”的意义。

换一个角度去看，“核心”这个词的确是邓小平所创，而在那之前，毛泽东确实也是毋庸置疑的核心，只是后者并不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借助“核心”来赋予他更多的决定权罢了。

“核心”作为一个制度机制被正式确立下来，始自邓小平。但却有着更久远的根源（图源：VCG）

鉴于此，邓小平的情况确实有所不同，作为一名退休的老领导，邓小平需要一个机制来给予他更大的权力或认可，从而令他以及他的支持者们拥有更高的威信。

但到了六四事件之后和南巡那几年，邓小平对“核心”概念进行了微调，使其没那麽自由、公开，却仍然保留着适当的去中央化。

分权诚然对于彼时中国而言是好的，然而凡事有度，一旦分权过多，导致丧失了权力中心，那么即使是最高层领导人也将丧失掌控和执行力。

所以就有朱镕基在一个税收已沦为空文的历史阶段中被指定去改革国内税收制度的案例。这实质上是个极其困难且不得人心的任务，但从中我们也的确能看见如何中国自2,000年以前奠定中央集权的制度基础以后，总是在面对分权过多而产生的问题时会显得有些乏力。

因此，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后将江泽民立为核心，就是本着党和国家需要一个核心的初衷。彼时的江尚默默无闻，而正是借着邓赋给他的权力与核心地位，江和朱等人才能够推动类似税制改革等大工程。

鉴于此，我能够理解邓小平当年塑造核心，“追封”毛为第一代，自居第二代，并将江立为第三代核心的原因。这对彼时的时局至关重要。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为何要在当下有必要再提起“核心”呢？我着实不太确定，但很可能是因为中共需要再次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了。

邓小平在1978年和1989年曾两度推行过大规模的改革。如今，中共与中国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腐败和风纪恶化之后，已有必要进行第三次整治了，而反腐等工作又必将伴随着巨大的挑战。

若不妥善处理，贪腐官员继续逍遥法外，廉洁勤政的官员和诚恳的百姓们则会灰心，那这个政治体系又该如何运行呢？要想妥善处理难题，就必须借助足够的威信和权力，但这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绝不是易事。

展望当世，大概只有6、7个国家几乎没有腐败的问题，而另有20至40个国家的腐败问题也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这都有赖于这些国家完善的、具有高公信度的司法体系。

在司法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密切合作之下，每当有可疑之处，行政体系和人民都可以仰仗司法体系来做出公正的裁决，使贪腐的状况随之好转。

司法体系的公信度可以使人民远离腐败，并同时使官员们知道贪腐被发现以后的后果。至少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仅管腐败是永远无法被清除的，这个现象却是可以被控制和预防的。

可是，当腐败的问题存在于一党之内，而该党又高于法律，那我们该如何自我更正呢？党外的人民又该如何相信法律和体制的公正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是中国的现状，司法体系也有很多模糊待改善的地方。

我认为这当是习近平的另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而从习近平屡屡谈及“法制”和“深化改革”，似乎他自上任之初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然而，据我所知，他还没有采取显着的行动，中国司法体系的公信度似乎仍未获取大众的认同。

恰因如此，中共当下的反腐工作也会时而被质疑为一次针对政敌和反对者的清洗运动。但无论这类质疑符合实情与否，都很难被推翻，因为人们无法获知实情。由此可见，其体制中透明度的缺乏与公信度一样有待改善。

若想完成这些改革，则有赖于一位公认的权威角色，由他来促进政党的进步与自我改正，并创造有利于反腐运动可公开、公正且公平地进行下去的一系列机构。

这种变化都不容小觑。只是这么做最终会涉及到中共的权力继承问题。

对外界而言，中共权力继承的规矩一直晦涩不明。这一点在毛邓交接的时候便展现了出来--邓究竟是由谁选上台的呢？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邓小平兼具军方和元老们的信任，堪称当时的唯一人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到底是谁将他推上去的呢？这到今天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而邓小平之后，中共又该如何挑选接班人呢？邓本人便曾挑选过两位“失败”的接班人了，胡耀邦以及赵紫阳，那人们又该如何相信他的第三个选择是明智且可靠的呢？权利承继自中共建党之初便一直是个大问题。

