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擅权私自调志愿军回国幕后

1958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受到批判，被扣上三大罪名：一、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二、忽略外事纪律；三、擅自调志愿军回国。那么粟裕着三次擅权真想又是怎样呢？本文选自《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作者张雄文。

1994年12月，中央军委给蒙冤多年的粟裕公开平反，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

这是已长眠地下整整10年的粟裕等待了36年的最高组织结论。

他的夫人楚青激动不已，说：“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粟裕同志本人固然已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的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

随后，中央军委批准立项的《粟裕传》出版，《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等文章也相继发表，披露了当年“错误批判”的一些具体情形。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多年后仍然有人坚持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结论，与中央军委的公开纠错结论背道而驰，借《彭德怀全传》一书的出版，继续给九泉之下的粟裕泼污。

该书对粟裕当年被扣上的“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等罪名，以及“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告洋状”等罪状选择性避而不谈，强调粟裕仅仅是“受批评”，原因是所谓三次“擅权”。

粟裕1958年被错误批判后，被撤销总参谋长一职，降为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被限制接触军队，其“错误”被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所有军委扩大会议的发言、简报，以及粟裕的检讨等等，均做为历史文件存档。

粟裕战争年代“常胜将军”的形象由此被颠覆，不仅他本人长期淡出公众视野，受到不公正对待，过去统率华东野战军的战功也被淡化、转移和磨灭，他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具有独创性的许多建议不被采纳，种种不公正待遇使其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的麾下猛将王必成慨叹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包括粟裕一些老部下在内的人成为“惊弓之鸟”，几乎谈“粟”色变。甚至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上海《文汇报》约请粟裕当年的老部下写纪念文章，也被委婉拒绝。

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里有多少深意，而是简单地想到，粟裕是共和国第一大将，功高盖世，现在的南京军区部队高级指挥员绝大多数都是他的老部下，找人写两篇悼念文章肯定没问题。可是事情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

他不无纳闷地说：“我们选择了两位华东野战军著名战将、大军区正职领导约稿，两位首长的秘书很快就回电了，回答的口径一样：首长身体不好，无法写。由于时间比较紧，我又走访了几位大军区副职领导，都未能如愿。”

粟裕夫人楚青曾经无比感慨：可见当年批粟的能量及其流毒影响之大。

《粟裕传》说：“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不正常的先例。”

粟裕本人也在1979年10月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报告中沉痛地说：“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检讨等等，均已作为历史文件存档。20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

但《彭德怀全传》一书对粟裕噩梦般的遭遇仅仅轻描淡写地说：“粟裕大将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但不作组织结论。扩大会结束后，粟裕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不再担任总参谋长。”

以区区一本出版物与明确说明“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的粟裕平反文章“叫板”，也就是敢与中央军委抗衡，这在历史上不多见。特别是当年批准平反的决策人江泽民、张震均健在的情况下，不免令诸多熟悉情况的人士震惊。

《彭德怀全传》以当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时错误的材料、语言乃至粟裕的违心检讨出发，譬如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以及粟裕被迫检讨“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等内容，认为粟裕犯了三大“错误”而咎由自取。

这所谓的三大“错误”分别是：一、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二、忽略外事纪律；三、擅自调志愿军回国。

书中多处运用“大概”、“大约”、“也许”、“可能”等似是而非的揣测字眼，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责任全部推给粟裕以及毛泽东。

譬如：“（粟裕）或许是为了减少首长具体工作劳累，大概是于2月26日，粟用总参名义下达了……调动命令。”“粟裕在打马祖、向苏联要材料越权后，又第三次涉及毛泽东的调兵权。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粟裕的原因。”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真实的历史轨迹是：所谓“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实则是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布置工作；所谓“忽视外事纪律”，实则是按照彭德怀的多次要求向苏联军队请教；所谓“越权调兵”，实则是最终以彭德怀主持的中央军委名义署名调志愿军回国，而非以粟裕主持的总参谋部署名。

1、所谓“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实则是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布置工作

1954年8月13日，即粟裕出任总参谋长的前两个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对福建沿海的两个作战任务：1956年底解放马祖岛、1957年底解放金门。

1955年初，江山、大陈、渔山、披山等浙江沿海岛屿先后解放。已从副总参谋长升任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认为，华东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福建沿海，解放马祖、金门的任务有可能提早完成。

这一年2月底到3月初，粟裕召集各总部和海空军负责人一起，听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关于视察福建的情况汇报，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

