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八年抗战背后的史观密码

近日，大陆将“八年抗战”改成“十四年抗战”引发舆论激烈讨论和回应，如何记录和看待历史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之所以引发讨论和交锋，其关键点在于历史观而已。

李大钊在1920年撰文《史观》，文章中称：“自康德以还，名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见者，既已实繁有徒，于是历史观亦衍类多端：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事实上，历史观的确是多种多样的。

他进一步阐释：“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

所以，近日大陆修改“八年抗战”改成“十四年抗战”，不必大惊小怪。时代在变，物是人为，历史观千差万别，见解当然也会有所变化。

时代的变化是这种变化发生的前提条件。多维新闻几天前撰文《格局不同十四年抗战见证国共历史观》，分析称，将“八年抗战”落实为“十四年抗战”，既是一种重新正视历史，摆脱中华民国话语体系的做法，同时也掺杂着现实因素。日本军国主义有所复燃与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持续紧张都是促使中共重新审视历史的导火索。毕竟，以史为鉴，警醒国民，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义务所在。

另外，“八年抗战”这种提法能够让国共双方都长时间达成认同也是时代的产物。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必然要以“政权”抗战作为审视历史的视角。同时，蒋介石从1931年开始，选择谈判和寄希望于国联调停，“持久战”与“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考虑也是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东北军民抗战是史实，但并不一定代表“政权”的意思。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近日也发声，他认为：“‘抗日活动’与‘抗战’是两回事，不是有抗战活动就可纳入抗战范围。至于领导军民进行全面抗战的，当然是中华民国、国民党与蒋委员长。”

郝柏村最后提到了领导权的问题，认为“把时间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抗战也仍然不是共产党所领导。”那么中共宣称的“创建最早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如何解释？

这或许是中共之前一直坚持“八年抗战”提法的原因之一。毕竟从1931年开始，中共当时仍然未能摆脱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控制，包括这支部队也是奉共产国际的命令建立的。另外，中共长征过程中与这支部队失去联系，除了几个共产党员外，中共中央到底与这支部队的联系有多少存在疑问。当然，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舆论宣传毕竟影响广大，无论是当时的共产党、甚至是全国人民，八年抗战都是深入人心的。

其实，无论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都能够从某一角度论证其合理性。不过从历史史实的角度看，十四年抗战更为接近历史史实，是对历史叙述的修正。毕竟东北军民的奋力抵抗是历史事实，不允许因为某一政权的原因而从历史画卷中擦除。

然而，既然是人，那就脱离不了人的视角、人的观点和人的立场。后人看待历史总会以“后见之明”的视角，把历史纳入宏大叙事的框架，以某种固有的判断来梳理历史事实，这必然会存在某种成见，进而会对历史现象选择性的漠视。

例如唐帝国在黄巢之乱之后渐次瓦解了，最终在公元907年被朱梁所取代。基于此，我们会倾向认为唐帝国从安史之乱后就开始陷入衰退，进而看到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宦官专权等等现象。这让我们无法看到当时唐朝的活力：中央或宫廷主导的新的政治文化的扩展，清流文人群体的兴起，文官政治向地方藩镇的渗透，等等。（见陆扬讲演：唐帝国的瓦解及遗产――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2010）

这个例子要说明，人们看待历史时需要努力去破除一些固有成见。历史是需要被尊重，尤其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类虽然无法完全破除个人认识的局限，但不能有意歪曲历史，让历史受到某一党派和政客的政治影响。政客眼中的历史，终究只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