回到你问的问题，邓小平基本上“钦点”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但谁选了习呢？习近平不是邓所挑选的继承者，因此与前两任相比，习近平的接任就显得不那么清晰。鉴于此，确实有可能需要某种东西来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他救党救国的蓝图，同时也赋予他挑选下一任接班人的权力。

然而，当中国既不是一种有赖于长子继承的帝制国家，也不愿承担民主制所带来的众多不确定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谓“共和”就必须谋求某种指标以确定其管治的合法性，比方说政党内部至少要存在某种程度的民主过程。

过去四年来，习近平的权力合法性应该源自于他坚定持续且较有成效的反腐工作、他数次作出的大胆决定及其担当、以及他逐渐坐稳了权力巅峰的客观现实。

在身居高位而恪守其职、面对反腐之困难时选择迎面而上并为党和国家谋取最大福祉的这几点上，习近平时至今日已获得足够的公信度了。因此，对于习近平而言，或许为赢来的权威争取更具长远价值的影响力的时机已到，他希望挑选下一任接班人了。

既然如此，如果因“核心”一事就单纯将习近平比作邓小平、毛泽东，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担过“核心”之名，邓曾经是，但现在的“习核心”却又是与“邓核心”有所不同。

或许，“习核心”意味着一个透明且具备稳固权力合法性的群体，在习近平的带领下，通过深化党内改革来进一步巩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从而获得长期治理中国，带领中国继续富强的权力。

无论是从制度层面根治腐败，还是军改，深层次的改革实有赖更大的执行力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图源：Reuters/VCG）

实际上，许多例子都能说明除了政局不稳定这一明显的缺点以外，民主制政体还存在着另一个缺陷。也即每次执政党派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更替都将带来政策的转向。所以，当反对党承载着选票而当权时，具有长期发展价值的政策则无法被实施，而权利转换的过程又将既耗费时间，也同时迫使人民负起沈重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的例子很有意思。因为在过去50年间，新加坡虽保持着民主选举制，人民行动党与李光耀却得以无间断地保持了执政权。

我们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当下的成功及其诀窍，就在于新加坡存在着一个长期发展的愿景。或许会有部分群体不认同这个愿景，但人民行动党的历代领导确实就是50年如一日地将此愿景付诸于行动，把这个愿景系统地推至其现实逻辑上的结论。

换言之，“可持续性发展”，这可能是一党专政制度为自己正其名的唯一理由。

不过这个理由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优势，则取决于执政党的执行力--每一届领导人和每一个政策都必须是正面且成功的。这是因为，只有当政策带来正面且人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收益，执政党的公信度和权力才会进一步上升，权力合法性也将随之加强。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存在一个“核心”以保证其愿景可持续地落实起来。这个“核心”或许是一个个人或是一小撮人，但能够持续50年之久、并维持强大执行力的政党，就必然有个核心以及一些会对之付诸于实践的领导，仅管这个“核心”也可能从未被公开地命名过。

诚然，这种政治安排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未必完全适当，中国的复杂情况也未必能与新加坡相比，但对于中国来说，促进这种制度设计或许真需要某种公诸于世的名称。因此邓小平首提“核心”之后，习近平也认为这个名称依旧符合时局所需。

当然，中共采取这种观念或许源自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一个强大权力中心的传统。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这个政治安排何以迫使中共把其政绩视作为一种生死攸关的基础，因为只有当中共可以让其人民感受到生活条件有所提高，它才拥有权力的合法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保证一个愿景的可持续性与成功的落实，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立一个“核心”就是必须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可以理解为何会出现“核心”这种提法，但如果把“习核心”仅追溯到邓小平，或许这么做会略显不妥。

这是因为，“核心”的关键或本质也许只存在于中国最为根本的文化精神之中，仅此而已，即其何以如此重视一个透明且强大的中心的传统，无论人们称之为“核心”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