会议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打马祖作战规模较小，补给容易，战斗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而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争取于1955年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3月5日，粟裕将这一讨论结果书面报告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这一题为《关于攻打金门、马祖的设想》的报告说：经南京军区及总部有关领导研究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因此“我们意见先打马祖，然后打金门”。

四天后的3月9日，彭德怀在报告上批示说：“同意先打马祖。”

根据这一批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研究后，于4月15日作出具体部署，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

他们提出：“全面的进行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攻击的作战手段，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塘”，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交福建军区负责。

粟裕看到部署报告后，认为福建军区机构不健全，难以承担这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因而建议南京军区派员加强。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唐亮随即派副参谋长王德带人前往福建军区，参与对马祖作战的组织准备工作。

但时间过了两个月，总参谋部和粟裕一直没有得到福建军区执行情况的报告。

这年6月，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到北京参加集训，粟裕向他了解情况。

皮定均告诉粟裕，攻打马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充分，预定参战部队仍在执行一年一度的训练计划，所需登陆船只还在400至700余公里以外尚未集中，他们计划在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作两栖作战演习，然后投入战斗。

粟裕听完情况介绍后，说：“对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确实很差，亟需认真进行”。

6月18日，粟裕与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赓一起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

他说：“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充分准备，确实进行。”

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意思，粟裕当时还将三个茶杯摆成梯阶队形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美帝又不出面干涉，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应以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反击敌之反扑。”

粟裕还交代他们详细研究，具体计算，将研究结果报告中央军委才能最后确定和实施。

这次会见谈话，因工作人员没有作记录，皮定均记忆不准确，回去后将粟裕的话传达成意思大相径庭的内容：“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

两天后的6月20日深夜，彭德怀接到南京军区许世友等人的急电，首先提到皮定钧因误听而错误传达的粟裕指示内容，随后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

他们例举了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随后说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这时，粟裕已于20日白天前往旅大视察，不在北京。彭德怀便于第二天上午找来当事人之一陈赓询问。

陈赓说明了“总参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同时攻击”，而且交代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报军委确定和实施。

彭德怀要求陈赓告诉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南京军区的电报后，也打电话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毛泽东）回京请示后再定。

6月23日，毛泽东从杭州返回北京，彭德怀将南京军区发来电报一事向他汇报。

彭德怀说：“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

毛泽东表示同意。

7月8日，彭德怀召开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总参谋部负责人粟裕、陈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唐亮、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人与会。

会上，粟裕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

事情到此本已澄清，但总参作战部作战处长雷英夫却说：“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而且将这一句话写入会议纪要的注释。

因6月18日与皮定钧谈话时未作记录，虽有副总参谋长陈赓作证，但粟裕依然有口难辩，随即主动担了责任。

会议中，彭德怀借口一个空军团调动他都不知道，大发脾气（《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577页。）。原因是这个团调动，总参早已写报告给毛泽东、彭德怀，毛泽东批了，彭德怀尚未看到。

彭德怀还就皮定均误听的传达内容生气地说：“福建作战军委早有文件，由北向南，由小到大，谁想打大的？”

会后，彭德怀于7月12日报告毛泽东：“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577页。）”。

毛泽东于7月13日批示说：“6月18日讨论这么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8月31日，粟裕写了一份《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报给彭德怀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实事求是说明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检讨中他也说明：“雷英夫同志所做记录（指7月8日会议）的注释（即雷英夫的发言）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

彭德怀阅后批注：“已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粟裕同志。”同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阅后“退毛”。一场风波，最终平稳了结。

显然，粟裕在对金门马祖战备问题上，完全是执行彭德怀“同意先打马祖部署”的批示，根本不存在所谓“擅权”。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距粟裕被毛泽东钦点为总参谋长尚不到一年，正是对他信任有加之时。

毛泽东在粟裕作出说明后，当时也未追究他被皮定均误传的内容，更不会三年后仍然纠缠这一粟裕早已承担责任检讨过的区区小事，甚而大张旗鼓当做“擅权”加以批判。

2、所谓“忽视外事纪律”——实则是按照彭德怀的多次要求向苏联军队请教

中共军队长期实行的领导和指挥体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通过各个总部实施对全军的领导和指挥。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国防部，但原有的领导和指挥体制不曾改变，总参谋部等各总部仍然直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

不过，当时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而是与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共用，也就是说一个机构三块不同的牌子。

这时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委员（后为副主席）彭德怀又兼任国防部部长。为了体现新设立的国防部的领导作用，要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

但哪些文电以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文电以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名义发出，当时没有明确规定。

因而，粟裕担任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起草的文电，常常因为署名问题受到彭德怀的批评。总部机关部门感到难以适从，纷纷要求有明确规定。

1955年3月16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

从1955年到1957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先后5次拿出条例草案送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审批审，但都一次次被打回来了。

彭德怀还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当时强调以苏军为榜样，他所说的“人家”显然指的是苏联军队。

不久，彭德怀指示的“问问人家”的机会来了。1957年11月，粟裕与彭德怀一起访问苏联。

粟裕利用对口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向他提出，希望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作参考。

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说:“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的资料。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58年3月，苏军根据要求向我方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

这次会见，全部时间不到20分钟，除去见面时的寒暄和翻译需要的时间，双方总长最多只能讲五分钟左右的话。粟裕的随行翻译孙立忠后来回忆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但粟裕奉彭德怀之命向苏联总参谋长请教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这件事，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告洋状”，“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又被引申为“里通外国”。

而粟裕平反多年后，《彭德怀全传》又给他选择性地扣上了一顶“忽视外事纪律”的帽子，而且将陈毅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批判发言当做证据，说：“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3、所谓“越权调兵”——实则是以彭德怀主持的中央军委名义署名调志愿军回国，而非以粟裕主持的总参谋部署名

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规定，作为曾经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是十分清楚的，即便是豫东、淮海战役等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做部署调整，他都及时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1951年12月，中央军委出台新的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也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而当时粟裕正是仅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之下的唯一副总参谋长，对这些规定可谓耳熟能详。

1957年11月，毛泽东和金日成在莫斯科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这年12月，返回国内的毛泽东正式决定撤回在朝鲜的志愿军，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

彭德怀与粟裕随即奉命开始准备确定志愿军回国后的驻地，告知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

1958年2月，粟裕按照要求提出了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彭德怀主持的中央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后，第二方案得到基本同意。

2月14日，周恩来与陈毅、张闻天、粟裕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平壤出席群众欢迎大会。2月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第二天志愿军总部也发表了声明。

粟裕于2月21日随周恩来等人回国后，彭德怀于2月25日又主持军委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

根据军委会议的多次决议，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

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中央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未获彭德怀的同意，又改用国防部名义，仍然被他打了回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

总参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审阅。

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者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都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本意是留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

但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定了。最终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

也就是说，粟裕虽然曾经按照彭德怀的要求，起草过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但这个电报又被彭德怀和军委会议否决，既未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未下达给志愿军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仅仅送呈彭德怀审阅的电报草稿。而真正实施调动志愿军回国的正式命令，署名是中央军委。

但这样一份电报草稿，多年后却被《彭德怀全传》一书指责为粟裕“越权调兵”，而且将粟裕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违心检讨作为证据。

该书说：“粟（裕）在军委扩大会5月28日小型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调动志愿军回国这样一件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

对这些检讨内容，粟裕后来于1979年向中共中央申诉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

他说：“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

这种政治高压下的被迫自污的检讨，不仅粟裕有，彭德怀也不例外。他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无可奈何地说，在1959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正常的是，没有人再将彭德怀的检讨内容当作他当年应该批判的证据，而不正常的是，在粟裕也公开平反多年后，《彭德怀全传》一书仍然将粟裕当年的检讨引用为“擅权”的证据。

因为真正实施调动志愿军回国的命令实际上是以中央军委署名，以总参谋部署名一事为子虚乌有，因而《彭德怀全传》只能用“或许”、“大概”等字眼揣测，说“（粟裕）或许是为了减少首长具体工作劳累，大概是于2月26日，粟用总参名义下达了……调动命令。”而真正的“铁证”也就只有当年粟裕的违心检讨了。

综上所述，事实清楚地表明，在攻击马祖岛、请教苏联总长和调志愿军回国三件事上，粟裕仅仅是执行了彭德怀的指令，而非所谓的“擅权”。如果一定要说有三次“擅权”，责任人也只能是彭德怀而非忠实执行指令的粟裕。

粟裕夫人楚青曾感叹说：“人们的思维定势也是不易改变的，悲剧是人为的，被神化了的人，在某些人心目中宁愿他始终是神。”

《彭德怀全传》一书为尊者讳，为粉饰、神化一个令人尊重的人，却不惜泼污另一个令人尊重的人，不仅违背了中央军委1994年12月给粟裕公开平反正名的组织结论，也实有违历史真相与史家品德。